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顺遂。这是李海波老师入职两年多来，身边熟悉的师生们对他的普遍印象。
两年间，他相继“中彩”上海市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了权威期刊头题论文，讲授的几门课程逐渐获得好评，据说还在学校附近安家置业……各方面看起来有条不紊。
然而在访谈中，我们似乎未能目睹那位传说中意气风发的李老师。这天下午，我们按照约定的时间敲响办公室的门，开门人有点茫然，很疲惫的模样。说明来意之后，他赶忙连声抱歉，说刚小憩完，“稀里糊涂，手忙脚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
2018年夏天，李老师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毕业，随后来到华东师大传播学院任教，37岁的时候初登讲台。因曾在业界工作多年，李老师比一般应届博士年长不少，他称自己是“大龄青椒”。
从博士到青椒，不只是身份和头衔的简单变化，而是个人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转变，他在竭力调整以适应新的境况。
2019年5月，传播学院入职标准照。 杜志华/摄影
最近两年，李老师的最大困扰是教学，访谈中涉及最多的即是上课的压力和忧虑。与大部分博士毕业入职的青椒一样，李老师没有受过专门的师范训练，他的个性又是不喜言谈。他回想起读书期间的情形，经常三五天一言不发，完全沉潜在阅读和写作之中，连去食堂也只是指指点点——听起来好似武林人士闭关修炼，唯恐一开口就泄了“元气”。李老师说他在这样的状态里最为舒适，“周身通泰”。
上课显然需要迥然相异的状态，要能完全打开自己，进入讲授、交流的境地，最好能来一场激情的表演，调起听者的兴趣。李老师说这是不小的挑战，正式上课前的假期，李老师甚至想过报一个演讲与口才之类的培训班，后来因为市面上只有少儿班而作罢。为顺利完成课堂教学，他只能备好、备足上课的“料”，让学生们输入大量信息。“临场发挥指望不上，功课做足的话，表达会流畅一些”，李老师说。
一般来说，李老师每次上台前通常要准备4-5天，搜集和爬梳材料要占去最多的时间，往往在上课前一天的深夜才着手做PPT、列要点。李老师庆幸这两年系里给他排的课不算繁重，每学期最多两门，尚可比较充分地备课，“还能勉强应付”。不过话锋一转，他又盘算着目前的课时量远远达不到考核的要求，需要再申请两到三门课才够，“等稍微适应了、找到上课感觉了，肯定还得争取多上课。”
另一个应对举措，是尽可能细致地修改作业，特别是像《新闻写作》这样的实务课的学生习作。李老师以前在纸媒工作过六年，改稿子可谓轻车熟路，只是需要时间投入。他自己立下一条规定：每篇大作业的修改时长不低于3小时，基本先从文字顺起，同时对突出问题做出批注和说明，最后给出总体性评价。有的同学拿到满篇飘红的文档后感到“震惊”，学生刘韵茹说：“李老师最细的修改，会留心到‘的’的使用，用错、用多或用少了，他都会改过来。”
对李老师而言，以修改作业的方式指导学生，多少算是弥补一些课堂教学的遗憾。“不少同学在文字评教中提意见，希望我上课能激情一点，再激情一点。我也希望能办到，但目前还是心向往之而未能至。”李老师说，“改稿子、文墨交流，这样的活儿我干了很多年，还算擅长，希望能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修改作业经常昏天黑地，备课也常在夜间进行，往往是在电脑前枯坐一宿，不觉间东方既白。长时间黑白颠倒，身体开始报警。去年春天一次理发，“Tony老师”告诉他左侧头皮空了一块。他回忆说，上一次斑秃还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体坛周报》由一周三期改为日报，那段时间连上了半个月的夜班，结果头发脱落了一小撮。
可以宽慰的是，这次斑秃还是有所收获，《新闻写作》课程收到了一些积极反馈。新闻系主任陈红梅教授说，以往同学们对这门课略有抱怨，现在李老师接了课，学生们能满意，她也放下了一重心事。学生们普遍认为，李老师的课贴近业界，鲜活有趣，框架清晰。还有同学因为他的评语而备受鼓舞，感受到作为一名新闻人的责任与使命。当听到有人唤起了新闻理想时，李老师的眼神突然显露出些许光彩，表情也鲜有地生动起来，他说：“这是我最近两年接收到的最好的、最有意义的信息。”
李老师接手的课程，差不多都上过两轮，按说应该驾轻就熟了，但他仍然轻松不起来。去年疫情期间线上授课，他把前一次《新闻写作》的课程大纲推倒重来，打造了全新的框架和内容。其间重新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做PPT、写教案、录视频，又是一番辛苦折腾。“每次把要讲的内容写下来，跟写稿子一样，每周大概一万五到两万字，一学期下来接近三十万字，这要花不少时间。”李老师说，“好处是可以照着读，效果不行就重新录，无需临场发挥，也不用激情表演，心情愉快。”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李老师的录播课确实发挥得不错，评教成绩也有提升，“要是以后都是录播课就好了”，他有些自嘲地说。
2020年10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堂。 吴钧/摄影
去年6月份，李老师在研究生课程群里发了一段即兴感慨，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家属面试，无人带娃。老婆孩子科研上课，青椒生活一团乱麻。”可见他的困扰并不止教学一件。
科研的压力自是不小。与全国高校的很多青椒一样，李老师也面临“非升即走”的挑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一系列考核指标，从而完成职称的进一步晋升，如此方能成功“上岸”。他说自己算是幸运的，比较顺利地申请到了课题，但论文发表的指标始终像利剑一般悬在心头，“不夸张地说，脑海里几乎每天都会闪现论文的差额，想一想还有什么文章可以做，怎么去做。”李老师读博期间产量不菲，平均每年能发表2篇CSSCI论文，其中不乏权威期刊，因此一些学界朋友对他完成考核指标的前景较为乐观。实际上他自己颇为焦虑，“入职以来主要精力是应对教学，快两年的时间没能正经研究和写作了，状态堪忧，。”
李老师说，他“年轻时”曾有过一些雄壮的念想，比如像马克思、毛泽东等闪耀的人类群星那样去观察和思考，但眼下心之所系，大约只是考核指标，这时常让他想起“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而所谓的“年轻时”，不过是三五年前罢了。“从博士到青椒，真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之前只是单纯读书写作，现在科研教学家庭各种事情一股脑撞来了，有点猝不及防。”
事实上，他并非毫无心理准备，在清华新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作为博士生代表发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是一个伤感的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特别珍贵的身心状态，可能要一去不复返了。这种状态的关键词大致包括：沉静、专注、辽阔、高远等等。这几年的学习，催动大家超越平凡的生活，超越个人的狭隘和卑微，勇于把个人的阅读思考与国家民族、人类命运这些宏大结构关联在一起。”他甚至颇有前瞻性地预测了未来处境，“参加完今天的毕业典礼，我们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要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事务，要在人海中浮沉。”尽管如此，当新生活真切地在面前铺展开来，他还是感到措手不及。
“这些宏大叙述，现在偶尔翻出来看，会觉得惭愧。”李老师说，“这两年时常自我怀疑。”比如说，他亲眼目睹许多前辈大家诸事缠身，比他的情况复杂多了，但仍能游刃有余，各方面都能照顾的很好。他认为自己亟需提升那种处理繁复事项的能力，“好像还是读书时的节奏，一段时间段甚至很长的周期内只能专心做一件事。”如果说过去可以做到不管不顾，尽量心无旁骛，现在工作家庭各种事情都没办法躲开，因此时常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时间、心态、体重等等，都控制得不好”，李老师过去喜爱跑步，半程马拉松的成绩在2小时以内，但最近两年基本不怎么跑了，体重飙升了15公斤。为此，李老师还寻觅了一些时间管理、自控力之类书籍。他说但凡励志类的鸡汤材料，他过去不曾正眼瞧过，现在偶尔正襟危坐地翻一翻，但愿能有点效果。
社会学者应星教授在《科学作为天职》一书中写道，中国大学每位新教师自博士毕业后的最初五年，是一个面临关键考验的时间段，他称为“中国特色的博士后阶段”，期间既有学术研究的转型压力，又要面对教学、事务、家务等诸般辛劳，“要想把教学与科研、工作与生活、自立与帮工、静闲与忙乱、远虑与近忧这些关系很好地加以平衡，那如同高空走钢丝一般是殊为不易的。”李老师说他在一个疲惫的深夜读到了这段话，顿觉亲切，反复念诵了很多遍，“深得我心”。
新年初始，李老师许久没有更新的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腾讯谷雨半月前发了篇爆款，‘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三联又接棒了，仍然叫座”。附上的文章，是《三联生活周刊》1月7日的报道，“高校教师996：‘青椒’们的绩效困境”。他也将这两篇文章转给了我们，并从新闻选题的业务角度分析说，高校的公司化、KPI考核、青年教师的群体焦虑最近接连被报道，“媒体朋友们还是敏锐的”。
2018年7月，与导师李彬教授毕业合影。
在《新闻写作》课堂上，李老师引用前美联社写作指导布鲁斯·德斯尔瓦的观点来讲解故事原理：“每个真实的故事，有着同样的潜在结构：人物总有问题，他因这个问题而挣扎，故事的大部分都是关于这种挣扎的。在故事的最后，你会读到人物要么战胜困难，要么被困难打倒。”他还借用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的话说，人类从黎明开始不断讲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求索故事，这是亘古不变的故事要义。
从他对自己当下境况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问题、困难、挣扎、求索这些关键词，发现了相同的“故事原理”。类似的情节和结构布满了人生中的其他阶段，比如求学时期的心理困顿，报社工作期间的精神挣扎，辞职读书阶段的求索棘路……
有的故事完结了，有的故事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