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深度报道 | 逐渐消失的“村小”，去留两难的乡村老师

本文由澎湃 镜相 X 华东师大传播学院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

今年9月中旬，伴随着又一个孩子转学离开，林航成了任老师班里唯一的学生。

这个曾经下课特别喜欢疯闹的男孩，那两天也变得无精打采。看着同班的同学陆续转走，他跟奶奶说，自己也想去街上读书。任老师害怕他一走，这个班级就没有了。

林航所在的村小位于河南南阳。加上学前班在内，全校还有28个人。

去年9月，隔壁村的学校被撤了。任老师过去清点桌椅、搬运废品，随手拍下一张村小撤并的照片传到网上，意外收到200多条相关评论。校长说，如果生源太少，下半年这所学校有可能也要撤并。“尽可能地去挽留，能拖一年是一年吧”。

任老师和林航所在的教室

二十多年前，农村学校布点分散，教育资源浪费严重。为了优化农村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此后，“撤点并校”潮席卷中国农村。

截至2010年，我国农村共计22.94万所村校被撤并，总量减少近五成。2012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必须严格规范撤并程序，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学生就近上学的关系。各地的大规模撤点并校从此按下暂停键。

然而，十多年过去，城镇化的列车滚滚而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多。与之相对，随着生源的逐年减少，农村地区的单人校以及几人校现象变得常见，村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撤并和消亡。

人实在太少，这是程飞对学校的第一印象。2022年9月，程飞通过河南省一所县城的特岗考试，成为一名村小老师。此前，他在北京干了两年美术设计。考虑到教师的稳定性，加上特岗竞争较小，他主动选择到村小教书。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的学生比现在一个学校的学生都要多”，程飞说。少到什么地步呢，全校30多个学生做操的时候半个操场都站不满。教室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教室，但是进去之后就只有8张桌子。几张桌子拼到一块儿，就像两个拳头一样围着小孩。后面大半间教室都空着，零零散散放着书包和打扫工具。

人少，学校小，程飞的感受正是大多数村小老师正在面对的现实。在江西上饶，因为人数太少，刘莉之前工作的学校在五年前就被撤并。2019年，她被调到附近的另一所村小，但新学校的规模也逐年缩减。工作的第一年，全校还有6个年级，如今只剩3个，学生数量也从100多个减少到16个。

“几乎每年都有一种断崖式的减少，要不就是觉得成绩不太理想，把孩子转走了，要不就是因为换老师了。” 李佳原本在陕西渭南的一所村小教书，五年间，她亲眼见证了学校一年级人数的逐年递减。上班第二年，李佳所带的一年级还有21个学生，第四年变成了13个，到了第五年就只有7人。

为什么学生都走掉了？李佳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近两年农村生育率降低，每年招收的新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村小教师变动频繁，年轻教师待上几年就会调走，像音乐、美术这样的副课往往都是班主任来教。很多家长担忧学习氛围不够浓厚，有条件的会想方设法把孩子转到县里或者镇上。在李佳曾经任教过的小学，留在村小的孩子基本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在家种田管孩子，爸爸妈妈在外地上班挣钱。

有条件的进城读书，留下的呢？坑坑洼洼的地都被修成了平整的水泥地，每个班都配备了全套多媒体设备。但全校只有8个学生，3个老师，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只有两个教室在使用。张睿在河南一所村小做了五年特岗老师，她说，像这样的情况才是村小的常态。

2019年，五峰小学还有四五十个学生，后来三、四年级陆续被撤，老师们纷纷调走，到现在还剩下8个孩子。平日里，张睿负责两个班的语文、音乐和美术课。

随着学校的人数越来越少，老师们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上课。两个班级8个学生，很难形成正常的教学秩序，有些重要的环节也难以开展。张睿举了个例子：上语文识字课，如果开小火车，一组词语全班要过两遍才能开完。有时候组织男女生分角色朗读或者小组PK，几个学生都分不过来。班级里人少，固然有助于针对性教学，但也很难产生竞争、互助的学习氛围。老师上课提问，教室里几个学生都沉默不语，课还怎么上得下去呢？

张睿所在的村小

和张睿类似，在镇中心小学工作过的任老师，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人数减少带来的巨大落差感。“镇上的初中一个班有将近70个人，小学每个班也有50到60人不等”。而在村小，任老师的班级里只剩下一个学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林航早读、上课、做操、写作业，“几乎一整天都待在教室里守着他。

”课堂以外，村小老师也面临着工作负担重、薪酬待遇低以及孤独感强烈等一系列问题。除了马上要退休的老教师，乡村小学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的特岗老师或者参加定向选调的公费师范生。根据政策规定，特岗教师必须在村小教书满三年才能正式入编。服务期满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会直接考进县城或市区的学校，极少数才会选择留下来。

距特岗期满还有一年，程飞就已经做好打算，准备考到离家更近的小学。从家到现在的村小差不多有90公里，他往往需要在周一早上5点20分起床，再开车赶往学校上早自习。在学校，除了教授三年级的语文和全校的美术，程飞还是安全教育的负责人，需要承担包括防溺水、防震、防火、防电信诈骗等在内的宣传教育工作。“早上6点50到校，中午饭后照看学生午休，下午还有午自习和延时辅导课，等于说从早到晚都没有休息时间。”

在程飞看来，特岗教师日常工作忙碌，条件待遇也普遍比较艰苦。自己的基础工资在3000元左右，即便加上绩效工资、乡村学校补贴、延时服务费、物业费以及取暖费等，整体数额也并不多。由于离家远，很多年轻特岗教师最开始都要住校。程飞回忆，自己刚上班的时候，学校里空空荡荡连张床都没有。老师们用隔板把教室隔成两半，拿几张课桌拼成柜子，把床单铺好，窗帘挂上，简易版的教师宿舍就成型了。老教师们回家之后，他只能一个人留守学校，独自睡在实验楼一楼的音乐教室。“那个时候躺在床上什么感受，就是迷茫和孤独吧。就觉得来到这个地方，无论是苦还是累都得自己接受”。

2022年9月，为期三年的特岗服务到期，潘珊主动离开村小，考到隔壁乡镇的中心小学。回忆起在村小任教的三年时光，潘珊只说：“终于熬过去了”。

离家远、环境差、同事少，潘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想离开。2019年，她考上了江西瑞昌的特岗，成为一名村小教师。“第一印象是学校很破，不像一个学校”。左边一层教学楼，右边是两层宿舍，中间的水泥地就是升国旗的地方。操场没有跑道，只有两个篮球架，寥寥几个孩子在下面玩耍打闹。学校的大门拿锁链紧紧围住，“就像一个别人家的院子。”

环境差是其次，对于潘珊来说，待在村小的焦虑感才最为致命。最开始上课时，潘珊还会设计一些热身活动，但她很快发现，这样的教学完全是“小题大做”。“3个人的英语课，连萝卜蹲、击鼓传花这样的小游戏都开展不了”。久而久之，她也就放弃了这些尝试。

潘珊把村小的生活形容成“温水煮青蛙”。她说，几人制的教学在村小行得通，却不适用于大班上课。镇中心举办公开课比赛，像潘珊这样的村小新老师，往往只能评个表示鼓励的三等奖，这让她感到很挫败。由于特殊的小班制教学和相对封闭的环境，村小教师很难在业务能力上得到提升，发展往往受到限制。潘珊担心，如果在村小长期待下去，自己的教学能力会越来越退化。

除此之外，村小的位置也比较偏僻，老师们下班之后只能待在宿舍，找不到人交流。每天放学铃声一响，从下午5点半到晚上12点，潘珊要么玩手机，要么看书，一直坚持到星期五。“特别难熬，感觉自己像是被丢在那里，坐在那里我觉得浪费光阴。”潘珊说。

特别难受的时候，潘珊会对着墙写下长长的日记，“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考出去的，我希望在正常的学校教书，拥有正常数量的学生。”自己本来是英语专业出身，但在村小，老师教授的科目可以被随意更改。“我的专业、我的爱好，好像一下子没有任何价值了。”

李佳和张睿是特岗教师当中少数选择续约，留在村小的老师。

张睿喜欢跟孩子们相处，喜欢村里慢节奏的生活。她有时候会跟学校的两个老师说，如果这个学校一直保留，咱们一直在这儿多好。

张睿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二年级的女生。“她每天就是脏兮兮的，女孩子头发剪得比男孩还要短，第一次来的时候看着她就很心疼。”冬天的时候，女生的手皴裂了，流着血，全是口子。每天早上第二节大课间，张睿会打一盆温水，让她用香皂洗手，洗完之后涂护手霜，大概半个多月，孩子的手就好了。“刚开始她来这个学校是不爱说话的，也不敢正眼看我，后来的话看见我会笑了，然后也跟我说话。”

二年级的同学要买课外读物，比如《四个太阳》《树和喜鹊》之类。张睿跟孩子爸爸交代了不下五次，家长一直不买。了解到小女孩背书很快，张老师说，谁最先会背，我就送她一个惊喜。女生最先背完，于是得到了一本课外书。数学老师说，女生刚来的时候，数学考70多分，语文平时也在五六十分左右，到她毕业走的那一天，语文和数学全部都是90分以上。人变开朗了，见到老师也会笑了。张睿觉得很开心，“村里的孩子们很缺爱，我觉得自己在他们心里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老师。”这是她选择留在村小的原因。

李佳在2018年来到陕西渭南，成为东河小学第二位年轻教师。根据此前同事的说法，最开始学校连大门都没有。第一天到学校，李佳就哭了，“感觉比自己的村子里都差”。墙壁脱漆掉灰，桌子椅子歪歪斜斜，“有的坐着坐着，凳子面就掉了。学校只有一间旱厕，最开始为了不上厕所，我可以坚持一天不喝水。”从到学校的第一天起，李佳和父母就为离开还是留下争吵。她在没铺被褥的床板上睡了一个月，后来还是选择向父母妥协，留了下来。

第三个来到东河小学的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老师，也是考进了特岗。来了之后就想离开，跟父母吵架，把手机摔得稀巴烂。新老师待了一年半，最后交违约金断崖式辞职了。身边的老师陆陆续续离开，有的直接违约离职去了其他地方；有的三年特岗期满就放弃续约，调到了镇上的小学。到了第五年，就只剩李佳一个年轻老师。“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以为最先走的人是我，没想到我是最后一个。”

学校里有80多个学生，12个老师，像李佳这样的年轻特岗教师占到一半。李佳负责教一个班级的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还有音乐、美术等副课。因为人数少，学校里的老师多多少少都有其他后勤工作。李佳在疫情期间担任核酸填表排查人，也负责填写安全表。除了这些，她还当过图书管理员、报账员。“一个老师带两个学科是打底，3个都是少的。村小人少，但是工作和镇上、县上的学校相比一点都不少。”

这样一坚持，就是整整三年。2021年，李佳的特岗服务期满。本想调走离开的她又犹豫起来，“我舍不得我那些孩子们”。

学生们给李佳画的黑板报

李佳和班里的孩子们

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穿着凉鞋，李佳看到有两兄弟找别人的鞋穿，她和同事便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双新鞋。班里住校生多，放学过后，李佳会买好零食，晚上把学生们叫到宿舍辅导功课或者加餐。“我那个时候自己也是一个人，经常买手抓饼、泡面之类的饭，也会带着学生们在我的房间里煮火锅吃。”

班上的孩子们可爱、温暖，会做很多点点滴滴的小事，让李佳时不时感到惊喜和幸福。“一个女生的奶奶过生日，她把蛋糕里面最好的一块留给我，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怀孕的时候，学生的家长会送李佳靠枕和垫子一类的小礼物，她自己也会买彩笔送给学生当作回礼。学校撤并之后，一个妈妈发微信，说孩子路过老学校，硬要翻墙进去找老师。“你看他很天真，明明那个学校已经关门了，但是他还在想我应该在里面。”

李佳奖励给学生的蛋糕

为了陪当时的学生一起走完六年级，李佳又续签了五年的村小服务期，这意味着她要在村小待够八年时间。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两年之后村小就被迫撤并。2023年9月，学校关上了大门，学生们被分到其他学校，李佳自己也被调到了新的教学点。

“我之前是坚定要留下的，但领导说学校撤了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因为没有牵挂了，他们都已经走了。”李佳定居咸阳，多年来一直异地教书。她原本的打算是把这群学生带到六年级毕业。学校撤并后，她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2024年的第一学期，程飞收到通知，镇上的3所村小被撤并，他所在的小学亦在其中。虽然之前已经收到风声，但听到确定的消息时，程飞还是有种猝不及防的感觉。

在宣布撤并后，两位低年级的家长向校长提出质疑。理由是离家太远、不方便。原本5分钟的路程，现在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但这样的反对声很快消失，村小如期撤并。学生们被附近小学无条件接收，老师们也被分别调去了其他教学点。

对于程飞来说，撤校并不是一桩美好的回忆。背井离乡工作不久，刚适应好环境又要搬家并重新认识新同事、适应新学校。“感觉就像水上的一片叶子，漂来漂去，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之前和三年级的学生本来相处很好，突然就撤校合并了。如果下学期再撤销合并，那你又要去面对一群新的面孔。”老学校撤并后，李佳被分配到了更偏远的地方。被撤并的老师们需要填一张意向表，选择自己想要调动的学校和教学点。李佳本来想调去镇上，但是领导没有同意。“领导让我克服困难，我娃才六七个月，还带着婆婆，老的老，小的小，万一半夜有个啥事，在镇上看病最起码方便嘛。”她哭过，也找过领导，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结果。“觉得很不公平，出于各种原因吧，有的老师调到了镇上，我没有。”

学校撤并后，李佳的宿舍

经历一次撤并，李佳的心态已然发生改变。在她看来，村小老师迟早是要离开的，他们面临的是很现实的问题。学校在不断撤并，工作在不断变动。“这一个（学校）待几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消失了。”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因地制宜进行小规模学校撤并。既要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

村小的撤并程序越来越标准和严格，但村小还是不断走向消失与没落。在张睿所在的乡镇，还剩10多所尚未撤并的村小。“去年（2023年）已经撤了四所，我们学校是最后一批，大概2025年9月份就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