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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20级本科新闻和19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由陈红梅老师主讲。两门课程以独立采写的新闻报道作品作为平时作业，以学期采写札记和心得作为期末结课作业。
经任课教师推荐，从2022年2月起，本专栏陆续刊发两门课程的部分结课作业“采写札记”，讲述新闻采写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给有志于新闻学习的同学们一些借鉴和思考。
去推开那一扇门
20级新闻 李胤辰
勇敢地追逐机会
“机会，机会，机会，去推开那扇门。”
每当我费尽心思从当事人口中得到信息时，心中总是回荡着这样一句话。
在我看来，记者的工作就是要把散落在各个行当、各个角落的信息汇集在一起，最终公之于众。而获取这些为少数人所知的信息的方法，就是多跑、勤问。
不过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善意地给你了解他们的机会，被拒绝是一种常态。
我依然记自己得第一次在同仁医院随机采访时，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让我备受打击。有一刻，我的搭档为我指了一位即将从我身边经过的老人，示意他看起来比较慈祥，可能会接受我的采访，而我却愣愣地僵在原地，双脚不愿挪动，放任那位老人从我身边经过、走远。一上午的挫折已经让我无法鼓起勇气去向他提出问题，我的搭档赶紧拍拍我，让我振作过来。
对于记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挫折，我一度颇为消极，但直到有一件事改变了我：
2021年10月19日上午，我坐在食堂一楼的角落梳理已有的采访资料。前一天，我在老师与搭档的鼓励下第三次给申程出行客服拨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我的采访请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成功希望依旧渺茫，对方工作人员似乎并不愿意为一位普通学生的作业浪费太多时间。如果对方再不回应，那我们就只能把已有的走访资料拼凑成一篇文章，只有现场的观察与随机采访，没有太多分析。
就是在那天中午，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对面果然是一位申程出行的工作人员。但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位工作人员竟是10多年前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是我们新闻系的直系学长。采访中他向我们知无不言，最终促成了整篇报道。
时至今日，我依然很难以理解为什么自己在大海捞针般的寻找采访对象过程中，可以偶遇到10年前的新闻系直系学长。如今正在为我布置作业和提供指点的陈老师、满老师，也是他当年大学时光最难忘的回忆，这种神奇感难以言说。
但更重要的是，我尝到了甜头——机会，机会，机会散落在各处，作为记者，你要敢于去推开那扇门。
采访的价值
后来我在寻找采访机会时就愈发“生猛”：对方一次不接电话，就隔天打第二次；邮件不回，就找办公室上门拜访；采访对象不肯提供数据，就上网仔细查；这条路不通就换另一条。我愿意相信在这趟旅程的尽头，总有一个人能出现并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每一当我功利地“推开门”时，我也会质问自己，采访对象为什么要接受你？
我想过，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被聆听、希望有人能把他们的工作与立场宣传给更多人，寻求更多人支持理解，但这样有表达欲的人终究是少数。
加梯项目的反对者曹岩或许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当初由于只知道他的地址而没有联系方式，我以一位普通居民的身份和诚恳的姿态向他写下了一封信，塞在信封里，和小礼物一起挂在他家门口，最终博得了他的信任。
但更多的是失败，当初在采访完居委会后，我通过居委会负责人拿到了面临困境的35号楼楼组长的联系方式。作为该楼加梯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她对于加梯现在遇到的困境十分着急，而且本身作为35号楼的居民，她也非常了解楼内各户的想法。我当时对这个采访抱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对方很需要被报道，一定会欣然接受我的请求，然而对方却以这个话题比较敏感、最近比较忙谢绝了我的采访。好在我最后认识了业委会主任老康，才从另一个角度补足了材料。
后来我又想，采访的另一个作用或许是上课所讲的“传媒社会功能”，虽然我现在耽误了他的时间，但将来能够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对各方有益的。
可是现实中，每当我被采访对象以“最近比较忙”拒绝时，我的内心就开始动摇。似乎除了一些深谙媒体作用的企业，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这一点。
我们的报道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真的比我们带给被访对象的打扰甚至伤害更有价值吗？
那天在采访我校社会发展学院一位教授时，对方开场时用相对委婉的语气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很理解现在有很多传播的同学，你们希望能把自己的作业做的更丰富，因此经常会需要专家的采访，对你们来说最接近的专家资源就是我们这些教授。可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些教授，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平时工作也很繁忙。现在来咨询我们社发院的传播学院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老师真的也很困扰，我们只好拒绝一些学生，这次要不是你反复给我发邮件，我可能也不太会接受你。”
我十分理解教授的想法，换作是我也很难接受反复的打扰，毕竟这并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我能反驳他说，“您接受采访真的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因此您应该接受我的采访”吗？我想这话恐怕是说不出口的。
伴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无论我是当下的学生记者身份、还是将来有幸能供职于专业媒体，我想我们的影响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我们能提供的价值，或许经常会很难超越带给对方的打扰。我经常担心如果哪一天，传统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弱，那是不是就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我花时间给你采访也不会产生什么作用，那我们就将拿不到材料、不知道事实，最终走向消亡？
这多少是有些杞人忧天，我依然对媒体的社会影响保持乐观。但我也愈发清楚，要得到采访对象的认可，一是要像前文所说去争取，二是要更尊重，为他提供价值。
在做加梯项目采访时，我给每一位帮助过我的采访对象赠送了华师大的周边，简单表达我的心意。我真心感谢他们愿意抽出时间给我提供信息，也希望让他们理解，自己接受采访并不是毫无回报的。
至于其他的，我只能希望抱着美好的希望，我的报道能为他们面临的苦恼主持公道。
去抵达更真实的社会
去年还未进入新闻系时，我和17级新闻学的孙浩峰学长做过一些简单的交流，他觉得相较于整天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反复去看理论，新闻学让我们会有更多机会去看看社会、更好的了解这个社会。我想自己这半年来采访的收获也大抵如此。
在加梯项目采写时我遇到过一个巨大的疑惑，加梯方案明明存在不符合相关政策，上级却依然给予了街道施工许可，最终让反对者抓住了把柄，街道政府于是都束手无策，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黄晨曦教授的解释让我醍醐灌顶，“按你这个问题的逻辑，那政府里就不应该有贪污腐败。”他解释道，加梯项目作为政府的重点工程，只要没有引起广泛反对的情况下，上级对个别案例进行通融也是十分正常的。“打个比方，在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上级部门为了溯源病例侵犯了个别个人隐私，但大家都认同疫情重要，不提出反对，于是这件事也就被默许了。”而且，黄晨曦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街道在加梯项目上一般都有很大的政绩压力，因此会非常急于求成，这与我的报道中遇到的情况十分相像。
在他的解释下，政府在政策上的“执行偏差”现象生动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一切矛盾变得顺理成章。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申程出行的情况。在联系申程出行官方之前，我对“一键打车”服务持有非常负面的态度，装在医院和社区的设备几乎都无人使用，我们亲自尝试时又经常打不到车，市政府怀着良好初衷的项目最终几乎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一年来媒体对其的报道却是赞美为主，我打算彻底反其道而行之揭露他的问题。但当负责人徐文斌联系上我时，我发现申程出行对于自己“一键打车”项目存在的问题，远比我们更为了解，而且早就想了一些办法进行改进。但老年人打车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平台就能解决的：长期以来恶劣市场环境造成的司乘不信任，政府对于乘客隐私保护提出的要求，使得申程出行难以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的制约之下，一种面对复杂环境的无力感油然而生。
可在复杂的社会事实面前，我也有被自己感性的一面击中过的时候。方便老年人打车的初心被糟糕的打车市场环境严重制约，可爱的老干部们的加梯诉求在各方利益的争夺下遥遥无期，尤其时老康在告诉我35号楼第一位提出加梯的居民老费没能等到加梯实现这一天时，我几乎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也清楚，老人们迫切的加梯需求不能实现的背后，大概率是事出有因，而我要做的就是去提问与探索，用报道给社会矛盾的化解多带来一些希望。
我喜欢这种接触社会的感觉：在采访的过程中，见证着书本上学到的理论在现实中呈现、感受着社会中充斥着“无力感”的矛盾边界、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
而我要做的，就是去勇敢地推开那一扇扇门。
李胤辰新闻采写作品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