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新闻采写 • 札记|在遮羞布上缝一朵玫瑰

发布时间:2023-04-21浏览次数: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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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期,21级本科新闻和20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由陈红梅老师主讲。两门课程以独立采写的新闻报道作品作为平时作业,以学期采写札记和心得作为期末结课作业。

        经任课教师推荐,从2023年3月起,本专栏陆续刊发两门课程的部分结课作业“采写札记”,讲述新闻采写背后的故事,也希望能给有志于新闻学习的同学们一些借鉴和思考。


在遮羞布上缝一朵玫瑰

20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唐艺馨

        “一进门就是一股恶臭,什么味道都有”,每当和同学、朋友讲起我的采访经历,都会从这句话说起,“不过想想也真的蛮可怜,儿子儿媳前年车祸没了,只剩老太自己一个人了。”

        说来惭愧,报道尚未完成,札记却已写下千字有余。每当我想整理采访的录音和笔记时,不知为何总有些抗拒,或许是潜意识不愿回想那些所见所闻。报道需要客观、理性的叙述,因此我在调整情绪后,把所有可能由主观支配的文字都写在札记中,记录我第一次正式的采写。

        新闻采访课程给我的第一道难关是,做什么选题?我向来有些选择恐惧,当老师说到本学期要独立完成一篇报道时,我当即就预感不妙,一方面渴望着接近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理想,一方面又为自己从小拖后腿的语文分数担忧,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完成?


纠结的选题,我需要关注什么?

        早在九月的每日新闻分享练习时,我便开始留意选题。在关注了一大堆“最后一个书报亭”“三代传承小皮匠”“童年天堂转型”后,一次偶然吃撑在网上搜索消食方法的契机,我关注到了“暴食症”群体。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有许多患者痛苦地记录下了自己暴食的完整过程,“在满嘴食物中,绝望地死去”。我当即私聊了其中一位up主,可当“157cm,60斤”“暴食1万4000大卡”“一周长了12斤”这些文字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纠结许久、打下很多字试图安慰,却始终没有勇气按下发送键,坦白来说我开始害怕收到她的消息。越是深入了解我越是感到恐惧,我没有能力去消受、化解这样的压抑,更没有能力去帮助她什么。于是我放弃了这个选题,我反复问自己:我,大学生,记者,我能做什么?

        我的外公今年已经88岁了,依旧精神矍铄,常年霸占微信运动榜首,还时常给我点赞,仿佛岁月逐增给他带来的,只有更加频繁的染发次数以及一双需要助听器才能勉强保持基本沟通的耳朵。去年夏天我在媒体实习,由于是上海本地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都有固定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播送上海适老化改造的民情政策,从加装电梯、15分钟社区生活圈,到家庭医生、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我曾在一个下午接到67个关于“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热线电话。因此我总觉得上海在适老化改造方面成绩优异,“老年”对我而言从来只是一个较大的年龄数字而已。

        直到上半年静默前夕,奶奶的过世让我开始直面“死亡”这个问题。由于防疫需要,从年初开始养老院就实施封闭管理,护工一人难以细致地观察到病房里每位老人的情况。奶奶走得很突然,常年卧床已使她腿部肌肉萎缩,我时常在想,奶奶这样很不舒服吧?她年轻时一定也是个活泼、爱美的姑娘。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占比达36.3%,早已进入深度老龄化。我们看到的多措并举推动适老改造、银发经济,可有很多失能老人无法享受这些福利保障,他们艰难地维持着基本的生活状态,麻木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11月初我去看望外公时,看到了餐桌桌布下压着的“长期护理保险护理需求评估结果告知书”,在上个月的评估中,外公从“3级”升为“4级”。由于外公是每周一-周五上午10-11点享受服务,我从未见过这位护工阿姨。长护险究竟是什么?失能老人能获得什么样的帮助?他们能负担得起吗?一连串的问题涌入脑海,我当即兴起,如果能深入这一政策,是否能帮助到更多失能老人?是否能在让老人们老有所依、颐养天年的进程中贡献我的一丁点力量?我赶忙和老师沟通,终于确定了这个选题。


在遮羞布后,老年的生存困境

        打开B站、抖音等平台,焦虑、压抑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通病:童年被塞满各种兴趣班的假期,青年面临着充满内卷、焦虑的迷茫人生,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职业停滞,每个年龄段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之中。那么老年呢?在我亲自走访的家庭中,除却拒绝我采访的,14位失能老人的生存困境真实地展露在我的眼前。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流利的上海话和本地话使我的采访能够更加深入,也让我更加清晰而直观地看到那些我从未了解、想象过的遮羞布后的一切。

        本学期我跨选了语言学相关的课程,老师曾说他去年到一位退休教师的家里拜访,老伴走得早,子女都在国外,老太养成了很严重的“网购瘾”,基本每天都有快递,却又很“挑剔”,隔三差五就要退货,自己不会操作只好麻烦快递小哥。后来在深入交流中方才得知,老太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语言功能的退化,想每天至少可以和人说说话。如果说这是教育程度较高、尚有自理能力的独居老人的现状,那么失能老人的状态令我更受冲击。

        赵小妹无儿无女,外公说在我小时候,她经常带我去长风公园坐海盗船。当我跟着护工满怀期待走进她家,畅想着她会认出我、夸奖我女大十八变时,打开门后看到的却是一双暗淡的、苍老的、混沌的、迷蒙的双眼,她痴愣地指着我,“侬是阿里贵啊”(“你是谁啊”)。对马正国来说,在请长护险前,吃喝拉撒全部在床上解决,房间里的气味可想而知,可独生女儿自己也身体不好,无法常年照料在侧。我还看到太多难以言喻的萎缩的肌肉、长期不清洁造成的严重皮肤病、脏乱的起居环境等等,而比这更可怕的,是从睁眼到闭眼,许多失能老人只能孤独地、绝望地坐着。

        牛丽华的倔脾气令护工头疼,当我向她表明来意并希望进门采访时,她一开始说什么也不同意,“这是谁啊?做什么的?”部分家庭有子女在家的,我还没来得及多做解释,就把我赶出去,“你采访我们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起初我有几次难掩愤怒,只好冲出单元楼在一旁暴躁地跺脚,心想“我可是记者,又不是来求着你们的,什么态度啊!”直到采访马正国时,原先非常顺利,只是轮到要擦身了,他突然语气一转,告诉护工“侬叫伊到外头等着”。我立刻识趣地走开,思考着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赶我走,或许是老人不愿意把自己肮脏、不堪的一面展示在外人眼前,他们需要一块遮羞布,挡住自己的破败,留给他人健康的、得体的一面。

        老人往往比孩子更要敏感,他们很注重隐藏自己、不愿给小辈添麻烦,但一旦打开心扉,却很重视感情,甚至依赖。在千方百计说服牛丽华之后,我成功地坐在了她的卧室床边,起初为了消除顾虑,我从自己的祖父母和她聊起,又向她询问了许多上山下乡时期的故事。老太越说越来劲,甚至说到了自己的身后愿望。护工后来告诉我,包括牛丽华在内的好几位老人后来都追问过,“小姑娘今天怎么没来?”。


多变的身份——是孩子,是学生,是志愿者,是记者

        我的采访是先从护工开始的,首先联系了照护我外公的阿姨。加上微信后,她欣然接受并表示非常愿意配合我的采访,只是当我提及想要跟她一整天时,她有明显犹豫,我赶忙表示不会给她的工作造成麻烦,如果老人不想让我进屋,我可以在门口等着。然而到了约定的前一天晚上,我想再次确认明早碰头的时间地点时,却突然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最终还是在外公的帮助下取得联系,她让我10点到小区70号楼等着,我重申希望能从早上开始跟一整天,她却说“你这样太辛苦了,你们年轻人要睡懒觉的”。面对阿姨的“体贴”,我只能再次表示这也是记者采访实践的一部分,终于获准早上6:40,我们在她家小区门口碰头,随后和她一起骑车开始一整天的忙碌。只是这样的不顺在采访过程中仍在持续,她时常会“指导”我写什么,并配合地展示给我看。每一家结束后,当我想要跟她前往下一家时,她都会提议我去附近休息,“你这样太累了”。

        次日我想整理采访笔记时,却发现在我的记录中,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少,大多都是护工试图呈现给我看的。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我不断反思,是否可能她需要顾及我外公的“面子”?以至于整个采访更像是一次“让小孩子社会实践”的过程,而远非一次专业、客观的采访。如此我必须走出家人的影响,通过自己联系、追踪获得想要的信息。

        外公告诉我楼上505的陆爷爷也请了长护险,护工是另一家公司的,建议我去试试。于是11月30日中午我便提前在陆爷爷家蹲点,等到护工上门时,我直接以“小外孙女”的身份和她开始了“闲聊”。然而她在看到我时还是相对拘谨,似乎我的“套近乎”并不奏效,每次回答问题前都需要思考很久,也都只能提供只言片语。

        我不由得感到挫败,在小红书和微博上搜索了一圈,大多也都是家政公司发布的招募贴,而真正记录生活的护工很少,偶尔联系上的也基本都在外地,不便跟访。上海老年护理行业从业人员有六成以上都是50+岁,她们的日常社交习惯并非以生活分享为主。正在焦头烂额之际,我忽然想到了“六人定律”,既然身边没有可以直接接触的资源,为何不请求他人的帮助,让他们帮我问一问?上半年静默期间,我是我家单元楼的物资志愿者,而团购群里的许多“团长”都是对应楼栋的楼组长,何不请他们帮忙?果然,举手之劳他们都非常热情,很快我就获得了小区内十余家申请了长护险家庭的门牌号以及联系方式。

        12月5号下午1点,我来到斜对面单元楼的302,据可靠“情报”,这家的服务时间是12:15-13:15。“守株待兔”果然奏效,护工结束服务、在门牌号前自拍签退打卡时,我赶忙上前自称是xx报社的实习记者,希望能深入调研长护险护工的工作情况。幸运的是,这是一位表达欲很强的护工,她没有被我的突然袭击而吓到,反而非常支持我,主动提意让我跟去其他家庭看看。由于时间原因,我没能逐一跟访所有护工,于是我选择化身居委会志愿者,称自己需要排摸小区内失能老人以及长护险覆盖率的基本情况,在部分家庭蹲点采访上门服务的护工,一小时的时间边做边聊,极大丰富了我的采访资料。


去现场,在实践中锻炼

        总结这次的采访经验,“做好备份”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沉痛教训。这是我第二次写下这篇札记,当时完稿后电脑C盘突然出现故障,所有文档与资料仅剩一个快捷方式,尝试了所有方法也没能恢复。幸好采访全程我是手写笔记、并用手机做好录音,尚不至于全部资料丢失。但如果作为一名记者,采访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因此需要定期做好资料的归纳与备份,避免数据丢失。

        其次,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应当是“去个人化”的。我的第一次跟访非常顺利,老太太因为年初膝盖动手术被评为4级,在我说明来意后,她很热情地邀请我进门,“我外孙女也是华师大的,现在在英国读研究生”。她告诉了我许多护工工作的细枝末节,说明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多少方便。我很感激她的分享,但她的语气与表达更像是一套流程化的阐述,而非自己的真情实感。

        起初我走访的失能老人大多集中在长风社区,离学校的中北校区很近,这一带的老人对华师大的认可度很高,所以护工总会热情地介绍我“这是华师大的高材生”。许多老人都十分热情地招呼我,或许是把我视作他们的孙辈,“真的很好,我们很满意”地浅显回答完我的问题后,总是会将话题引至我的个人情况、学业成绩、未来打算等等。我越发感觉这样的采访太过个人化,甚至更像是上门陪老年人聊天的志愿服务。于是我开始尝试逐渐隐去自己的身份标签,尽量从简地介绍自己,或者只表明自己是实习记者。但获取老人的信任总是需要一定时间,若是想要获得深入的信息还需要情感连接的过程,所以每次提出真正需要的问题前,我会先从老人自身的情况找话说起,例如“今年多大了”“子女平常多久来看一次”“平常午饭怎么解决”等等,拉近距离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再者,写作过程需要做好取舍,取代表案例、舍繁文赘述。由于前期走进每个家庭采访、记录下了不同的故事,难免有“菜太多不知道怎么选”的难题。我特意向已经完稿的同学咨询,她们也遇到过相似问题,建议我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虽然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按照病情区分,有大病初愈的、长期瘫痪的、丧偶失独的、突发意外的,同样他们对应的护工或许也能提炼对应的特质。很快我就选出了几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其他人物也选取部分用以政策的引出。至于“舍”,在我的初稿中有大量抒情的文字,特别看到失能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间能够有尊严地获得有保障的照护服务,我非常激动,写下了不少自以为足够优美的语句,可老师将这些话悉数删去,并在批注里留下四个字“直接表达”。确实我的“体验式采访”融入了太多不应有的主观情感,但记者应该做到的只是呈现事实,而非褒扬贬抑,过多情感叙述反而降低报道的可信度。

        最后,写作的尺度也是难题。坦白来说,在我跟访的长护服务中确实存在装病、代做家务等违规情况,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写出来:我希望写下,因为这些问题真实存在,且很可能造成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但采访过程中护工反复提醒我不要写,如果我坚持如此,是否会让她们“丢饭碗”?我如何拿捏尺度?毕竟多或少一行的叙述,可能直接关系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老师告诉我没有关系,如实记录即可,读者心中自有判断。因此我记录下了部分违规的行为,但同时也跟进了目前出台的完善措施以及其他相关背景,尽量完整、客观地还原全貌,让读者自作定夺。


今天为什么写报道?我想在遮羞布上缝一朵玫瑰

        在电台实习时,我曾备受困惑:当时有位老年听众打电话来问“随申码”在哪里申领,明明我拿起手机,通过电话一步步指导,只需一分钟就可以帮他解决,可带教老师批评我,在节目播出的重要时刻,“我们是媒体,能做的只有记录,无法去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所以我只能告诉他“好的,我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了,如果后续有回复的话我们再回电”。老人只是想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啊,面对他们的失望我时常感到不安,便会再补充一句“我们没法保证回复时间的,如果两周内没有回复那就没有了,您要是急的话,可以去打12345”。

        这种不安伴随了我很久。我们去现场看到了大量细节,记录下了遮羞布后挡住的不堪,可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的上门采访或许曾为老人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乐趣,可我不可能长久陪伴他们,忽然间又回到了最初面对“暴食”群体时的困窘,我,大学生,记者,我能做什么?

        直到前两天我把长护险“安利”给楼下一对中年夫妻,他们的父母已经80多了,却不愿意与其同住。我突然意识到,也许媒体正是通过“记录”然后“报道”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关注到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我个人去解答、帮助,那么只有我一个人的力量;但如果我能落在笔端,让这一问题被更多看到,那将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人站出来奉献,甚至可以从根源上推动问题解决。

        从价值角度看,我的报道是一篇再普通不过、介绍长护险政策的文章。但是当我亲耳听到92岁的老人呆滞地说“真额厌气啊,死么死不掉,混一天是一天吧”,当我看到“公办养老院起码排一年半才可能轮到,民营养老机构月均1.5万元起步,而2022上海人均养老金仅为4668元”的数据,当我了解到“2030年全国失能老人将达1亿”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你们不要太去关注这个阅读量,哪怕是1,也是有一个人看了这篇文章,多一个人知道了这个事情”,老师的话又浮现在耳边,我的报道写出后,多一个人看到可能就意味着多一个家庭、多一位失能老人享受到了更好的照护,如果能再推荐给邻里好友,那我能带去的帮助就更多。

        不论暴食或失能,抑或是其他不愿被知道、被看到的真实存在,现在的政策或者社会资源已经足够提供一块遮羞布,挡住这些不堪。但我更希望以笔为针,以字为线,在布上缝一朵漂亮的玫瑰,让更多人看到、重视、加入。

        许多“50后”恰逢第一批计划生育,他们如今已经年迈古稀,而其独生子女也将步入“中年危机”。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长护险的需求极大,发展远景广阔。我非常感激这次新闻采写的机会,它带给我的不仅是最终的报道成品,更是亲身实践、遇到困难并尝试解决的经历,最为关键的是,我仿佛找寻到了新闻工作“在遮羞布上缝一朵玫瑰”的重要价值。再次感谢陈老师以及助教学长逐字逐句甚至精确到标点的修改,我也会继续在今后的实践中多做积累,朝着成为一名优秀媒体人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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