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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20级本科新闻和19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由陈红梅老师主讲。两门课程以独立采写的新闻报道作品作为平时作业,以学期采写札记和心得作为期末结课作业。
经任课教师推荐,从2022年2月起,本专栏陆续刊发两门课程的部分结课作业“采写札记”,讲述新闻采写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给有志于新闻学习的同学们一些借鉴和思考。
打破
20级新闻学 金天意
构思这篇新闻札记时,我一直在想用哪一个词可以最好地形容这几个月的新闻采写。我回顾了一下自己在课堂上的发言,它们很多时候都与老师希望我讲述的要点无关,但是都组成了一个动词——打破。
第一个被新闻采写打破的东西是我对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关联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某种得不到的执念,我一直把新闻与历史这两个学科分得很开,觉得它们的差别过大。但陈红梅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告诉那位同学,哪怕只有二十个阅读量,也代表有二十个人看了,他们就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再者,很多年后有人要研究这个地方的问题,你现在写的报道就是珍贵的素材。”
之后,陈老师又要求我们每天去读新闻,并挑出一则,最终一周汇成七则新闻来向同学分享。在此之前,我几乎不怎么读偏严肃向的新闻,最多是看一些微博推送的讯息。因为陈老师的要求,我和同学开始每天向对方分享一则我们各自认为今天写得最好的新闻,而这其中有北京的一间蓝色病房、有阿里女员工事件的通报、有中央督查组赴各省发现的问题、有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特评、有对双减政策和防沉迷政策的深入报道……我感觉我好像第一次认识这个世界,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历史在延续(比如中央督查组)。
我甚至发觉,我选修的历史课的老师对新闻的阅读可能比我更多。就在陈老师跟我们分享讲述“双元制”的新闻后,历史老师在讲述科举兴废时顺带提到了当代的职校发展与社会偏见之间的矛盾。说实话,那一刻我感觉很惭愧。我是一名新闻学系的学生,却对阅读新闻极为排斥、不愿意与人交流,如果这样下去,曾经让我热血沸腾的书写人民历史的进化史观最终也只是高中历史书上要背诵的内容,而无法在已经具备条件的当今社会里、在我的笔下成为现实。
“跳进历史长河里会很冷,但我是想要亲手书写百姓的啊,想要让一些遥远的哭声至少被听到的啊。”
某一刹那,我想新闻就是为对抗遗忘而生的,而历史也是。
之后,当我撰写新闻报道时,我又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历史学对我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与滕云合作撰写第一篇新闻报道时,我们就喜欢对受访者追根问底,反复确认关键信息。后来,我们俩在华闵食堂坐了快四个小时,只为讨论如何串联新闻素材、如何编排内容和如何定义主题。与其说是讨论,其实不如说是辩论,我们希望辩出一个报道框架来。最终,我们在身边一群吃饭的同学里兴奋地理出了我们的框架,而事实证明,框架的具备为我们撰写新闻报道提供了极大便利,也让我们躲过了令许多同学非常痛苦的改稿历程。我当时已经觉得这种追根问底和思考框架的习惯,似乎是平时阅读历史论文和历史书籍带给我的。
等到我独立撰写自己的新闻报道时,我又先搭建了框架。但是在我动笔写的过程里,我又根据自己想到的一些点而不断修改框架。现在大家能在新闻报道里看到的第一个小标题“并行的记录者与追踪者”,其实并不是我最早取的标题。我在写李峻和马涛时,发现他们都提到了“故事”和“历史”。我想起了我对新闻和历史之间的关联的思考:现在记录新闻,未来被追溯成历史。我看到有两条时间线在我面前无限延伸,双向而行。意象落于纸上,成为了那个小标题。而因为历史,我知道我所在的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内发生了怎样的巨变,所以我将三位受访者的人生历程串成了一条线——他们的集邮爱好,乃至命运,都与国家做出的每一个决策息息相关。只有将他们的故事打碎了放在一起,集邮本身能将完全不相及的人汇聚到一起的魅力才得以彰显。历史和新闻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我一次次撰写新闻报道时,偶尔地融为一体。
第二个被新闻采写打破的是我的社交,而且是方方面面的打破。
我的性格比较孤僻,对于结交各路人马并不感兴趣,甚至是有些嗤之以鼻。我希望别人不要来打扰我,而我也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新闻采写必做的恰恰就是去“打扰”别人。我记得2021年9月20日晚上十点钟,我走进南翔派出所听到刺耳的猫叫声、成群结队的人时,我整个人的第一反应是:我想逃。
完成作业带给我的压力迫使我鼓起勇气去做隐性采访,假装自己是一个爱心人士,但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一个平常看到猫狗就会跑开十几米的人;我是一个不擅长欺骗别人的人。宠物盲盒里发出的凄惨叫声,无时无刻不在捶打我的内心。我实在很难接受我伪装成一个爱心人士、实际上却只是为了完成作业的这个事实。我最终在微信上向我加到联系方式的一位宠物救助者说出了我的身份,她表示可以理解。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我想采访她,并且希望是线下,然后被她拒绝。在我表示线上采访也可以之后,她没有回复我,但她的朋友圈却更新了。
我意识到我被晾了。我被她认为是“写出新闻来也无法改变什么”的一个学生。
根据我以往的习惯,对待这样的人我通常都是不会再交流并且深恶痛绝。在我的认知里,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他可以明确表示拒绝,而不是这样一声不吭。但是我很快想到,我被晾的时候,我的身份是一名新闻学系的学生、一个“可能”的记者,我需要钻进记者的角色里,暂时忘记我本来的社交习惯。我选择继续给她有关宠物救助的朋友圈进行点赞,并且还混入了她建立的宠物救助交流群中。
如今回想,我想我当时可能因为担心作业进度,言辞之间表露出了一些急躁和强迫,但这场小风波也成为我之后思考“记者”与“我”之间的关系的契机。在继续跟进流浪动物救助困境时,我遇到了一名很特别的受访者——老汪。老汪的父母是援疆的上海知青,而老汪在新疆出生,后又回到上海求学。他考入了厦门大学,之后又去当兵。他的军衔是达到了一定级别的。退伍后,他进入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办案的同时还在华师大攻读了心理学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离开公安局后,他又去卖和田玉原料,凭着以前在新疆生活时学会的维吾尔族语将生意搞得风生水起。2014年时,他又投资农用无人机,建立了一个公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富自由。这些经历给我的感觉是,他是那种想做什么事就一定能做好的人。
而当我和他一起坐在崇明岛乡下的救助基地里聊流浪动物问题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来自于他丰富经历的自信和底气,我也能感受到我内心迅速累积的压力。在初稿发给老汪以确认信息之后,他给我们提出了不少建议。有些建议我最初看的时候就觉得不符合新闻规范,但是我又因为他无形之中给我带来的压力而迟疑了。我去问了同伴,甚至一度已经萌生了就按照他的建议全盘修改的想法,而同伴让我坚定我们之前的想法、相信我们的专业知识。最后,我坚持了最初的新闻报道的框架结构和内容方向。我想我从与老汪的交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对自己专业知识的坚定和寻找受访者的坚持,而放在以前,我总是偏爱动摇的。
这种坚持与坚定延续到了我的第二篇新闻报道《琳琅方寸里的集邮者》。在十月中旬完成第一稿后,我自认为稿子已经非常完美,但陈老师却希望我可以写得更深一些,努力够到《人物》的水平。我不知道怎么修改,也为稿子不能定稿而感到很沮丧,于是这份稿子的修改工作就被我拖了快两个月。在中间的几十天里,我有一天抱着试试的心态去加了所有具有活跃度和辨识度的集邮QQ群,然后结识了我的采访对象马涛、邢舟和孙镗,大大深化了我对集邮的认知、丰富了我的新闻素材,并且让我确定要将第一稿推翻,重新撰写一篇描写集邮者群像的新闻报道。十二月初,为了完善素材,我又纠结了几天,最后还是联系了最早偶遇的两个受访者——杨红雨和李峻。我很害怕他们已经不愿再理睬两个月前跟他们聊过几句的大学生,但是幸运的是,他们都很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补采访请求。我很感谢我的受访者们,也很感谢鼓起勇气迈出去一步的自己。如何寻找受访者、如何采访受访者、如何与受访者保持联系……这些问题我想我会继续思考。
我本来直接写下了“第二个被新闻报道打破的是”这几个字,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打破”写到这里已经足够。我想说的,还有以下两件事。
感谢我的受访者们,感谢陈老师、助教和吴钧老师,感谢与我合作的滕云同学和让我坚定跨专业学习决心的孟子珺同学,感谢和我互相改稿的同学们,也感谢所有信任我、将新闻稿交给我阅览的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我听见了更多故事,发现了自己更多的不足:第一,我还是缺少线下采访的经验和经历,我的第二篇报道的不少采访都是在线上完成。第二,我的报道的思路框架和文笔还有待提高,我很期待有一天我能用动词和名词的加法记录一个故事,将我这个叙述者的身影从新闻报道里抹去。我想,“精益求精”永远在路上。第三,对于报道深度的追求还不充分,最初写稿时往往被情绪左右。第四,不论我以后继续求学时投身到哪一个专业中,我都需要继续阅读新闻,养成习惯,而不是将自己完全隔绝于世界之外。
感谢三首歌——《北京一夜》、《北京又一夜》和《下一个天亮》,是它们陪我度过了每一个写稿和纠结的深夜。也感谢十一月北京的初雪,是它给了我继续学习、熬过一个又一个截止日期的动力。
最后,我想借用一段话作为我的采访札记的结尾:
“这世上的人们对新闻的本质怕是会有无数不同的看法,如果要我来给出一个回答,我大概会说,新闻的本质,是为了在这世上的人与人之间建立桥梁。我们的笔,应破除信息的壁垒,让人和人能够互相看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许真的会逐渐褪去虚伪,褪去偏见,褪去冷漠。
这是我们的存在背后,真正的价值。”
我想,我也打破了我自己,看见了更远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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