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2020-2021秋季学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采取过程性评价的方式，考核内容包罗创意视频、新闻报道、读书报告、研究提纲等多种形态。其中的新闻报道环节，要求广泛搜集和阅读穆青的相关材料，完成一篇千字左右的人物写作暨讣闻报道。这是全院大一新生初试新闻写作，案头功课或有不敷，文章质地或欠精良，然而青春朝气与古典风范的奇妙连结，仍然颇有足观。我们将部分作业补充修订后刊于公号分享。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渐成新闻传播教育领域的国家战略，我院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即开设此课，旨在扣好第一粒纽扣。课程教学依托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教研团队充分发挥学科背景交叉融合的优势，成员有吕新雨、李海波、林哲元和潘妮妮，采取集体备课、分头讲授的方式。课程按照历史和理论的脉络展开，以问题为导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知识和思想要义进行重点讲解，并设有外请业界专家讲座、历史遗址现场教学等特别单元，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引领青年学子树立起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怀和担当意识。课程配套的“延安记者养成记”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入选2020年度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程。
大记者写大时代
苏学帆 20级新闻传播类
2003年10月17日，穆青的追悼会上，八十高龄的原新华社副总编辑李琴，含泪凝望穆青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不舍地送别这位并肩战斗过的亲密战友、老社长。穆青温和慈祥的笑容，唤起了李琴与之共事多年的那些回忆，“朱穆李事件”便是其中之一。
李琴想起1975年的往事，在那么压抑的环境下，穆青感到事态严重，提出要将江青的言行告诉毛主席。穆青找到她，在整理的材料上签了各自的名字。他们“不出所料”地被“四人帮”揪出并打倒。不过后来平反，这件事情倒成为“美谈”。所以在李琴的印象中，穆青不仅仅是那个平易近人的穆老头，他的温良恭俭之下潜藏着一种“杀伐果决”的坚毅与洞察全局的敏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正处于转型的迷惘期。改革开放的浪潮让人又惊又喜，同时裹挟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敏感，在沿岸地区激起纷繁复杂的争论，只为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找寻确切的答案。
1992年元旦刚过，穆青接受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胡国华的建议来到广州。这位受过他提携的后生在几年前调任广东时，穆青就嘱托过：“广东这块热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十多年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却众说纷纭。你到任后，要带记者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事实，昭示真相。”当时改革前沿正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风口上，正如穆青在日记中所担忧的一样：“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在舆论上都很少宣传，许多人担忧形势是否会变，党的基本路线还要不要全面执行？”
一个月后，一篇《风帆起珠江》于新华社刊出，随即在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穆青在珠三角四处走访，那些拥挤的高楼，那些密集的厂房，还有那些“铁流”般的摩托车群，都让他感到变革中所蕴藏的生机。穆青将见闻感想写进这篇万字的文章，一幅波澜壮阔的广东发展图景展现在人们眼前，迷雾笼罩下的广东似乎就此清晰了不少。
邓小平的南巡再一次将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人们惊奇地发现，几个月前发表的《风帆起珠江》的部分内容，竟与这次南方谈话的精神吻合。
其实这不是穆青的眼光第一次瞄准时代前沿与历史方位了。
1978年3月14日，《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未发表。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是延续了十年的恐怖阴影仍旧笼罩着国内，一时之间难以打破原先错误思想的束缚。穆青察觉到了“春天的迹象”，在组织采写吴吉昌时，他对写作组的同志说：“拨乱反正是具体的，你文稿怎么没有体现呢？”
这篇文章到第四版才算最终定稿。报道始终围绕着吴吉昌如何突破重重阻碍尽力完成周总理的嘱托，其中详细记述了“文革”带给吴吉昌的伤痛与折磨，这一方面展现出人物非凡的品质，其实另一方面亦是对过去十年的批评与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察觉到了思想解放的迫切需要。
有人评价穆青是“大记者写大时代”。他的胆识与情怀，见诸字里行间。一生执笔行走，几经起落浮沉，却从未放弃立场与原则。
就像当年，在那封信件署下姓名时，没有多余的考量，也不曾忧虑过后续的走向，穆青作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辨得清黑白，看得清前路。
精神交往
滕云 20级新闻学
1990年7月15日夜半时分，“霁月如银”，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夜读报章，“文思萦系”，写下一首深沉慷慨的《念奴娇》以追思焦裕禄——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此后经年，习近平多次赴兰考调研，并选择兰考作为自己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联系点，专程拜谒焦裕禄纪念园、看望焦裕禄的子女和亲属，反复强调学习焦裕禄精神。他曾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报道并塑造焦裕禄形象的新闻记者，是穆青。习近平深夜所读的《人民呼唤焦裕禄》即是穆青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焦裕禄三部曲”的第二篇。
1962年12月至1964年间，兰考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县委书记焦裕禄忍着肝癌的剧痛，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1964年5月14日，他在任上因肝癌病逝，正是“两袖清风来去”，“生也沙丘，死也沙丘”。当时我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又经过了“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备尝艰苦。为鼓舞和引导群众战胜困难，穆青在了解到焦裕禄的故事之后，选择以他作为典型人物进行报道。
或许在做出这个选择时，他并没有想到一段特殊的精神交往由此开始。
1965年12月17日，44岁的穆青与新华社同事来赴兰考采访，这是他第一次与焦裕禄“交往”。他看到了焦裕禄补过的袜子、坐过的藤椅，看到了汇报工作时一提到焦裕禄就痛哭流涕的干部，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同为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理解焦裕禄，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焦裕禄对群众的特殊感情。他找到了对焦裕禄的定位：“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之后，穆青等人开始撰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前后七易其稿。1966年2月7日，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焦裕禄这个名字迅速传遍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学习焦裕禄精神的热潮。
1990年春，面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干部队伍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穆青深感痛心，他深切地怀念着他的异世知己。于是，他再一次“访谈”焦裕禄。他与同事撰写了《人民呼唤焦裕禄》，发表在7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直言不讳地抨击了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批评了新“三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倡导学习焦裕禄，重新树立焦裕禄的形象，并呼唤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一大批基层干部积极地回应了他们的“呼唤”，包括年轻的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在深夜阅读了穆青与焦裕禄的交往，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场精神交往之中。
1994年5月，焦裕禄逝世30周年前夕，穆青与同事再返兰考，针对社会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而兴起的焦裕禄过时论，他们又采写了《焦裕禄精神常青》一文，发表在11日《河南日报》上。穆青认为，焦裕禄不只是一个兢兢业业服务人民的好干部，还是代表了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依托。他们响亮地提出：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越要弘扬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焦裕禄精神不会过时。这是穆青第三次与焦裕禄“交往”。
与焦裕禄的三次“交往”，让焦裕禄成为了他始终念念不忘的知己。穆青发现了焦裕禄，把他送上了时代的舞台，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新发掘 焦裕禄精神的意涵。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为了让子女辈感悟焦裕禄精神，穆青把十岁出头的几个孩子送到了兰考园艺场生活。
2003年，在生命的尽头，穆青还曾计划去河南、山东的焦裕禄纪念馆调研，去看望一下老朋友，并打算用中央、省、市领导题词，社会各界名人名家书画、摄影及文学、影视等文化作品丰富馆藏内容，进一步弘扬焦裕禄精神。
这最终成为一个遗憾，但让人欣慰的是，新的知己牢牢握住了接力棒，曾隔世的知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谈甚欢了。
飞入寻常百姓家
金天意 20级新闻传播类
据穆青身边的人回忆，他很喜欢郑板桥的诗句，尤其钟爱那首《墨竹图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别人问穆青为什么喜欢写这几句诗，他笑着说：“封建时代一个县太爷，还能关心民间疾苦，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的记者，更应该时刻不脱离群众，一字一句总关情啊！”
穆青将自己记者生涯的开端定在1942年，那一年7月，由于《解放日报》改版后需要充实编辑和记者力量，党中央决定从鲁艺文学系遴选十人到报社工作，名单中就包括穆青。
然而，记录人民的本能，却在他童年时，便被刻进生命中。
在大多数孩子还想着玩时，小穆青却想着车夫文成。文成是一个跑长途的黄包车车夫，因为拉车拉得快，被人称作“大洋马”。小穆青记着他一顿能吃一斤多锅盔，喜欢喊河南梆子，双脚时常绑着破布。
文成总是乐呵呵的，还和小穆青比过赛。就是这样一个当时普通百姓的缩影，偏偏将穆青的心牵引了几十年。
几十年后，1995年，74岁的穆青为文成写了《记忆中的一片白云》。
《穆青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写下这些零碎而又平凡的回忆，不过是对一个往日乡亲的怀念，说明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诚实的、善良的人，在艰辛的人生道路上默默地跋涉过，留下过脚印，流下过汗水……”
他牵挂的不只是一个往日乡亲，而是人民。他写下文成，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民：载入史册的不必再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而是包含了他们的你们。我会记下你们。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穆青常说：“勿忘人民。”
赵占魁、雁翎队、焦裕禄、杨贵、郑永和、吴吉昌、任羊成、潘从正、孙钊、加入国民党抗战的同学、用胸口给他捂脚的老人、吃养麦面撑死的老乡、白家坪被巫医害死的白氏、跪着求白糖的热河百姓……他用自己的心和眼睛记住了他们，可他却始终念叨着“没写成”或是“来不及写了”。
在生命的尽头，他躺在病床上，用笔在纸上淡淡地划了一道，什么都没再写。
没有人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但在往后的岁月中，他们都心照不宣地认定：穆青是一个人民记者。
如果说“人民”这两个字，对于21岁的穆青，是为了党，那么对于82岁的穆青，这两字已经远远不是党性原则的注脚，而是一种记录的本能，一种对于人间的大爱。他不会说焦裕禄多么有组织力，只会写焦裕禄领着一群县委委员，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来到兰考火车站看看外逃的难民。他不会说孙钊奉献了多少，只会写孙钊那一双手。他不会说吴吉昌种植棉花多么厉害，只会写吴吉昌后半生都是为了总理的嘱托。在这些模范、榜样的背后，是人民对他们的绝对支持。因为人民信任他们，他才绝对地信任他们。他将他们写出来，无非是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能够向他们学习，让更多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勿忘人民，勿忘人民，勿忘人民。
中国有二十四史，但没有一部史书是专为人民而写。
幸好，有一位记者愿意飞入寻常百姓家，写了第一部这样的新闻史书，他的名字叫穆青，肃穆的穆，长青的青。
记者与作家
唐湘宜 20级新闻学
1993年11月，72岁的穆青第七次赴河南周口调研采访。有一次，两位当地同志去他下榻的地委招待所拜访，穆青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线装本《三国演义》，见到来客后他放下书籍说：“《三国演义》写得很有气魄，每次读都有新意，每次读都有收获，许多写作手法值得研究和借鉴。”
痴迷于文学作品，汲取文学的养料，这是记者穆青的日常功课。实际上，穆青年轻时的梦想一直是当作家，并且显露出卓异的天赋，后来意外走上新闻岗位，成为一代名记者。可以说，穆青一生中曾畅游过“作家”与“记者”两条溪，后来这两条溪汇成了同一条河流。
穆青长于书香门第，从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童年时就从姑母那里接触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1940年投奔延安后，穆青考取了鲁艺文学系，梦想成为一名大作家。因为在部队实习期间采写的通讯报道，他被《解放日报》点名要人，作家梦被一纸调令打破，人生志业开始向新闻记者转变。如今看来，穆青对于作家身份的追求，非但没有阻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还使他在经历了记者身份与作家身份的折冲磨合后，最终实现了两重身份的正向交融。
初任记者之际，穆青就遭遇一次“采编事故”，作家习以为常的文学手法与新闻报道的客观实在原则产生了冲突。1942年，苏联著名野战外科专家阿洛夫教授来到延安，有一次在中央礼堂报告苏德战场的情景，穆青奉命去采访，这位刚到报社半年的新记者被会场上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很快交上了热情洋溢的稿件。其中一句“会场上自始至终掌声不断”引起报社副总编辑余光生的注意，他叫来穆青发出一连串的拷问：你去会场没有？阿洛夫做报告没有？你认真听了没有？如果自始至终大家都在鼓掌，那阿洛夫还怎么做报告，大家还怎么听报告？……穆青心头一震，顿时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时隔多年以后，穆青在晚年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感到脸上发烧”。他说正因为有了这次教训，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他特别注意报道的遣词造句，“尤其对那些形容词、修饰词非常慎重，再也不敢用那些哪怕是一点点夸张的语句了。”
穆青在不断磨练中终于成长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新闻记者，作家的身份认同没有被他放下，反而助推了他的新闻写作。1963年，穆青撰写了《尝试用散文笔法写新闻》，倡导在新闻报道中突破传统架构，使用文学化的生动语言，构建情景交融的意境。然而，穆青的观点旋即遭到学者的反驳，有人说：“对新闻来说，要求其必须好看，就如同要求上战场的战士必须涂脂抹粉打扮漂亮一样荒谬。”作家身份与记者身份的冲突再次显现，但穆青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和写作风格。
1982年，穆青在新华社四川分社发表讲话，重提新闻散文化的观点，“我们的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这一次引发了业界和学界更广泛的思考，《新闻学刊》1987年发起了新闻报道是否可以借鉴文学表现手法的讨论，新华社几位记者也用自己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表明了态度，郭玲春的《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就是其中代表。穆青关于“新闻散文化”的新闻写作观念革新，终于从争议的边缘渐渐靠近了主流，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和支持者，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新闻报道在新世纪的发展。
穆青是一位贡献卓著的记者，亦是一位风骨绰约的作家。在“文学-新闻”两栖写作这一现代社会新兴的写作领域，穆青毫无疑问是国内的先驱，值得值得当代的新闻工作者学习。
2003年10月9日，穆青因肺病住进医院，老人家仍不忘拜托朋友从家中拿来纸笔。可惜次日病情加重，他拿起了笔，只在本上写了一个笔画，就没能再写下去。这个没写完的字，和他生前的一笔一画，都对得起作家之使命，更对得起记者之担当。
政治家记者
秦致远 20级新闻传播类
1978年10月20日上午，没有事先通知和准备，邓小平意外造访了新华社。一行人径直来到四楼社长曾涛的办公室，副社长穆青也赶过来，大家坐在长条会议桌的周围，随意交谈起来，气氛融洽亲切。
结束谈话后，他们一起下楼，眼前的场景让他吃了一惊：从办公室、宿舍、食堂等处闻讯赶来的记者、编辑和工人们，已经围满了新华社大院，甚至一些办公室的窗口都站满了人。人群热烈鼓掌欢呼，邓小平也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大院一片欢腾。
穆青站在沸腾的人群中，共享这突如其来的喜悦。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在《穆青传》中如此叙述这次会面：“在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这一天，邓小平来到新华社，虽然没有更多的语言，却胜似千言万语。这是一次心灵的相会，一次战士和将军的相会，一次历史的相会。”
风雨如晦的日子刚刚过去，“两个凡是”还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如果说穆青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1978年3月）是对“四人帮”隐晦的指责，最早发出了否定“文革”的声音，那么5月间“擅自”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组织全国省级干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战役性报道，则是旗帜鲜明地支持表达了态度和立场。为此新华社和穆青遭到了来自上层的批评，这是不小的政治压力，但穆青说“中央会有人支持的”，仍然继续推动相关报道。在这样的情势下，邓小平的到访对新华社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这个时候的穆青，实际上刚恢复工作一年多——与邓小平相似，穆青也在“文革”中饱受挫折，在新华社三进三出：1966年2月，穆青和同事们采写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半年后被打倒；1972年复出，重新出任新华社副社长；1976年因为“朱穆李事件”再度停职，次年初第三次出任新华社要职。久历波折，穆青的锐气和勇气并未被消磨掉，1978年采写的吴吉昌等报道、主持推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等战役，都显示出不凡的政治家办报的气度，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谈起穆青，人们总能想起“人民的穆青”，总能想起他笔下的“勿忘人民”，还有那些值得被铭记的干部们：从潘从政到任羊成，从郑永和到焦裕禄……在这些经典的形象之外，我们还应该记住“穆青的穆青”，也就是一心守望正义的理想的穆青。他能走进农地采瓜种田，又能上得中南海政治会议，亲切和蔼之后，俨然是正直高大的政治家记者形象。
穆青先生的音容已经离我们远去，可他的凭栏之意，值得我们敬重，驻足凝睇。
穆青的遗憾
祝婉宸 20级新闻传播类
誉满天下，似乎做到了记者工作的极致，穆青却说：“我这个人留下的尽是遗憾。”
抗战期间，穆青曾寻访东北抗日联军的事迹，他“边谈边写，边写边哭”，却在随军南下的枪林弹雨中丢失了稿件，尽管已经大体将所见所闻发表出来，但对于细节材料的丢失，穆青总觉得可惜。
1966年，穆青前往林县采访红旗渠劳模。杨贵勘察渠道时饿晕后醒来的第一句话，任羊成腰间那圈由血泡磨成的老茧，穆青都将他们记录在采访本上，下决心将他们写出来。然而“文革”来临，穆青不得不将那印着金黄色字样的“红旗渠”采访本收了起来。穆青没有想到的是，在之后的十年里，他还将不得不“收起”很多个这样的本子。到后来，穆青的记者身份都收了起来——他不得不每天背着100斤中的水泥袋劳动。
当穆青终于能再拿起笔，他再也不肯轻易放下了。即便是退休后，穆青仍在写作，他始终记着他的文债。他后来为任羊成写下《两张闪光的照片》，并不断为杨贵等红旗渠劳模们奔走，希望完成将他们“写出来”的承诺。30多年过去了，当穆青再次拿出他的采访本，他想起保尔的那句话：“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那些穆青没能写出来的报道，始终让他有一种“欠债感”。
穆青的遗憾，还与他的家人有关——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穆青走上领导岗位后，妻子续磊习惯了在升职福利面前靠边站，站到穆青身后，站到一大家子中间。续磊有时也会抱怨丈夫“只顾个人”，穆青也明白，他的“个人”，几乎全被工作所占据。也因此，穆青对儿子做过两次检讨，每次检讨都伴着泪水。穆青生病住院的那段日子，竟成为了和儿子相处最长的一段日子。穆青的“感情债”，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难弥补的吧。
在穆青长达60年的记者生涯里，从工人赵占魁开始，再到焦裕禄、杨贵、吴吉昌……穆青总在为他的采访对象落泪。他身上有一种使命感，不停地记录，不停地修改，他尽可能的不使自己留下遗憾，却也因此不得不承受另一方面的遗憾。
在穆青眼中，他的“文债”似乎总也还不完。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说：“再给我三年的时间，我就可以把欠的债还完，就死而无憾了。”他还在写，他与《杨贵和红旗渠》的作者通话，想再精简一下为这本书作的序言。而在这篇序言中，穆青这样写道：“至于我这篇序言对杨贵与红旗渠的叙说，与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杨贵与红旗渠相比，多一句，少一句，深一点，浅一点，又何妨呢？”
的确，与穆青为红旗渠劳模所做的许许多多相比起来，也许这篇序言是微不足道的。同样，与穆青一生中的成就相比，也许穆青的遗憾在旁人眼里看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正是这些遗憾，正是这些在旁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使穆青成为了那个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常青的穆青。
穆青走了，带着他的遗憾，然而遗憾所承载的，将永远留在人民心里。
激情社长
胡文婧 20级播音与主持艺术
人们喜欢叫穆青“激情社长”。
“你被人物深深感动，产生强烈共鸣，你的思想感情就处于沸腾状态，感情到了极点，就成了激情，汹涌澎湃，闪烁着灼热的烈焰，涌动着震撼的力量。”穆青自己解释道，“记者对英雄人物的钦佩，对某些感受的共鸣，必然会在记者内心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就是激情”。
最能体现穆青的激情，也让穆青流泪最多的一次采写经历，便是焦裕禄报道。
1966年，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举国上下到处在谈“阶级斗争”，而穆青认为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抗灾保命，这时候需要的不是套话，而是一个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英雄形象。于是他突破各种束缚，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写了这个去世两年的县委书记的感人事迹。
穆青和周原、冯健一起来到兰考，去焦裕禄生前待过的地方，看到跟随焦裕禄工作的同事一谈到焦裕禄就痛苦流涕的样子，他也流泪不止，尤其说到焦裕禄走进穷苦老人的茅屋里应声“我是你的儿子”的时候，穆青几乎要哭出了声，这一下撞击了他和焦裕禄心灵的契合点。他是人民的记者，他的新闻为人民而作，他的激情因人民而焕发，眼泪为人民而流——他也是人民的好儿子。
他在写焦裕禄的稿纸上留下泪痕，他的共情与感动让他在写作时止不住的激动。穆青说：“你要使读者动感情……因为我写焦裕禄流泪最多，焦裕禄也就感动了千万读者。”他从兰考赶回北京后，整夜整夜地写稿。北京冬天的夜晚很冷，他就坐在被窝里靠着墙琢磨稿子，以至于白灰墙上磨出了一块圆圆的脑油印儿。穆青倾注了他所有的感情和精力来写焦裕禄，到了忘我的程度，连洗脸、吃饭的时候都在想着人物。
穆青的激情不仅体现在他的个人新闻采写工作中，更在他领导新华社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迸发。在新华社，他提出要建立国际新闻新秩序，打破西方的新闻垄断。他大会小会鼓励大家参加世界竞争，要有大局意识、竞争意识，要自觉地给自己加压。他对同事们说：“就像维多利亚大瀑布一样，你看它从高空而下，形成多大的压力，压力大，反作用力也大，真是压下一百米，反射一千丈。人也要以这种精神工作，要在曲折中前进，在跌宕中发出震撼大地的力量。”他认为，世界市场那么广阔，别人能占领，新华社也能占领！
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军队侵入科威特，新华社记者冒着危险拍摄下科威特市的现场情景。当天，新华社国际新闻部光用英文就播发309条与海湾形势有关的新闻。科威特城一收复，新华社的记者就只身前往，发回上百篇文字和图片报道。战争爆发前后一个多月里，平均每天播发有关信息150条英文稿，报道客观、全面，文字简明扼要，得到世界各国新闻界的高度评价。
穆青非常关心爱护下属和记者，新华社上上下下都称穆青为“老头”。老头看到一篇篇发出的国际报道，多次感动得默默流泪，不仅是为新华社在国际新闻界赢得的地位，更是为他的这些在国外一线勇敢进行采写工作的孩子们而感动。
新华社能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社长穆青的付出。他的激情不仅燃烧着自己的新闻工作，也鼓舞着新华社的众多记者。正如他的同事赵德润所说：“当你近距离接触他，你会发现他虽‘身经百战’，却一直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倾听老百姓的心声，他有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老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刻了一枚闲章‘奋老蹄’，取‘不用扬鞭自奋蹄’之意。为了新闻事业，他总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甚至把应有的休息、必要的保健全抛掷脑后。”
指导教师 | 李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