历史视野本身很重要
吴畅畅老师于历史学出身，中途去研究了下广播电视，最后又回到了历史学，对于这番来来回回，他只是回答说：“我觉得学历史和新闻并不冲突”，“历史、媒体研究和广播电视之间从来没有很明确的区分”。例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不仅体现了他的历史修为，更显示他高超的媒体分析与研究技巧，“我们不是有句老话说‘新闻就是明日的历史，历史都是过去的新闻’”。
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独立的一个学科，相反，它是最基础、具有根本性的人文科类之一，因为历史主要帮助人们培养一种前后延展的历时性视野，教会人们如何在现有的事件当中探查与过去某些历史事件的关系。当下的一些公共事件、媒体事件，都可以在过往的历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对位，甚至对立的事物。
“现在，不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平面化的，主要体现于在时间的延展性上不够，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与之前的一些研究对象或事件在时间上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他以社交媒体为例，微博刚刚出现，为何我们并非承接它的“社交”属性，而是将之高度政治化，作为讨论中国出现的各种政治和公共性事件，从而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平台？讨论过程中为何会产生大量暴力性的、非理性的网络语言，这种集体性的戾气到底从何而来，是否可以回溯到更早时期的讨论进行分析？他认为，这样的思考维度是历史学所赋予的。
在问及做研究以来，至今遇到过最有挑战性的难题时，吴畅畅老师坦诚地说起了博士论文。在经历开题环节、已经确定了研究题目，偶然读到文章《去政治化的政治》后，他当即打电话给导师吕新雨教授，说想要研究工人阶级，研究《工人日报》。对他而言，当时的最大挑战就是要把40年（1949-1992）来每一天的报纸都得看一遍。他没有使用量化研究方法，比如内容抽样，为了保证文本的完整性与纯粹性，他宁愿自己一页一页看完，一看就是半年。回想起来，虽然很辛苦，但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最基础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随后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文本与话语分析。
谈及学术研究的认识论，他非常反对用材料先入为主地适应理论的做法，“理论固然重要，但材料才是最关键、最核心的，写论文应该是先把材料看完之后，发现材料当中存在哪些问题，然后判断现有的理论能否有效地解释自己的疑问”，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是有价值，值得去研究的。
做让业内人都信服的批评
“你说要我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学者，以前我没有想过，但是这几年，包括我跟业界接触之后，我发现知识分子应该走出去，不是说要去赚钱，而是要走出书斋。可能受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影响，理论和实践之间，一定是螺旋式相互生成的过程”，埋头书斋做出来的理论永远都不“接地气”。
当前他的研究内容之一，是广播电视、新媒体综艺节目与当代青年文化，这一研究领域必须让他彻底走向“田野”。他坦诚道，自己首先需要了解广电内部的一线运营情况，尤其是节目制作与播出；还需要大范围地了解不同的年轻人对综艺节目的接受程度，了解他/她们的接受方式及其代际差别在何处。2015年开始，在吕新雨教授的支持下，他跑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省级卫视，接下来准备调研城市台与基层电视台，还有三大视频网站。现在，他正在参与一家视频网站新节目的前期制作，他想通过这样一种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更准确真实地把握广电业界的一线情况。
“任何一个综艺节目的大火，一定是撩拨了社会的一种整体情绪，社会需求在哪儿，节目就打到哪儿，节目走到哪里，社会情绪就跟到哪里。”虽然很多人会“鄙视”综艺节目研究，认为没什么好分析的，但在他看来，刚好相反，关键是切入的视角。他说，做广电批评很容易，难的是做让广电行业的人都信服与认可的批评，因为“你的批评不能外在于业界之外，而要由内而外，顺着它的逻辑往外，要么证伪，要么与之商榷，这样的批评才能让他人信服，而非由外而内地外置一种视角或强加一套理论，这样的批评没有任何力量可言。”
对于现下火热的偶像生存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以及马上要播出的《创造101》，他认为，因为养成类或练习生制度属于日韩娱乐产业特有的偶像“生产”模式，中国并没有成熟的产业模式，大众认知并不普遍，也不高，所以它的垂直深耕，直接导向粉丝效应与网络流量。《偶像练习生》在网络上的的火爆，因为它精准地抓住了粉丝和选手之间隐性的“用户粘性”。或言之，这些以萌系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半成品偶像，如同养蛙游戏里的小蛙，高度无害，让女性粉丝“自觉”、“自主”施以“母性”关爱，进而在选手与粉丝之间建立“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建立在商品化基础上的女性权力的反转，它借助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某种“主导权”的不在场，最终选手对于她们而言，具有高度主观性与独占性的使用价值。
大学本身，赚钱绝对不是第一要义
以前，他的一些朋友会问，为什么要在大学当老师，为了赚钱吗？他的回答是如果自己为了赚钱就不会进入大学了。他只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阅读经验、世界观去影响学生，让他们能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让他们更有现实关怀感。他说，“我并不是要引导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或者让学生激进地去面对这个世界，相反，我希望他/她们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
吴畅畅老师回忆说，自己从小就想当老师，小学想当小学老师，初中想当初中老师，后来到了大学，反而没有想过要站在讲台上了。博士毕业后进入上海社科院工作，那时，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邓惟佳主任刚好聘请他做外聘老师，这一做就是七八年，所以，大学的讲堂对他并不陌生。在他眼里，大学课堂有两个功能，一是知识的授予，二是德性的修养。知识的授予是要学生接触不同的理论与知识，扩展知识面；另一个德性的修养，它与知识相伴相生，让学生如何把它运用到实践中。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他影响很深，因为这就是一本关于道德哲学的著作，因为每一种技艺，每一种研究，都直接导向某种善，某种美好生活，这种目的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道德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甚少追问美好生活，或者陷入某种自娱自乐的“小美好”当中。他谈到说，现在在批判某一个事物时，不是鼓动学生去抗议，搞社会动员，而是希望至少通过自己的分析或分享，能够对让学生对自己当前的生存状况有所反思，不是单纯的批判，“因为批判很容易，而反思与建设是困难的”，他要让学生在这过程中重新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
谈起这些年来新闻业的变化，他颇有感触，“咱们新闻系从事新闻的同学越来越少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跟自媒体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受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最近读过一本关于时间加速的小册子，其中作者认为当前社会整体而言，处于高度加速的状态。我们被规训要尽快出结果，尽快出成绩，时不我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成了非常明确激烈的竞争关系，要竞争就要靠成绩说话”。
与此相对应，当下整个新闻学界、业界都变得比较浮躁，即及时逐利的心态较为严重，可没人去谈这个问题，依然围绕新闻生产受到的各种审查。他一直认为新闻的未来是那种要花费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完成前期细致缜密调查的调查性新闻。
先把自己管理好
在给学生上课时，他发现现在年轻人的一些阅读与学习通病。一是碎片化阅读，习惯于读很短的内容，记忆力很难集中，读着读着注意力就分散了，他承认这与新媒体环境有密切关系；二是心态上的急躁与“丧”，没办法沉下心来去读一本书，或囫囵吞枣地阅读一本书当做完成任务。他认为不应该追问读书或学习有何用，因为读书不能从实用的角度，而应该从实践的角度来衡量，这本书是否有效地帮助或指导个体理解某一事物，处理与现实、与社会的关系，才是其目的。何况，经典的文本在于它的前瞻性，不是只读一遍或者一个下午就读完的，它是读者的知识面跟作者之间的相互碰撞，无论何时拿起来读一下，都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对当下年轻人离不开手机、看不进去书的这种现象，他只说道，读书只能靠各自的坚持，因为诱惑太多，我们总觉得离不开社交媒体，但其实这个世界上不会因为你半天没看手机而有多大改变，他不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跟手机关联得多么紧密。
在离开讲台后，了解到吴畅畅老师喜欢健身，虽然笑着说自己不想成为油腻中年男子，但他觉得对身材的管理是个人自律方面的体现，自律即自由。还有一个他长期坚持能拿出来给人说道说道的习惯是读书，每天哪怕再忙都要坚持读书一到两个小时，在他看来这些小的细节，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阅读习惯的养成都是对自己人生一种负责任的规划和设计。只有把自己过好了，才可能有更多与他人沟通的资格，用他的话说就是，“你都不能把你自己管理好，凭什么跟别人去进行沟通和社会交往”。
闲时也会去听演奏会，看看音乐剧、话剧，一是他本身就是爱好者；再者，跟他学科研有一些关系——观察现场观众的反应。从小在父母的培养下，他学习钢琴与绘画，虽然后来绘画没能继续，但是对艺术品的鉴赏依然保留了下来，自己有时是个急性子的人，弹钢琴这样的方式会让心情进入一个稍微平缓的状态，也让自己变得相对更加从容一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