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在本学期的《传播研究方法》课程中，同学们陆陆续续读了十余本质性研究的经典之作。从开始的兴致勃勃读到后来奄奄一息，在这漫长而疲劳的阅读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学院的公号上开始分享这些辛勤中闪烁着青年人特有的睿智、热情、理想，以及对这门功课有几分怨愤的读书笔记。这既是同学们苦读之后，醇厚而深长的回甘。这也算是老师给同学的礼物与奖赏，希望能让这些好学、好胜、好憧憬的孩子们陶醉一下。
——路鹏程
本期图书
《小镇喧嚣》
作者：吴毅
学生读书笔记
①
喧嚣之后，意蕴悠长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读书报告
18新闻司马尤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研究“学术重心下沉”，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农村政治发展和政治研究一跃成为中心话语，“草根”政治研究掀起一股浪潮。学界集中关注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去探索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路径，将研究视角从国家下移到村庄，同时展开了农村政治研究的窗口。吴毅的这本《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便是在乡土研究的“草根时代”应运而生的一部乡域政治中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乡土政治剧。一面是作为政者与商者身份交相重叠的政府，一面是作为“赢利型”与“保护型”经济并置的村级组织，一面是无权却又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三者在处于开发之中的小镇这一特定的政治场景之中，受诸多权力特性所交织、叠加和构置出来的特殊政治逻辑所支配，呈现出了一派“喧嚣”的场面。
过往对于乡村中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研究，常常采用结构—功能—绩效的静态考核方式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困于过于模型化的桎梏。由此，孙立平提出了以“过程—事件分析”的方式来展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动态的流动和实践。与此同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与“民族志”社区文本表述风格也兴起浪潮。作者便采用了这样一种人类学视角，以更加细致的个案进行多项面立体的解释学研究，通过“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地方性“叙事”的表达形式，力图打破过往研究中“从上往下看”视角下体现出的某种宏大关怀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弊端，对当下乡村政治运作过程进行洞察，从而展现出中国乡村政治类型化、场景化、地方化的动态画卷。
作者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是乡镇政治的运作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对于这一过程与机制在乡镇基层社会的展开与铺陈，作者引入了一个研究单位——“乡域政治”。“乡域政治”作为一种研究单元的提出，实际是相对于已成规范的村庄政治而言的。作者认为，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政治而言，乡域政治更能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作者借助这一个研究单元的概念，力图超越村庄社区研究的局限，体现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的政治，由此展开了地方化、故事化的叙述。
作者一开始便点出了小镇乡域政治运作的特点——“擂与媒”。“政府的任务靠‘擂’，农民的事情靠‘媒’”，“擂”和“媒”作为两种非正式权力技术，贯穿着乡域政治运作的全过程。
“擂”是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乡镇对村组，村组织再推及至农民所采用的一种自上而下下传行政压力的运作手段。“对上靠吹，对下靠擂”，“擂”是指反复无休止的督促。作者借以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的考核评估一事为切入口，窥探了乡镇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反复宣传动员，将迎检一事当作临战状态来对待。但“擂”并不是不断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复与无休止的缠磨。“缠磨”二字便体现出了乡镇干部的工作艺术，比起硬性的行政控制机制与手段，这种“擂”更体现的是各种软武器在乡域政治运作中的施展。“应酬政治”在这种政治运作体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不管是像税收改革和土地征收这样的政策实践的推广和运行，还是对于招商引资和土地开放等关于商业利益的协议，解决问题的场所似乎不在办公室内，而更多是在饭桌上；解决问题的凭据似乎不是指令和文件，而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在这里，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人际关系资源在地方的熟人、半熟人社会圈子中也的确可能转换成为有效获得经济机遇和资源的能力。
作者将这种“擂”视为十分必要的乡村政治治理术，而在村组织和乡镇进行利益博弈之中，权利关系已产生“虚置”的状态，由此，“擂”的艺术逐渐变成了“媒”的体现。“媒”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之间能形成有效的政治沟通和政治运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公共性领域介入了私人性领域，导致感情和友谊直接与政治工作相互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村级干部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去承接这份不可拒绝的人情压力，他们将自己被“媒”看作是与乡镇政府打通关系、扩展人际关系网络、发展经济机会和资源的手段。如此一来，村干部既可以获得“地区精英”的成就感，又能够完成为村庄谋利的职业责任，“媒”和“被媒”变成了乡村双方的利益合谋。作者将维持这一体制运转的基本动力机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自下而上的政绩取向”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柔性的人际磨合为外显的乡村治理术并不代表硬性的权利势能的削弱，而是将体制化、科层化的行政硬核隐匿了起来，以另一种方式对下一级产生着持续的威胁，例如拿干部的饭碗和帽子做警示，将政绩与未来发展相挂钩，将政府的行政目标化散成为村级干部的仕途压力，使经济利益和政治纪律两者“连捆带绑”地成为了“命运共同体”。
“媒”也是村干部与农民打交道的一种手段，同样体现出的是在乡村这一特殊政治领域中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熟人社会中化公为私的策略被熟练地应用于政治体制中。应对这种从上而下的“擂”与“媒”，农民也有一套自身的生存法则——“示弱”与“行蛮”。农民有意识地运用“示弱”来规避顺从。一种，是以真实的贫困处境来博取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力阶层的同情心，属无奈之举；另一种，则略有点“穷凶极恶”的意味，他们利用政府在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错位来“以弱逼强”，此时的农民便有点村干部口中的“刁民”的气质，也就是将“弱”成为了“行蛮”的手段，以此来展开“博利行为”。但不能忘记的是，权力始终“在场”。在某些权利受限的行为领域，例如上级政策对于某些强制性征收行为已经作了明令禁止，这些规定被视为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这时农民的“示弱”和“行蛮”也许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但一旦超越了这个领域，例如对经济利益的分配格局中，政府就掌握着具有决定性的威权地位。可见，政府仍然掌握着这场游戏的主动权。因此，“慢慢地与农民媒”与“政府要干的事你还能拦得住”这两句话也就成了农村工作极富表现力的话语。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生发出一些关于官官关系、官民关系、官商关系的结构性思考。回溯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实践，借鉴较早、影响最大的即是“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常常被用于分析改革开放后“乡政村治”格局对于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重塑。然而，以国家—社会的二元理论为支撑，关于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互动的研究往往会陷入概化分析模型的困境，最终导致“强国家—弱社会”及“官强—民弱”的互动模型。这种互动模型一方面体现出学界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执着于“国家—社会”及“行政—自治”两大理论范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处于弱势的农民和处于强势的国家权力机构的固化思想，甚至是一种趋于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陈旧观念。
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运用又进一步给农村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内部视角，村民自治也被视为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重建过程。而新制度主义更将农村政治研究导向了村民自治对于乡村权力结构的改变作用之上，促使了学界对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多种创新。作者在这本书里便隐含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概念，即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作者看到，在市场社会的状态下，乡域政治实际已经成为了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他们各自在利益主导下所产生的种种行为都是包含这种理性主义的。例如，政府通过开发来增强自身运作能力的动机是充满企业理性精神的，而农民希望尽可能多得一些补偿同样也证实了这个道理。
本书的重点即是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市场化环境下受经济利益的刺激所导致的多方利益博弈。究其“喧嚣”背后的原因，作者归纳为两点。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将乡镇基层政权运作的政治属性转向经济属性，使其由一个“公共权力载体”转变成为一个“介于政府和‘厂商’之间的权利与经济复合体”。因此，招商引资，出卖和租赁土地，成为了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土地开发和招商引资不仅仅关系到小镇的发展，也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和村庄的利益，由此，政府与企业、村庄、村民之间的政治—行政关系就转化成为了一种“准经济关系”，地方治理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资本和资源的权力化经营过程。
另一方面，随着这种经济结构的改变，基层政权的变迁带来了官民关系的变化。在这里，作者打破了主流话语和社会舆论（包括政界和学界）一贯以来对于农民和政府在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动特征的双重标准或误解，为乡镇干部重新夺得了话语权，给予了乡镇干部在实际中所处于的困境——基层形象在舆论和实际中的冲突和同时面对上级要求和农民利益的冲突——一个展示的窗口。作者在对于乡村基层政治组织的日常实践中，重新发觉了以往社会舆论对于“地方性知识”的隔离与屏蔽，从而致使农民“可嫌”的形象被隐蔽。这种对于农民的形象屏蔽的背后，同样存在的是对于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双重评价。作者由此将“良政与悍民”或“强政与悍民”并存的现象纳入了学术的视野，展现出基层治理者在现实中所要面对的“悍民”或“刁民”的真实困境，打破了以往“强国家—弱社会”的定式思维。村组织中官民关系的“倒置”进一步导致了乡—村组织与干部之间关系的“倒置”，但底层乡村社会所出现的这种基础性治权流失的“弱国家”形象并不简单意味着“官权退—民权进”的新格局，而只是在制度和政策所塑造出来的治理预期与真实存在的治理现实之间产生错位使的特殊局面。乡村所采用的“开发的政治学”和农民所采用的“缠闹的政治学”相互博弈，最终仍然是具有制度性支撑的政府掌握着游戏规则，因此这种“倒置”只是角色和行为的反差，并没有改变真正的权力内核。
作者的理论实践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路径和方向，但与作者所叙写的这样一种基层政治、村级组织和农民三者在经济利益角逐场进行博弈的场景相比，如今高度规范化、体制化的政府机构与市民之间的互动是否仍然是一场为了争取可变现的利益空间的博弈，“人脉经济”是否仍然起效，以及“擂”和“媒”的乡村治理术是否有新的外表，这都是值得我更加去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②
人情下的双向互动
——《小镇喧嚣》读后感
18 新闻 宋守正
2003年的小镇和中国大多数乡镇一样，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在农业税费改革背景下，在传统农业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努力保持稳定。但小镇同时面临着从农业大镇转向工业和现代化城镇建设，从农业为主转向工商业发展的过渡，面临着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挑战。发展过渡期的碰撞让小镇充满冲突也更有活力，展现出正在摸索中的基层乡镇政治运作，吸引了作者的目光，成为作者研究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者。作者以调研的方式，通过颇具中国式的关系运作——通过朋友向区党委书记“打招呼”的方式进入小镇，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和小镇共同经历一件件事件，在事件中把握中国基层乡镇治理的政治运作逻辑，深描民与官、官与官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非正式合作。
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从社会学研究经常使用的较为宏观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层面入手进行分析，而是从较为具体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入手，在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方法的框架之外，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作者没有特意地在调研和写作中把乡镇政府的组织架构、乡镇政策、乡镇社会结构等作为问题单拎出来，而是让这些结构中的内容自然地蕴含在事件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个小镇故事，如迎接上级检查、土地开发、收农业税、农产品种植推广、关停采石厂、村办企业等展现乡镇环境中官与官、官与商、官与民的多维立体关系，展示更加鲜活的乡镇政治运作。
其实作者一开始也想要按照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调查提纲进行结构性访谈来做研究。但小镇的现实情况——上级检查的出现扰乱了作者的预期步骤，但也正是在表面的混乱中作者发现乡村组织都围绕着检查旋转，乡镇政治运作的一些基本流程连同内含于这些流程的背后机制都在事件中慢慢地呈现在自己面前，因而果断地选择了“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这样的方法是颇具人类学色彩的，研究者可以抓住很多结构性研究所容易忽视的内容，那些琐碎的、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很多对于乡镇政治运作最一针见血的阐释恰恰来自干部们的随口一说，比如林书记的自嘲“明知重复还不能不再重复，明知刚刚才讲过又不能不再讲”就生动地展现了科层制和检查压力下小镇干部在上级政府和农民前后夹击中的困境。
“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的确可以达到问卷和访谈所触碰不到的广度和深度，但把清晰的结构糅杂在事件中可能导致不能很精准、很细致、很专业地进行理论化深入，作者也只能为我们对现实进行深描和建构，并没有成功地构建出理论性指导。当然，即使有了理论，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乡镇现实下，理论也可能赶不上变化。
本书以农业税改革为契机，以处于发展变革中的小镇为对象，围绕多方利益和权力的博弈和互动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基层政治运作中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博弈与互动逻辑，提出了由于各方权力“错置”和资源分配不均而形成的博弈共生关系。书中以事件为单位记录了小镇一年多来发生的一个又一个事件，并在事件下关注最核心的权力运作关系，把握住民与官、商与官、官与官之间的关系，抓住小镇乡域政治运作中非正式的“擂与媒”的特点。
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基层政治运作中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的双向互动逻辑。
一、官与官之间
在现代科层制之中，各个层级界限与责任清晰，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是服从与命令的关系。在基层政治的现实中也的确表现出这样的被动式关系，林书记曾对作者说：“乡镇是最低一级政府，谁都可以检查你，你却不可以检查人家。”在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的权力关系上，上级政府将更上一级政府的任务和责任分发到乡镇政府，通过检查以及检查后对官员的奖惩来敦促乡镇政府完成对下级的任务和责任，每个季度大检查，每个月小检查，乡镇政府被迫进行应答。而当乡镇政府面对下级的村级组织时，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在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管束外呈现出利益制衡的互动。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互动之中，乡镇政府居于强势和上级的位置，但是，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非科层化和彼此利益独立的特征又给村干部留下了抵制乡镇依仗权力向村庄割取非体制化利益空间的可能。陈书记在面对乡镇政府拖欠税款时说：“政府这次不答应把钱给我，我给他搞个鬼。”这时村级干部对于乡镇干部有着利益的博弈，但二者并不会撕破脸，因为这样的人情社会中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人情交往在先。进而发展出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相互扶持，互相妥协，村支持政府的工作，政府也会关照村里，这是情感和利益的交织。正像作者所说，当双方出现利益博弈时村干部首先担心的不一定是乡镇政府外显出来的体制性权力，而是来自政府干部的人情、关怀和请求支持工作等理由表现出来的脉脉温情。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利益和底线，彼此进行妥协而非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二分性权力对撞，这是有中国社会特性的，有着传统中庸调和特点的基层政治逻辑。
深究这一关系，情感作为关系链接的背后其实是现代权力链的缺失。乡镇表现出来的对村级组织非强制性的“外弱”是因为在基层政治中缺少因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只能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空缺。而村组对政府表现出来的“外强”，一是因为有经济的独立性，二是乡镇政府给村组人情与面子的“礼送”所塑造的，村组并非真的能对乡镇政府有权力上的强硬。
二、官与商之间
小镇原本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镇，但是随着农副产品连续价格低迷，传统农业受到严峻挑战，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的现象。在这一状况下，农业无力支撑经济发展，成为维持和稳定的部分，发展和富民还是要靠招商引资。而在招商引资中乡镇政府是主角，干部们直接与厂商对接，负责引进、谈判、签约等，在这一过程中乡镇政府跨过了村级组织和村民，将这一过程演变成政府内部决策。政府在经济开发中占据利益分配的主体地位，比如在转卖土地时，投资商与乡镇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集体进行交易。但在市场化下，当地方缺乏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政府与厂商的对接就会变成厂商对乡镇利益的宰割。为了获得投资，乡镇政府让步于厂商，官和商的强弱关系发生转变。官与商的关系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化和上级政府分配的发展任务的压力下，乡镇政府必须要招商引资获得发展，不能再单单靠日受挑战的农业来支撑经济。乡镇政府有着明确的对厂商的利益需求，双方的关系更接近一种利益博弈下的供给与需求方，有着市场的印记。而政府要在与厂商的对接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为获得利益，如卖地收入外，还因为基层的集体物品，如土地的所有权关系难以厘清，政府凭借政治上的高位优势成为与厂商对接的主体。
三、官与民之间
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表现出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制度与人情混合，有着明显的人治色彩。在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官与民的权力冲突并不强硬，而是被人情所软化，村干部成为政府与农民间的缓冲。村干部夹在中间，既要为政府分忧，又要为村民着想，村干部们一面反复“擂”来完成上级乡镇政府工作指标，一面与农民“媒”来靠人情与面子完成工作任务。所谓的“擂”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村干部应付上级的考核指标靠“擂”，干部们生怕考核不合格带来的惩罚，只能“明知重复还不能不再重复，明知刚刚才讲过又不能不再讲”，通过一遍遍地循环反复地“擂”让考核顺利过关。但是考核和政策落实的直接对象并非是村干部，而是农民，因此村干部还要和农民软磨硬泡，继续循环反复地“媒”。虽然各种因素作用下我们一直在塑造朴实淳朴的农民形象，但和所有人一样，当自身利益受损，当认为政策或者纠纷处理结果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农民并不会老实地遵从安排。不过他们也不会选择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谋求正当利益，而是通过拖欠、上访等方式。比如在税费征收的时候农民巧妙地利用政策来拖欠、拒缴农业税等，面对这样的情况村干部要像媒婆说媒那样，“上面两张嘴皮翻飞，下面两脚四处游走”去解决纠纷，村干部和政府官员都要对农民说好话来讨好农民。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间通过人际交往建立“媒”，把公事和权力关系和私人情感和关系联系起来，村干部和农民间通过软磨硬泡和人情面子建立“媒”，通过安抚和讨好推进基层工作和治理。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治理中基层政权和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模式——政府与百姓的双向互动。在基层的小社会中，以规矩、层级与制度为特点的科层制并不能适应基层的现实，人情作为政治传统被提入治理中。这样的治理绝非我们想象的单方面的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而是一种政府与农民的双向互动。乡镇政府并非强制性权力方，他们上有上级政府的压力动员、“数字化管理”和“一票式否定”考核，下要和村干部通过人情来实现治理。农民并非政策下的被动接受者，而会在生存利益和资源分配面前通过非法律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会与政策和政府“唱反调”。而村干部夹在中间不断通过“擂”与“媒”进行平衡和妥协。官员的对内治理与农民对政府举措的回应双向互动，展现出政府与农民的二元互动逻辑。
全书的独特之处是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从乡村生活实践中得出理性分析，很多出自基层干部之口的分析常常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这是理论和结构分析所难实现的，是我们认识乡镇基层政治的钥匙。当然，作者的研究受进入田野的途径所限，他主要是围绕官员们的活动进行调研和写作，农民和厂商在其中“失语”。我们还需要更多方的在场为我们再现一个真实的基层政治逻辑，但如果想要真正读懂中国乡镇基层政治逻辑，我们还是要回到田野中吧。
③
权力博弈的剧场
——《小镇喧嚣》读书报告
18 新闻 马镜涵
《小镇喧嚣》是一部关于21世纪初转型期间我国农村小镇的基层治理的人类学著作，作者关注的是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生存三个权利主体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的主题。作者之所以用“喧嚣”作为书名，作者认为三者之间的博弈正是在“多种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之中形成的复杂‘剧场’效应”。
阅读这本书实际上打破了我个人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给予了我更多的思考。这种幻想来源于长期处于与社会/或者底层社会的脱离或者说不够全面的了解，这种脱离给我带来的是对基层社会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更多的是基于书本而非经验。给我带来思考的是这本书中特有的一种作者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这种视角解构了传统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大部分是自上而下的、结构主义式的，而在基层的政治因素与非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互相交杂，带来的是复杂的却具有相对自主意义的地方网络。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现实感，当然现实感是骨感的，毕竟复杂的问题难以解决。
张力，就来源于这种权力的博弈，这种张力在作者成书的2000年前后是较显现的。一方面，经济上的改革特别是对农村的政策方面的改革不断推行和变动；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看，全能型的政治在市场经济下消解之后出现了权力的真空、缺位；正如作者所说：“小镇的乡域政治场中出现官不官，民不民，‘礼崩乐坏’的‘丛林’境地”。这也给我们的研究或观察带来了一定的方向指导，即在事物变化或转型的过程中寻找矛盾冲突的裂隙。
本书的四条主线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收税到减税到免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城镇化开发（征地租地）；农业结构调整（小镇组织种蕌头的成败）；突发性乡民与政府的纠纷（例如采石场拆迁的纠纷）。并进行顺序的叙事，互相穿插。能够将各条主线拧在一起的是“治理”这一概念，而作者更多的是谈到了基层治理的非体制、非正式、非机构的特征，即作者总结的“擂”和“媒”。在这一套治理体系当中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具体的事物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角色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转变，也是作者探讨的重点。
我也成长于县城当中，作者对事件的叙述总能给我一种“若合一契”的贴切感，我认为这种贴切感来源于作者对于微妙的人际关系的细致观察与记录，我们的研究都太过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科学的统计方法和计算并不能得到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变量的动机与原因。因此我认为这个“喧嚣”的剧场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转型中国基层的非经济和柔性的部分，正是因为它们，不可调和的低频高强度矛盾被分解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高频低强度矛盾，社会相对稳定得以实现。我主要考察其中的几对关系。
首先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关系，我们在书中能够看到上级税收任务或是农业结构调整任务一级级摊派到村级组织，最终需要村干部去说服和协调动员村民，但出了问题需要由村干部负责（例如垫付税收）；我们也可以看见基层政府面对管理的多个村级组织资源调配方面的不公；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拆迁和招商等问题上村级干部与上级的讨价还价。作者认为，村级干部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从结构上来看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由于乡村的非科层制关系，为村干部预留了在体制内争取村庄公益的空间，这种空间往往是借助和上级（镇干部）关系的打磨实现的，因此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二分性的权力对撞。在这一过程中，村级组织作出的牺牲看似是缺乏经济理性的，但却符合政治理性，正如作者在书中与林书记谈到村级干部拿自己的钱补贴农民时林书记说：“这是政治，要讲政治规律”，在中国，由于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任免机制，这一点是必须得到考察的。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当中，作者认为，基层政府扮演的是土地商人的角色，反而作为法律集体所有权代表的村级组织却成为了辅助性的角色存在，并且在一些集体事件中扮演了平息和化解矛盾的终端，这样一种角色的定位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分配格局。
其次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作者进行人类学调查时是跟随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的调查，因此对于农民的呈现多少也是从政府的视角进行的观察，尽管作者也多次强调农民的贫困，从税收到征地拆迁再到农业结构调整，书中农民的个案形象多是以狡黠、强悍、自私的刁民形象呈现的，这显然与作为宪法中“阶级基础”的描述有所不符。但是，这是作者要强调的农民在与政府互动时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与多向性，即要考虑到经济人的实践理性之中作出的选择。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围绕着互相侵犯的主轴，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农民掏腰包或开绿灯以维持财政来源，农民作为治理的主体需要完成“政治任务”（例如农产品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作者运用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即弱者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不合作），来分析社会越界行为，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也成为农民抗争的方式之一。作者认为，“刁民”是在全能型政治有所衰退的结果，它同时也是社会的不公平和长期底层生活形塑的产物。他们目的是实现经济上的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合情合理，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合法渠道能够去表达，这也间接导致了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作者认为，农民采取的一系列非正式的行动是传统的“硬武器”的补充，也填补了转型期间社会治理的死角和真空。
对于弱势的农民而言，作者认为“不应从抽象的争议价值理念出发进行泛道德的学术批判，而是一种出自乡村生活实践理性的分析”，例如作者在拆迁期间农民渴盼拆迁却又因为想要得到更好的价格阻挠拆迁的事例，它并非是非理性的，而恰恰是基于理性的考量。然而全能型政治的示微并不代表其消失，在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博弈之中，农民一旦触碰到了某些底线，仍然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处理，例如书中在明令禁止之后仍然私接电线进行生产的业主，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处理。我曾有一个远亲，在当地重点项目某钢铁厂的建设中被征了一匹山的地，政府给出了可观的赔偿，但由于他始终坚持对政府大开口，以寻衅滋事妨碍公务被判入狱两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可谓“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自认为最了解的关系不过是基层政府与开发商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取代了计划经济的指令和安排时，基层政府不得不通过主动的招商引资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以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成就。正如作者在前文所描述的乡镇干部“把胃交给党”，乡镇干部的招商引资工作往往是在酒桌上进行的，也是基于个人的关系的建立和关系网络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清楚的是乡镇政府与开发商的土地买卖的博弈的细节与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正式的”，作为经济权力的掌握者，投资方可以对于贫困的乡镇提出更多的不合理的要求，为了尽快增加收入，乡镇会在采取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例如欺骗开发商土地面积等）的行动的基础上签订合约，这样的策略避免了穷的乡镇越来越穷的死循环，但也是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基础上才具有的操作空间。
我们谈到了部分书中作者提到的非正式、非常规、非经济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作者虽然将他们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进行研究和分析，但作者对他们的定位始终是体制在转型中产生的真空区域的补充，或是全能型政治的某些具体的方面的发展和延伸（例如动员型政治-压力型政治），换句话说，作者依然认为，它们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基层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提到的“非正式”只是相对于体制和规定而言的非正式，它只是在制度的要求之下，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适应新的环境基于人际关系创造出的治理路径，而这些都是过渡性的。
我们可以发现，在近年来逐步完善相关的政策细则、严格落实执法之后，一些非正式的关系和争取利益的方式逐步隐退，例如在我们当地的拆迁早在2012年就已划定红线，即在此之后建立的房屋一律算作违建，在拆迁时不做补偿，并冻结了所有产权证的办理业务，即使到现在也仍然没有进行拆迁，政府都已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可以说，这是转型之后通过现代治理方式消除了不确定性减少了非常规、非正式的操作空间。然而，在基层社会中的非经济因素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有了制度上的安排，但由于信息资源的不对称等因素，有“关系”总能够更快更好地办事，它将一直会是我们研究中不能够忽视的重要变量。
我认为本书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启发是，要杜绝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分析和评价某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行为，用“好”或者“坏”远不能解释社会行动发生的动机，我们应当将社会群体置于一个互动的网络中去分析它所处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从而对该群体进行更贴切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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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域政治下的权力倒置与悖论
——《小镇喧嚣》读书笔记
18 新闻 唐梦琦
作者从写小镇迎检入手，在书的开头就制造了关于小镇生活与政府制度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形成了两种权力的对立关系，让人想了解在面对硬性制度要求的时候，小镇居民如何作出应对。压力型体制和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就成为了迎检的核心，一个月的辛苦换来迎接检查时小镇的高分过关。这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这样所谓的“形式主义”是否是国家基层的常见态势，但当然我并不是对这种形式主义持某种一刀切的批判态度，相反在作者叙述的过程中，形式主义被基层民众用来与政府进行对接，却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合理化的方式，实现一种具有迎合感的互动，哪怕仅仅是形式主义，小镇得到了“完美”和“无懈可击”的评价，而政府也满意于地方政策的落实，双向满意又何乐而不为？
小镇在迎接检查的过程中，作者谈及到了乡镇的“外弱”特性，让我有很深刻的印象。乡镇的“外弱”，是因为它必须以感情和面子来填补因缺少科层化连接而出现的权力链条缺失，如果时时以权力的硬核示人，势必会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事倍功半。乡镇的权力关系不同于城市，似乎城市太过于局限于制度的死板和冰冷，而乡镇作为一个风土人情较为浓厚的群体，其对于群体人个人形象的塑造和城市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快餐时代的到来和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穿梭于不同的圈子之间，而互联网时代更是加速了圈层得划分，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不同圈子中找到归属，而一旦转移了目标，归属也随之转移，之前留下的印记甚至可以烟消云散。而乡镇则不同，乡镇中的人流动性较少，成为人群根部得发源地，或许镇上居民的归属就来自于这个小镇。如此说来，他们更重视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便利，也就是所谓更多的风土人情，从而形成了“外弱”。
作者在描写小镇内发生的故事的时候，引用了大量当地人的话语，使整本书的叙事都富有乡土气息，契合了基层的意识形态。似乎让人走到乡村中，感受着小镇权力的格局构建，这样的写作方法，相比于直接用理论和第三人称视角进行阐述，乡土气息的口语化表达更能感受到一种基层与上层之间在文化上的对立和差距。也让乡域政治的研究更富有意义。在书中我看到了基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体现了国家与社会权力格局的“倒置”与官民行为的“悖论”和非正式权力技术的呈现。
读完此书后，我认为好的经典著作在于能够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和刻板印象，而让人们了解到既有印象之外的社会形象。或许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我们总愿意赋予国家强制性权力，认为自上而下的控制成为国家运作的必然也是必要的模式，而经常忽视掉基层群众自下而上的手段所形成倒置的格局。在《小镇喧嚣》一书中的主要的自下而上的应对模式有信访、“缠闹”技术的利益博弈等等，而放到当今社会中，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置于互联网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给予民众最典型的一个自下而上的途径就是举报机制的建立。举报机制能够通过民众对于周围所知事件的监督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反馈。有了举报机制，民众能够更轻松地使用这一途径进行和上层的互动，当然如今国内的举报机制并不完善，我们无法保证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而对于举报的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很容易出现公众由于情绪激动就冲动于进行举报，而另一方面也很容易举报的内容石沉大海并无回应。而互联网有其便利性的同时就具有其弊端，举报机制的回应举措很容易就形成了一刀切的武断方式，并不是一种有效地双向互动的过程。在《小镇喧嚣》中我们可以看出，像信访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合理化的，通过对一些问题事件的反馈和建议直接去找政府进行协商。但另一种，我们也看到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政府都能够解决，在面临一些无法通过既有的体制解决的问题是，小镇居民就自发地形成“缠闹”技术，尽管似乎缠闹是带有贬义意味的词汇，但对于没有政治权力的基层民众，这种方式有效即就是合理的，与对错无关。从而形成了权力的倒置。
本书中作者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和故事化的表述形式去洞察与解释底层政治，切入当下乡村政治研究的实践。“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由静态研究转入了动态研究，在小镇动态的政治变迁中，体会其复杂的结构以及在面对不同的冲突和问题时，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已经根深蒂固于小镇之中的于政府之间的惯用模式。作者扣紧宏观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紧迫这一主题，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从小镇入手，来体现基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却又联系紧密，不同看法、不同角度、不同层级正是构成一整个小镇体系的要素。作者遵循着当下有关乡村之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的生存与互动逻辑，多重复线的展开介绍似乎让人在看一部电影，深深地被吸引。或者说，如果剥离了背景的深度挖掘和理论框架以及结合理论对现象的分析，就像是在看一部小说。作者使用这样的叙事模式，生涩的理论就融合在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中，体现出小镇生活的全貌，也展现了中国村庄的政治变迁。
无论是《金翼》还是《跨越边界的社区》，一直到《小镇喧嚣》。在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研究后，都有着以小见大的作用，这让我感受到了质性研究的魅力，我们或许没办法深入到所有基层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具体的生活方式，但可以通过较为代表性的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访谈，了解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运作模式，其反应出来的问题和现象运用理论进行分析，为国家的建设和未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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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故事多
——《小镇喧嚣》读书报告
18 新闻 王子涵
2003年到2004年间，社会学学者吴毅来到华中地区的某乡镇，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察。在这里，他亲身体验和经历了小镇迎检、征地开发、征税、乡民维权等过程，记录下了小镇政治运作的若干片段，并以此写就了《小镇喧嚣》这部作品。作者在后记中写道，以“喧嚣”这一非学术化的语言作比喻，是想要借此说明在小镇这样一个场域中，多种力量与利益之间的交织与碰撞，而显现出的众声喧哗。本书通过对小镇政治实态的详细描绘，也是想要表达乡域基层政权、村级组织与农民在复杂的互动中博弈共生这一主题。
《小镇喧嚣》以“小镇”作为研究对象，有其独到之处。长期以来，对基层政治和乡村治理的考察往往都以“村庄”作为主体，但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角下，基层治理的整个过程却未必能单单被一个村庄所包容。在中国，行政区域的划分有省、市、县、乡、村这几个不同层级，在作者吴毅看来，区县级以上的政治已经被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了，以熟人社会为底色的农村又充满着种种非体制、非结构和非正式的特征。而处在县与村之间的“乡（镇）”，无疑便更能体现出基层政治的独特性，即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正式与非正式的统一性，在我看来，这种统一性也是宏观与微观的一种整合。
同时，作者对小镇进行的研究和探访是以“叙事”为角度切入的。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作者将镇上的一桩桩事件以故事化的形式呈现，辅之以大量生动的细节，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能使读者很好地融情于景，深入具体的情境，触及乡镇生活的本身。书中描述的不是一个单纯静止的图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也帮助作者更好地呈现出了小镇政治生态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实践形态。基层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也无法仅仅从固有的某一视角出发，超越情境对基层政治生态进行简单刻画。学者们常在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去审视乡镇，但作者也坦言，在当时当地亲自体验过后，他发觉了很多被既有宏观和形式化的理论所遮蔽和掩盖的部分，基层中的各个行动者，实际上也在不断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小镇，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比我们想象得要精微复杂，甚至可能打破我们的想象。在作者考察的03、04年，刚刚迈入新世纪，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波澜壮阔但也波谲云诡的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乡镇基层政权也表现出某种经济赢利性质，“发展的经济学”思维逐渐占据主导；同时全能型的、自上而下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处在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缝隙中的乡镇，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底层群体固有的画像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虽然他们仍然处于弱势阶层，但也会使用“刁”和“蛮”来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中的是是非非也不是能够轻易论断的。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一些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也被乡镇干部们运用，比如作者在第一章就提到的“擂”和“媒”，除开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一些依赖于人际关系和亲缘的“私人手段”也在小镇政治生活中得到凸显。就拿“征税”这件事来说，尽管税收具有强制性，但当时国家明确不准乡镇干部强行向农民征税，为了顺利收到农业税款，干部们可谓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却还是屡屡遭到阻碍。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实际上，在这样一座小镇中，不仅是欢喜的甜，酸、苦、辣也时时刻刻在上演。正如吴毅在结尾时所说，在这一年多的考察中，他也生发了诸多思考。譬如，在否定了全能型治理方式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找到新的文化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式，去支撑如今的乡镇政治生态。官与民同时被“暴晒在未加任何遮挡的利益竞逐场”上，而我想，这样的一场角逐和博弈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如何引导各个行动主体走向一种有序的竞争与合作中来，是我们在乡村治理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