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芷若（19新闻）
按语：2020-21春季学期《创意新闻报道》必修课，聚焦叙事新闻的采写技艺，致力于发掘具有时代感的新型故事，部分课程作业发表于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极昼工作室（搜狐新闻）等内容平台。经任课教师推荐，现选编若干优秀特稿作品，不定期刊发。
“唠闲嗑、打扑克、喝穷酒”，这是生活在沈阳的精气神，但对老一辈沈阳人来说，“下岗”才是这座老城最寻常的故事。人们说，在沈阳有一份长久的工作，就好比对着月亮许下承诺——变数太大。
52岁的江旭，在沈阳干了一辈子印刷。30年前国企改制，他从国营大厂调配到私人印刷厂，幸运保住了工作。眼下重振国营产业，大批私营小厂破产，他换了多个东家，勉力维持生计。
每次坐出租车，江旭都很来劲。
“师傅，干你们这行要求高不高？”
“那您听听看，我这样的能干不？”
江旭不停追问，迫切想从司机口中获得点肯定的信息。
开出租不知道是他准备的第几个备案了。印刷厂黄了好几个，现在待的厂子，也像沙漠里快渴死的骆驼。一旦倒闭，就要下岗了。
江旭最终没能通过司机师傅的“面试”。开出租，后背和屁股要长时间保持90度夹角，而他十几年前就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任何需要后腰力量的动作都会压迫坐骨神经。
吴晓波写道：“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江旭是众多沈阳产业工人的一员，曾在1990年代国企改革浪潮中，与失业擦肩而过，30年后，他又一次遭逢下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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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企改制，下岗潮，深深烙印在沈阳往事的记忆中。但在20多岁的江旭眼里，改制还意味着困顿过后的新生。
1988年，江旭没考上大学。他并不沮丧，因为班级同学没几个考上的。在那个时代提高考，人们总是漫不经心，获得高中文凭，就足以在社会立稳脚跟。
父亲是省委机关干部，母亲是沈阳师范大学职工，江旭从小过着优渥稳定的生活。因为父亲在机关工作，他无法像许多工人子弟那样接续父业。四个兄弟姐妹中，江旭与父亲关系最紧张，但他仍然依靠父亲托关系，在高中毕业后拿到第一份工作。他作为学徒工，进入了全省最大的国营印刷厂——“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排版车间工作。在“286电脑”刚刚普及的年代，每天坐在厚脑瓜显示屏前，敲打键盘，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现在，酒足饭饱之余，江旭依然喜欢炫耀国营工厂的岁月。他总是一手握着酒杯，另一个手的食指随着音调起伏，在桌沿上一下下敲击，模仿着宋丹丹演出小品时的口吻，骄傲极了，“那时候的印刷行当是相当红火，国营厂子规模那是相当大了。”有多红火呢？“你就听吧，光沈阳就有多少间，一厂、二厂、三厂……” 他不忘自卖自夸，“我们的照排中心是全辽宁最大的，30多台大电脑，一个车间，从领导到学徒工就好几十人！”
上世纪90年代前，不只是沈阳，整个沈阳都是国营的天下，私人印刷厂只占零星一点。每个国营印刷厂都能从出版社揽到充足的样板。
1990年冬天，江旭裹着流行的军大衣，踏进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回忆起入职那天，他会调动起面部所有器官，手脚并用模仿起老所长的豪言，“等到年末结工资，我让你们都拿麻袋装钱！”说着做出了一个向背后甩包袱的动作。
江旭当然知道，这些虚幻的承诺很难实现，“不装一袋子，装半袋子也行啊。”他感觉到，至少借着这份工作，他能安稳地迈入成年人的世界。
除了“麻袋装钱”的诱惑，每周五晚，所长都会在不到100平的舞厅举办员工舞会。每逢中午轮换岗位，江旭和四五个同事还会溜进隔壁啤酒屋，喝得红光满面。两毛五一瓶的沈阳黄牌，一个人就能造六七瓶，点上一盘花生米，一盘炝拌干豆腐，炒个溜肝尖。都是便宜菜，吃的就是一种心情，年轻职工没有鸡毛蒜皮的烦恼。领导工作是为国家，职工同样为国家，谁也不用看谁脸色，气顺就有用不完的劲。
几十年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一代产业工人。那时的江旭无法预见到，在家和工厂的两点一线之间，蕴含着一生最安稳的岁月。
二
1995年，这段距离似乎失了点、断了线，江旭安稳的心理预期被打破。当时沈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六年的时间，整个国营行业下滑，“扶持私企、不再办社会”的口号，一股脑席卷了沈城。
不怎么会表达的江旭，用小学生课本里的形容词描述这神奇的景象——私人印刷厂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即使刚20岁出头，他也清醒地看见，国营厂子是怎么都竞争不过私人了。全成、美程、北陵、新干线……数不清的私营印刷厂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刷新了这座城市的产业图景。
江旭的排版部门，被研究所连机器带人一起转卖给了辽宁彩色图文印刷公司。这是一家私人工厂。每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岌岌可危的研究所，任由单位分配岗位；要么放弃国企工人身份，在私企打工。
没人知道，究竟是继续留在国营工厂好，还是应该适应政策，接受成为私企员工的命运。都是未知数。
都说年轻是资本，但江旭宁愿没有这个摆脱平庸的机会。他不愿意面对抉择。在预设好的人生之路上，每偏离一步都会感到异常艰辛。
他最终选择跟随部门，转到新单位。1996-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来产权改造运动，下岗工人总量达到1500万人。所里的印刷机器老化，管理愈加消极，零件坏了，报修设备科，他们会一直拖到交稿前一天，领导们却不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有什么问题。江旭在这里待得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所长只会打空话，挣得不过是死工资。
国企员工都在下岗，私营工厂却在政策支持下，势头强劲。越来越多的工人接受改变，成为私企员工。眼看国营工厂束缚在条条框框中，近乎瘫痪，再待下去，也只能承担“有今天没明天”的风险，还不如去私企搏一搏。新的单位也给交保险，还能挣提成，总比在研究所继续担惊受怕要强。
江旭应该庆幸，他做出了顺应改制的选择。
后来他得知，有太多继续留在国企的工人，或是被迫下岗，或是经受贫困的煎熬。一位部门同事，不到40岁的大老爷们，被安排到收发室打更。一千多块的工资一下子滑到六七百，妻子也下岗了，他成了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孩子上学的学费，一场无法预料的疾病，甚至柴米油盐的支出，随时可能压垮这个脆弱的家庭。
江旭同情昔日的同事，也看清了改制的一地鸡毛。“但又怨得了谁呢？谁让你不舍得离开国企？”
有口难言不过如此，“能待还是待在国营”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想法。沈阳人无比热爱体制内的工作，更对国营工厂感情深厚。或许只有像江旭一样，在合适的时机做出幸运的选择，重新迎接新的变化，才能在变动的世界中避免触礁。
张猛导演电影《钢的琴》
三
沈阳这场轰轰烈烈的产业改革，在学术著述中被描述为“一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少数老板一夜暴富，大量工人被迫下岗。无数家庭离开了工作几十年的国营工厂，手足无措地进入社会。生存要求他们立即适应，重新再就业，要么就被淘汰。一场社会巨变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悲伤的故事在这座重工业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上演。
江旭并不觉得国企改制带来的全是重创，至少对印刷行业来说。
妻子王艳认识江旭是在1997年。她做财会，工资不过几百块，但江旭一个月底薪加计件工资，最多能有两三千。在北陵公园附近还有一处单间，虽然生活水平达不到非常宽裕，但每次约会都能选在热闹的泰山路上，几家有档次的小饭店消费，花个七八十块撸顿签子，对江旭来说不成问题。30岁前，早早实现经济独立，这在1990年代的沈阳是不多见的。王艳认为，这不能归功于江旭有什么过人之处，自打认识丈夫以来，他就没什么长远规划。
“天天加班，成宿成宿加班，但心甘情愿啊，工厂效益是真的好。”与现在年轻人抱怨“996”不同，在30年前的印刷厂中，加班意味着效益，意味着生活有奔头。
进入新工厂后，江旭由排版换到了业务部门，凭借出色的洽谈能力，在短短5年内升任了业务经理，负责对接出版社，拉印刷业务，监督工时，并交付成品，完成一定基数可以获得提成。
新婚刚过，江旭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手机经常在深夜响起，不用看来电显示，江旭也知道，来电者是当班的印刷工人。骑半个小时自行车到达车间，指导工人印刷，直到加班结束，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他丝毫不感觉疲倦。一进家门，就吃上了妻子做的饭，热乎的鸡蛋羹和喷香的白米饭，看完6：30播出的早间新闻，亲一亲睡眼朦胧的女儿。这种踏实来自内心，因为他知道，这个月的印刷样稿可以按时交了。
超负荷加班并没有给工人造成困扰，每个员工都希望在定量时间内，印刷出超量的、完美的稿件。改制的几年里，沈阳尤其重视保护私营产业，出版社可以自由选择印刷厂。在市场竞争中，价格合理、优质高效的私营印刷厂，更易成为出版社的选择。辽宁的私营工厂，不论规模大小，都可以保证接到足够的活。
“可以少干，但是保证有活干”，这是当时厂长对员工许下的新承诺。每个业务员都要确保一件事——稿件准确无误排版印刷，按时交还给出版社。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立稳口碑。
业务最多时，为了从出版社一次性多运几本稿件回工厂，江旭练就了一番“车技”：将样稿扎实包在尼龙编制袋里，脚下踩两包，后座捆三包，小电动车驼着一个180斤的男人，和60多斤重的货物，晃晃悠悠，在冰天雪地里缓慢前行。这辆车子上载着的，是全厂50多名员工赖以生存的饭碗，只要车上的尼龙袋子还在，身上的工作就不会丢。
“老板有赚头，工人工资高”，这是世纪初期沈阳私营印刷业的景象。“年终公司给发四大桶豆油，过啥节都发，根本吃不完，节假日还带员工旅游。工作累是累，可谁和钱过不去呢？”除了沈阳的工厂，辽宁省其他城市，如鞍山、朝阳、丹东，发展都很顺利。每月初去社里跑业务时，可以看到很多市外的同行，编辑和业务员的沟通，更是特别顺畅。
“下岗”，似乎不再出现在江旭40岁前的烦恼清单中。他听说，一个同行老业务员65岁还在干。他理所当然觉得，只要学生需要教材，工厂的印刷装置就不会停止运行。
如果不出差错，江旭人生的列车，将在这条稳定的轨道内通向终点。
四
国企改制后的30年里，沈阳该解决的、没解决的下岗问题，正在被时间稀释。老一辈人很少再谈及过去，新一代人有新的话题，改制往事好似在沈阳历史上匆匆留下一抹黑色印记。
在印刷行业浸润了30多年，江旭对这个行业明里暗里的规则轻车熟路，他不曾料想的是，有一些改革还远没有开始，也远没有结束。
2015年，一纸红头文件改变了行业状况——辽宁出版集团出台《印刷业务集约管理经营管理办法》。对官方媒体来说，这是“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挖潜内在活力”；对私营印刷厂来说，这意味着失去出版社的印刷订单。全省最大的生意来源，随着这份文件消失了。
看到文件标题的刹那，江旭就明白，行业要重新洗牌了。
“辽宁精神”、“共和国长子”、“长子情怀”，那些昔日的荣光再次浮出地表，也象征新的时代即将开启。江旭记得很清楚，“也就是那几年，要开始振兴沈阳国营经济，私人经济又不行了。”
美术印刷厂和新华印刷厂，两大国营工厂突然合并成新华印务印刷厂，成为辽宁出版集团直营的印刷大厂。集团投入巨资，重新装修出版大楼，用原地皮变卖的资金，投入给新华厂购买进口设备。集团还要求各大出版社对外下调印刷价格，稿件今后只许发放新华厂。
外地私营印刷厂得不到效益，不再来沈阳揽活。一时间，建平、北镇、大连等城市中，许多私人厂子都黄了。
江旭所在公司的设备只适合印刷教材书刊，根本接不来广告和宣传单的活。过了春节，老板干脆直接转卖了机器。开了21年的厂子，没了。
江旭没时间感受悲伤，因为他面临失业。如果不赶快做出抉择，他将成为下岗工人群体的一员。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留下一个工作。
高中一毕业就踏入了印刷业，30年的从业经验，是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最大本钱。他和妻子不同，王艳曾在初中毕业后考取会计证，念过两年大专。对于50岁的中年人，知识和体力都不再是竞争的资本，只有真正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才能在飘摇的社会里站稳。
江旭想守住最后的尊严，不愿失业后蹲守在公园搓牌。他清楚记得，那时的南运河公园又多了一群无业游民。成批的印刷工人下岗了，年龄大的没地方去，只能到公园打扑克。陈立就是其中一个。他是沈阳航空发动机印刷厂的一名老业务员，只要再干3年，就可以顺利退休，但眼下单位被买断，57岁的陈立像做了一场梦，梦醒过来，竟成了最悲惨的人：没地方要，失去了经济来源，孩子还没结婚，干了一辈子体面的工作，他不可能去靠捡破烂、卖路边摊过活。
“工作没了，没地方要你，也没能力学习新技术，回了家怎么面对老婆孩子？”陈立说，“只能蹲在公园，和老头打扑克来麻痹自己。”
江旭害怕自己会变得和陈立一样。他时常发问：集团可能收回成命吗？希望太渺茫了，只能默默将堵在咽喉、日夜翻涌的一口憋屈气，反复下咽，然后继续观望行业前景。
公园一角。 网络图片
五
江旭最终算得上劫后余生。依靠30年积攒的行业人脉，他在一年内辗转了多家印刷厂，换了几个新老板，总归在一家厂子固定下来了。目前印刷厂和出版社之间几乎中断了合作，江旭只能联系社会上的私人图书发行商，接一些排版订单。幸运的时候，还能接到企业文件、手册之类的印刷订单，这才没让机器彻底荒废。到了月底，江旭甚至不太好意思拿工资——比起十年前，现在拼尽浑身解数为公司招揽的业务，最多抵不上过去业绩的一半。
每个夜晚对江旭都是煎熬，他害怕第二天太阳升起时，曾经任职的印刷厂倒闭的场景会重新上演：工厂无法按时支付工资，员工被迫辞职另谋生路，印刷机器被一件件卖掉，老板宣布公司倒闭，自己下岗。
江旭不知道，如果真的失业，50多岁的人还能做什么？在路门口卖烧烤，还是摆地摊？干了一辈子体面工作，他终究拉不下脸，但怎么面对家庭？难不成生活的支出、女儿的学费，只靠妻子5000块的工资？
江旭最终拗不过家人反对，放弃了转行开出租的念头。
最近国营新华厂堆了太多稿件，没日没夜也印刷不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厂里领导，承诺会偷偷发给江旭的厂子一些活儿。如果交稿顺利，将是今年他挣得最多的一次提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