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图书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
作者：林耀华
学生读书笔记
①
风与湖
——《金翼》读书笔记
18新闻 沈星雨
小说体社会学研究著作《金翼》讲述了1911年至1941年间沿海地区一个大家族的沉浮史以及家族内个人婚嫁丧娶等日常生活的概况。作者林耀华聚焦张、黄两个农村家庭同途殊归的走向，带着“是什么使得两家分道扬镳走向不同结局”的问题，用平衡论剖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家族的命运所呈现的内在规律，同时解析社会历程的变迁。
一、理论
《金翼》的前言里，译者庄孔韶提到，书中字里行间融入的是功能主义学派新论——平衡论，这一理论表示平衡是社会的常态，任何变动和打破只是平衡态之间的过渡态。在书中多处，讲述完一段命运带来的打击后，林耀华会对此现象进行一种理论性的评价，将之囊括到理论范围内，成为新的佐证。
第一章《东林的早年生活》里，爷爷的去世是黄东林平稳的人生中第一个巨大的波动点，林耀华在此章投入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而“一个点上的拉力必定由另一个点上的紧绷来抵消”，这个比喻将平衡论具象化为一张有弹性的网，个人的网、家族的网和社会的网紧密交织，在压力和压力的内化消解下，东林的生活重心从农村生活转化为经商为主，并再一次踏入平衡的舒适生活圈。
再以第十章《芬洲的命运》为例，芬洲妻子的逝去，一时间给整个家庭蒙上了阴影，林耀华在这一章中详尽地描述了临终仪式的传统，跟随作者的描述，读者仿佛亲身经历了一遍这个过程，在诸多仪式结束后，老人的去世慢慢地成为一件可接受的既定事实，从我的阅读体验来说，不仅是书中的人物生活回到正轨，我的心情也逐渐回归到平衡。
略有不同的是，最后一章像是没有叙述完毕，家族的命运被卷入了更大的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叙述只好草率了结，正如这一章的标题“僵局”。黄家在全中国都在蒙受的苦难中竭力抗争，试图将松弛的绑带重新连接起来。如果书的结尾不是文学式的意向浪漫，那么一切都回到最初的轨道——务农，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一轮的平衡降落，卷着这波苦难的人们走在漫长的命运坎途上。
通过小说体的叙事手法，林耀华将平衡论的理论内容用比喻和实际材料灌输给读者，杂糅式地叙述同时发表评论，以形成“一石激起千层浪”和浪终究会消失、湖面趋于平静的感觉。更宏观地说，整本书的写作框架和模式就按照先入为主式的平衡论来架构，每一章的核心都是主角所经历的一个变动性事件，章节的结尾往往是一切重归于平衡，正如平衡理论所预定的那样。
二、反思与感悟
读罢此书，跳脱出作者给定的系统，我寻思：平衡论真的是可以概括这两个家庭生活的唯一理论吗？与平衡论相对应，也可以创造出“破坏论”的模式来概括这个家族和家族个人的发展规律：破坏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我想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平衡”与“破坏平衡”这两种状态就是交替的、相辅相成的，或者说这两者的区别是人为划分的，只是人的情感会趋向于追求一种主观的安稳生活状态，但这不能否定破坏论的概括性。在《金翼》中，总是用平衡论来讲述家族和个人的命运是可以达到的，但这就像是对理论的一种盲目服从，只是收集材料、与理论结合、囊括材料、壮大佐证。我不否认这本书对于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家族等方面的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整个写作框架和理论的套用都太过模式化了，以至于我更愿意从小说的角度来欣赏它。
理论之外，《金翼》这本书给我更大的触动来源于它的细致和宏观，对中国人及其文化传统、节日习俗和婚嫁丧娶的仪式等内容描述的细致性给我一种真实的代入感。叙事时又使用全知视角，仿佛将人当做玩偶，放置于设计好的关卡里，看他们蹦蹦跶跶，如何使用自己的一生再顺理成章跳入最后的结局。人们的选择被困在有限自由里，受到家族关系和社会背景的牵扯，松紧和绑带牢牢握住人的根，在弹簧床上难以站起身挺直腰杆。
阅读的过程中，我突然发觉按照作者的写法，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可以预测了。我的家庭、人脉和社会的背景成了一个个小元素，我怎样使用和叠加它们，就会带来相对应的效果。人生的诸多十字路口浮现在眼前，我的思绪也达到了结尾的那个“僵局”，感慨命运和选择的无力，这些给人的自由覆盖上了灰色。我终究是不愿相信平衡论给一切下的定论，我只能说，平衡是常态，但不平衡是必然，毕竟湖虽大，都要经过风的洗礼。
②
意义之网：人际关系的平衡与人的命运
——《金翼》读书报告
18 新闻 马镜涵
“本质性的东西并非人，而是存在，即作为绽出之生存的绽出状态之维度的存在。”
——Martin Heidegger, The Latter onHumanism.(1946)
在读林耀华老师的这本书时，总给我一种在读余华的小说的幻觉，有时也有感觉在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不过这本书的书名《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时时刻刻在提醒我，这是一本社会学的研究论述，它决不是文学作品，因此这篇读书报告仍然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式之下、人类学研究的范式之下的思考。
不过从一个整体性的视角而言，这本书的每一个交织的故事都提醒我们，好的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人”，并非孤立的个体本身，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人”当中的人际关系，只有当孤立的人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才产生了变化和张力。而这种变化正是“人”的各种行动——目的性的或非目的性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这些行动互相交织，构成了人的命运。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生存决定人的本质，此在的存在方式是“在世之在”（Being in the World），人显示事物的存在方式称作“烦忙”（concern）。而这种存在是“与他人共在”（Being with of Others），人与他人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而是“此消彼长”。
我认为存在主义的视角在某些方面很贴近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在已经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人类学著作中，学者关心的、最有理论价值的也许就是某个群体之间的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在面对某个困境时所采取的行动。
《金翼》，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大变局（封建制度被推翻，革命风气云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帝国主义入侵等等）的大背景之下的一个特定的中国传统大家族（黄家）的兴衰，贯穿其中的黄家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家族内部的明争暗斗，以及整个家族同外界社会的交往。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结构概述
本书总体结构为简洁清晰的总-分-总式结构，导言作者简要介绍了将要叙述的故事，提出了基本的观点：“人类的存在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学习对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同时，作者引出了自己将要论述的两大理论，一是人际关系体系的动态变化，二是人际关系网络与人的命运的关系。最后，作者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
在本研究的主要叙述部分分别从主要研究对象的生存环境与成长经历（第一、二章）；遇到的困境（危难）及其行动（第三章、第十四章）；结婚礼仪（第四章）；子女教育（第五章）；传统节日（第六章）；农业系统及劳动（第七章）；商业系统及交易（第八、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葬礼礼仪（第十章）；家庭事务与纠纷（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祝寿礼仪（第十七章）；地方政治（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描述详尽而细致。
第二十一章是文章结尾，照应了文首作者引入的两大理论，并更加系统地阐释了作者的理论，同时将文中一些其他的理论也整合进入其中。
本书的主要理论与论述方法
在本书中，作者将大家族中以黄东林和张芬洲为核心向外组织的人际关系作为核心的关注对象，并将这种人际关系网络视为一种动态平衡的机制，通常情况下，这种机制会处于一种“打破平衡——建立新平衡”的变化之中，但也会出现偶然的、突变的情况，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构成了书中人物的命运的走向。
这种机制由个体和不同的群体产生联系的各个体系组成，在物质环境的变迁、技术变迁与人物的变迁等因素之下，各个体系发生变化，并构成这一机制的变化，各个体系之间也互相影响。而作者将各个体系的变化的内在动因总结为“文化”，即特定的文化环境对于个体与他人交往产生特定的影响。
从这一整体性的理论出发，我们继续向下探寻作者对于这个机制中每个元素及其相关关系的论述。
一、人的改变与人际关系的改变
作者认为，在日常交往圈子内部，每个人如同一根组成网架构的竹杆，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保持网紧密的橡皮筋，人的改变会导致网的松弛，危机也是由此产生。
作者在书中大量地叙述家族中或与家族相关的人的死亡对家族这张大网的影响。从黄东林的爷爷去世开始，其间例如黄东明死了伯母林氏的日夜啼哭，芬洲大儿子死了芬洲变得懒散悲伤，五哥的死导致轮船公司内部纽带的断裂造成了剧烈的斗争。死亡是个体的终结，也是他的社会关系的终结；对他维系的纽带而言，则是危机的开始。因此关注人的死亡/离开对于他所在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作用，是较为容易且简单的切入口。
更进一步，作者认为，当一些纽带松弛、失效时，生活的圈子中还会有其他一些纽带会发挥作用，危机或带来机遇，或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化解，实现人际关系网络的再平衡，书中有大量的论证：例如东林打官司失败，失去了族人和顾客中的名声，但在三哥的提议下上诉到省法院成功，使东林结识到了另一个圈子的人，建立起了新的关系，同时也获得了债主和顾客的信任；又例如芬洲的儿子茂魁和茂德的相继死去，导致与儿媳的吵闹，芬洲不得不寻求事业的网络去填补家庭的网络的缺失。从这一点上，作者推出了人际关系的多维性，即“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
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体系相互影响，例如小哥被土匪绑架，正是通过当土匪的素华，政界的吾云，军界的香凯才得以获救；又例如筑路工头殴打村民被五哥制止，发现工头上司是三哥的学生，工头立刻就被调离。
各个体系的人际关系的相互交织促成了其人际关系的拓展，而这与黄家一次次度过危机，走向兴盛有密切关系。在东林最鼎盛的时期，他的人际关系促使了三哥成为教育界重要人物，五哥当上了自卫队队长，小哥成为地方绅士，三位后代的关系又反过来增加了东林的权威，形成了更广泛的交际，促进了他商业的兴隆，甚至一度垄断了食盐的买卖。
作者对人际关系的论述是抽丝剥茧式的，并由基本的人际关系到复杂的多个人际关系体系，由单个人际关系网络的运行逻辑到多个人际关系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是随着研究对象东林的发展而展开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将研究初始的人际关系视作一个常量，在此基础上关注其变化，值得借鉴。
二、环境的改变与人际关系的改变
作者的基本理论是，环境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概念而非地理上的概念，它由习俗、生活方式、感情等元素组成。例如东林和芬洲离开农村到集市做生意，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是环境的改变；而进入城市东林更多的跟船老大、鱼商、苦力打交道，作者正是关注这种新环境下的人际关系的变化。
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论证是三哥的第一任妻子素珍，她出身城市受过良好教育，但在农村却遭到农村妇女的排斥，一方面是由于其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饭菜、洗衣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农村观念与城市的不同，“村里人只知道妇女应是体格健壮、勤于劳动、烧饭，顺从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多多生育”，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她并未与这个家族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很难适应黄氏大家庭的生活。
另外一方面，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个体的人际交往网络也会发生分层。例如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黄家几个孩子，大哥二哥在农村干活，最后仍是依附于东林的农村人；三哥和小哥被东林坚持送出去读书，结交到了政界和知识界的人际关系；五哥在乡里活动，结交到的是沿江的商贾和形形色色的劳动者。环境的变迁带来了能够产生联系的人的变迁，从而改变了人际关系——作者通过这一逻辑论证了人际关系与环境的关系。
三、技术、社会与个人
从人的命运的必然性而言，一个人与他的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是其命运的写照，一个人人际关系的改变会带来人命运的改变；从人的命运的偶然性来看，技术与社会的变迁——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人的命运。
技术的变迁——例如书中汽船的引入，效率得以提高，取代了前现代化的货船，没有汽船的店铺商品周转竞争力减弱，从而被拥有汽船的店铺取代。东林正因为其远见购买了汽船促使其事业走向兴旺，开始与大城市产生更多的连结。
从更宏大的社会视角来看，不管是商业还是其他行业，都不可避免地与各个社会面向产生各种联系。社会的变革，不论是文中的两派军阀的战争，还是共产党人的入境，抑或是日本人的入侵，都对黄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者认为：“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将‘命运’理解为人类社会。然而无论他们会如何认为自己由命运、或上天所作所为所支配。”这是本书的主旨，不管是物质条件的改变还是社会形态的改变，都会自上而下地改变个体的生活，它就像流沙冲击着个体的生活。我们从这一点中需要学习的并非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视野意义上的，即在做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时，虽然关注点在个人及其人类关系，也不可忽视时代的大背景。
本书的论述特点
我认为本书除了在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值得我们借鉴，作者的论述方式也较有特点。首先作者在叙述节奏上贴切作者的研究重点，例如对于大家族中婚丧嫁娶的习俗，作者只挑选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作论述，而其他的则一笔带过，因此本书在保留完整性全面性的基础上，也非常简洁清晰，符合研究报告的特点。其次，作者的叙述与评论相结合，在每一章节叙述的观察现象与作者总结的理论相结合，增加了论述的连续性，同时，作者多次强调所论述的人际关系的网状结构和其平衡机制，使得本书的主题贯穿全文。
人的命运与人的存在
“人类生活螺旋式发展，每一阶段引起一场危机，每场危机都激起变化，并伴随着一个把生活从偏离拉回到常规的仪式。”文中研究对象的一生交织着命运的平静与困境，其核心在于变迁，正是“变迁——研究对象的行动”描述了人的存在。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寻找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困难的，它也需要研究者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细致的观察，甚至一种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使得研究者能够最大程度上地博取研究对象的信任。
另外，在这本书对人的关照的逻辑下，我们也需要更多地去利用我们的研究去回应人的命运、人的本质的问题，这也正能提升我们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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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翼之家的沉浮 社会进程的变迁
——《金翼》读书笔记
18 新闻 邢露文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体裁完成的社会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林耀华以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乡镇及都市为叙述背景，时代则聚焦于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三十年，通过对当地经济、文化以及地方政治的描写，向读者勾勒出福建家族的生活图景及变迁过程——而这也是同时代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的缩影。
书中的黄、张两家本是两个财产、内部组成结构不相上下的两个家庭，但二十余年的岁月淘洗却为两个家庭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走向：黄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张家却由兴旺走向衰落。中国人讲究“风水”、讲究“天命”，两个家庭被赐予或所背负的一切似乎都自有安排，都带有偶然性的标签。但是从林耀华于叙述故事的平淡口吻中穿插的克制冷静的理论分析中，读者可以明白，黄、张两家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的结局是必然的，但并不是命运的偏移，而是由当时社会进程下两家各自发展的人际关系及其每个转折中做出的选择注定的。一言以蔽之，两个家族所发生的变化绝非偶然，而是“说明普遍原则的例证”。
“普遍原则的例证“我理解为林耀华先生通过对书中发生的种种转折事件的分析，所提炼出的属于那个年代东南方乡村社会的缩影。二十余年间，变化的不只是岁月，还有黄、张两家的人丁及与之相关的人际关系。且每个转折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原有人际关系的破裂与重组。我们可以看到，在书的前半部分，尤其是惠兰与茂德刚刚步入婚姻时，两家的人际网络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在书的后半部分，张家日渐凋零，而黄家的人际关系网络却愈发庞杂，由最初的以农民为主的交际圈发展到与农、商、匪、官、军、知识分子甚至外国教会都建立关系的多栖社交圈。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整体是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任何部分的变化都会趋于新的平衡（百度百科）。在书中，作者认为“人类生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他将人们日常往的圈子形象地比作“用有弹性的像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而精心保持平衡的网像是均衡的人际关系，当像皮带被扯断一根，整个网就散了；抽出其中的一根竹竿网也会立刻松弛。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东林在年少时和祖父的和谐友好相处就是保持平衡的网，但是祖父的离世打破了这个平衡状态，这也是导致东林本人没有接受农命运，而是离开村子，迈向另一条命运的原因之一。与之相对，张家也同样经历家族人员的变迁，但是儿子们与妻子的相继离世给张芬洲带来的打击使他一蹶不振，他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从一个富足的退休商人逐步变得郁郁寡欢，最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而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指明导致关系变迁以及体系重新恢复或建立的四种力量，它们分别是物质环境的变迁促使适应于它的技术变迁；技术上的原因所产生的技术上的变迁；人物及班底的变换与一个体系之外的因素的改变。这些平衡被打破后，原有的生活节奏也被破坏，意味着新的转折到来，新的人际关系因此得以建构；如文中鱼米生意代替卖酒而使东林建立起与城镇的联系；如汽船代替帆船后也带来了东林和其他商人的合作等
“……还应看到这种调整适应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技术、行为、符号及习惯的影响，这些总和称为‘文化’”，这是符号论在书中的体现。中国人迷信风水，也对算命抱有浓厚的兴趣，黄、李两家也不例外。在东林、芬洲生意盈利后，他们开始谋划为自己与先祖“谋取一个更好的位置”，从而庇佑家族能有更好的将来。芬洲不念情面抢先占领土地，是因为看风水的师傅称赞该地为“龙吐珠”，但张家后来的衰败也被归因为这条“龙”因为修路而“受伤”；东林满足于自己选址的土地与金鸡扯上关系，以及将自己打官司一事看作是对算命先生告诫的应验，都体现了他们对于命运观的崇拜，这也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东林、芬洲对这一文化的遵守与信任，以及他们潜意识中将其与自己事业的关联，是符号论的表现。
此外，我认为书中大哥对分家的坚持是社会冲突论在这个家庭上的表现。大哥以一个贪婪、狡猾、厚脸皮且好斗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东林对他已是仁至义尽，但他总是不满足，总是想索取更多。大哥将自己与妻子孩子的小家比大家族看得更高，因此导致家族内部瓦解。大哥对于分家的坚持，无论是与东林还是与二哥，都对其所在的家族与小家庭的变迁与人际关系网的打乱重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将书读罢，作者关于人的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东林与芬洲有着相近的起跑线，甚至芬洲还可以说是在更有利的内圈（毕竟他会医术），但二者的后半生却相差甚远。这并不出乎意料，没有一个人被成功垂青是理所应当。相比于芬洲，东林更善于利用转折构筑人际关系网。早在青年时他就喜欢主动与人打交道（如福州搬运工），而中年时他又鼓励家中的三哥、小哥努力学习甚至允许他们受洗……而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丰富了黄家固有的交际网，使其更庞杂。因此，东林不仅在乡村、镇上、都市都有人脉，甚至人脉还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职位。“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在东林利用转折构建人际关系时，这些人际关系也帮助他度过了其他转折。如东林利用和香凯的交情打败商业对手等。
基于以上，我觉得若均衡状态一直维持，那生活可能会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也许对某些人而言，均衡状态被打破未必是一件不幸，也许意味着更多的机遇、更多的可能，就像东林一般。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位，每个家庭变化都与时代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以一个很小的切口——黄、张两家的起伏，徐徐展开了闽东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三十年的历史，使读者对当时的闽东基层的社会进程、社会变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读者更多地思考人际、所处圈层与社会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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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翼之下
——《金翼》读书报告
18 新闻 王子涵
许久之前，我在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曾看过这样一段话：“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在阅读《金翼》的过程中，这段话便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林耀华所著《金翼》一书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余年。而书中所描写的一个家族的故事，则开始于更早的年月。正如作者所言，尽管这本书是以小说体裁写成的，但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它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依托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作者的亲身经验，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家族的编年史。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黄家与张家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并非是人们口中的上苍在弹指一挥间决定的。近一个世纪前笃信风水和命运的黄东林一家人可能从来也不会想到，其中的因果，全在于他们自身。
《金翼》中所阐述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人类社会存在一种关系体系，我们行为和生活的平衡状态，是由类似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和构造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自我们出生以来，就与周围的人与事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一张大网将我们牢牢罩住，这种联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平衡和不平衡之间来回摆动，我们不断求生存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断维持平衡的过程。我们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和制约，而要维持平衡，我们必须对外界事物做出反应，对人际交往做出回应。
黄东林与张芬洲分道扬镳的命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与社会产生互动的过程中，在不断适应周遭变化的过程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这种互动和反应一方面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另一方面便体现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黄东林和张芬洲，面对周遭事物的变化时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他们本身所固有的种种条件一道，塑造着他们不同的人生。在这样一张网络中，事物之间总是环环相扣，而一个小小的举动，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就如三哥的拜把兄弟凯团，在与黄家人形成良好的关系后，在一次意外中帮助黄家人成功脱困，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也许黄家人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黄东林坚持送三哥去深造，让三哥学有所成，也成功建立起了三哥这一条人脉网络，对他们的生意有所助益；而大哥二哥与黄家人在生活中种种小事所体现出的不和，也为他们日后的分家埋下了隐患。可以说，我们的所谓“命运”，实际上是由我们一手早就的，是我们的性格、习惯、爱好的产物，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时代、地位的产物，同时也是我们不断寻求生存，不断适应社会时所做出的种种反应的产物。黄东林与张芬洲的发迹是从做生意开始的，而这也与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脱离不了干系。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走向瓦解，西方的思想、技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农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这从店铺的贸易过程、股份制、三哥小哥接受的新式教育等就可以瞥见端倪；但同时，传统的农业社会留下的烙印仍然根深蒂固，它和福建传统的风土人情一起，铸就了黄家人生活的底色。其次，福建省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便较为发达，鸦片战争后也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黄东林一家的诸多经历，便与航船、海洋、贸易紧密相连。而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爆发也让他们的人生与时代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因此，《金翼》讲述的是黄家的编年史，但它在社会学层面上，又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意义。通过黄张两家的兴衰，作者力图向我们揭示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体系之中。
黄张两家的故事是20世纪初期福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当时整个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作者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家族的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与风土人情，因此也向我们展现了一幅闽江中游农村的风俗画，从中也不难看出，作者在田野考察、实地观察的过程中耗费了多少精力，才完成了这样一部生动、丰富而真实的作品。《金翼》中引人入胜的描写与刻画，不仅让人感受到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同时也能窥见作者想要通过这些描写，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般地体会到近代农村社会的关系的网络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家族中发生和运作的。而我也再次深刻地意识到，个人的遭遇与家族的境况，与时代的洪流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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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均衡
——《金翼》读书笔记
18 新闻 宋守正
《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这部作品聚焦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虽然说是研究中国家族制度，但作者并非是对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或者对家族制度中如谱牒、等级关系等宏观内容进行研究，而是通过个例探究人与家族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
《金翼》以小说的文体，按照黄东林和张芬洲为家长的两家人从家族兴旺到衰落的时间线，讲述了福建闽江中游一个小村庄里的两家人从辛亥革命到日本侵华这30多年间的家族历史。时间上从黄东林这一辈人的舞勺之年到他们的迟暮之年，空间上从村庄跨越到都市，记录了普通人在这段波诡云谲、社会急速转型时期的故事。在前言中作者便交代了自己的写作动因是想要探究曾经不相上下的张、黄两个家族为什么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后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作者以写实的语言向西方读者描述、展现中国闽南家族的生活状态，更想要去探究背后的原因，研究影响家族兴亡的因素。
虽然是小说的体裁，但这部作品不是如流水账般讲述两个家族的起起落落，作为质性研究有其理论框架。作者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来对社会系统的机构进行分析，在写作时关注社会系统中的家庭、教育、农业、商业、文化、政治等方面，特别关注了闽南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有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特点。这个框架影响了作者的关注点和材料的选择，在林耀华看来，家族就是作为个体的人互动产生关系的结果，他一开始便指出了家族与个人的关系，“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圈子，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抽断家庭中的一员，扯断他同其他人、其他人同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家族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构成的网络构造着闽南的社会结构。个体的变动影响着这个“竹竿-橡皮带”系统，个体也受到其他个体和系统变动的影响，“人类生活的常态亦即处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人际关系的变动与维护就构成了全书的主题。作者自然而然地随着两个家族人际关系的变动与维护来展现当时社会的状况与变迁，也着墨于展现这样的人际关系均衡，书中东林与作为另一个人际圈子的茶馆众人的交集成为东林命运改变的开始，也成为本书叙述的开启点。
这部作品虽然两条线交叉，又有多条支线交叠发生，但并未让人感到杂乱无序。除了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每章节巧妙衔接外，重要的是作品在同一写作思路、统一思想的把控下进行。作者的写作思路就是通过个例分析提炼出背后的人际关系共性，通过叙述两个家族的故事展现社会结构，这样的思路是很清晰的。而贯穿全书的社会均衡论思想更是让作者在人物和事件的选择，发展情节的叙述和评议中保持统一逻辑。作者通过选择影响两个家族走向的大事，塑造出一个波浪般起伏发展的黄家，展示均衡与非均衡的生活状态；通过黄家与张家家族发展走势的对比突出破坏平衡的因素。社会均衡论认为社会是整合协调的，由相互关系的各部分不断合作调整向着均衡方向运作。在作品里作者也在用均衡论的视角来看待作为个例的黄东林一家和作为普遍性的人际关系。黄东林一家的生活起起伏伏，从未平静，但是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黄东林一家在兴盛后会遇到挑战，在低谷中会遇到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旧的体系和模式被破坏，又会有新的模式建立来达到均衡，在家族盛衰中达到一种平衡平和，这样的均衡论在东方语境下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折中调和”和“中庸之道”的意味。
当然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强调社会中的平衡调和，也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的影响。林的书中强调社会的调和与大家族模式的维护，弱化了各类微观或者宏观冲突对于发展的影响。冲突在书中更多表现为对模式的破坏，人物也是在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作者对当时传统与现代冲突影响的弱化让书中没有涉及很多政治社会背景，没有展现太多时代的发展。我想这也可能是民族志的方式要求作者在写作时去契合、再现人物的生活和想法所造成的，当时的时代下很容易信息不通畅，在叙述中我们也可以感到作为普通百姓也很少关注社会大事，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努力去适应发展带来的变化。林就契合这样的真实情况，没有展示大环境的发展，我们在对人物周围事物，人物思想观念和关系的变化中才感受到时代变化，我们像身处史诗之中，和人物们一起感知：第一代人东林走出村庄到了湖口，改变身份成了商人；第二代五哥离开湖口到了福州上大学，再次改变身份成为学院教师……我们可以感知到社会发生了变化，有了朴素的金融和民主，有了现代教育，有了现代人际关系，社会是在不断现代化的，但遗憾的是林没有直接讲述这些冲突带来的社会发展。
纵观全书，前后跨越30多年，几十名家族成员参与其中的复杂叙事凝练在200多页的文字中，作者浅入深出的写作能力和功底可见一斑。在这200多页的文字中我们陪伴着黄东林过完了他人生的大半辈子，我们看到了闽南婚丧祭祀繁杂的仪式、各类节日多变的习俗、商业中朴素金融和民主意识的发展、交通和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文章是极度凝练的，写出这样的文章需要对两个家族和成员的经历非常了解，对闽南社会和时代非常熟悉，需要有高度的敏感性能够在漫漫人生中挖掘出造成人生转折的有效材料。林采用了“亲身体验”和参与式调查的方法，林耀华生于斯长于斯，作为书中的“小哥”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张黄两家人进行田野观察，他与研究对象身处同一文化中，对闽南文化有着更深的理解而避免了对文化的歪曲和误解。他既在自观，作为参与者从家族内部观察，更加贴近真实的隐秘的家族经历；他又在旁观，作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运用社会学方法观察分析，以家族变化看个人命运背后偶然和与之相关的必然的社会国家命运，探究两个家族命运形成的种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因素。
那么“短短二十余年，原本境遇相似的两家何以被两种全然不同的命运所改变？”作者在书中为这个问题做了解答，他用支配人际关系的那些原则来解释由人构成的家庭的历史发展，又用家庭历史的发展剖析来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理论做支撑。林指出两个家族原本均衡状态受到破坏后的自我均衡的能力和行动影响着两个家族的命运。在受到物质环境变迁、技术变迁、人际关系变迁、另一个关系网变迁的破坏后，张黄两家的自我均衡是不一样的。比如人际关系变迁让原本整体的有弹性的皮带和竹竿结构不能维系时，张芬洲去世后儿子茂衡没有补上芬洲在家族人际关系网的地位，继续维护芬洲的关系网和得到的成果，而是拿走芬洲的关系引进新的人物建立新的关系网，但是这个关系网因为茂衡自己对经营的不上心和新人物的离开而没能建立，也就没能维护张家人际关系网的平衡。而黄家在东林年老人际关系网衰退后，通过三哥、五哥及其朋友的关系网代替东林在黄家的人脉网地位，维持原本的均衡状态。当然黄家在五哥去世后虽然通过东林、三哥等人的努力想要代替五哥的地位，但是由于力量的不对等以及时代下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难以达到均衡状态，最后只能回到老家。张黄两个家族的故事证明着人际关系的运作既受到个人主观行动、主动调整内部关系的影响，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制约甚至决定。根源于集体农业劳动需求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家族关系在当今工业社会、现代生产关系下显得越发脆弱，有人哀叹传统家庭不复，想要维系这样的家族关系却难抵社会环境的制约，而有人干脆不想维系传统的家族关系，人的主动性和社会影响是如此复杂。
最后，让我们回到书名“金翼”，这个在黄家人看来影响他们家族和家族成员命数的风水，我们会发现并非风水决定家族命运，而是人与社会的联系影响家族的发展。在传统社会，家族得益于个人的发展，个人也奉献、依靠家族的发展，但个人的发展决不是仅靠人际关系，还与社会等诸多不可抗衡的偶然与必然因素有关。林耀华说“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的发展与其说是不可捉摸的命运安排，不如说是社会情境下的路途。在作品最后，个人逃脱不了社会大潮，强大的社会环境逼迫黄家人不得不回到老家，但社会环境的制约没有压垮人类，我们还是“把种子埋进土里”，还是可以扎根在最初诞生的土地上继续创造新的人际关系。
在这个与当时截然不同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疏远的原子化社会，这样一个撕裂的社会，人际关系有所欠缺的我们还是没有放弃平衡，我们在用现的技术去弥补这种欠缺。也许正如林耀华先生说的那样，人类生活的常态就是处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我们在冲突中协调发展，在社会影响下自主追求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