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下午，大夏传播讲坛第三期在传播学院212学术报告厅举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为传院学子带来“重思中国传播学”的专题分享。
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主持本期讲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在做演讲）
李彬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亲历学者之一，著有《新闻学引论》《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等作品，对中国传播学有着独特地理解和反思。他首先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形象地归结为了“两次引进”和“三次突进”。“两次引进”分别是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这两个不同时期；“三次突进”则分别对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及2008年前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趋势变化。
李彬教授认为，传播学真正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可以追溯到以“杜威访华”和“罗伯特·帕克在燕京大学任教”两件标志性事件。在这过程中，“communication”作为概念第一次被引入了中国，并被翻译为“交通”“传通”等词汇：它既包含信息交流的含义，也具有物质流通的意思。而此时，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还是引入传播学的主力军，燕京大学聘请梁士纯任新设新闻系的教导主任，成为了当时传播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之一。此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断流”现象，他对“断流”予以了形象解释：“这好比沙漠中河水流淌过程中突然会在某片地区突然消失不见，又在下游地段重新冒出地面继续流淌，那断流部分的河水只是从地表下在流动。”这一时期中尽管出现有以郑北渭《新闻学丛译》为代表的少量研究，国的传播学研究几乎暂时销声匿迹。然而，美国传播学在1950-198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了一门体制化的学科，研究范式也从芝加哥学派遵循的含有质化研究取向逐渐转为哥伦比亚学派所倡导的量化研究取向。
李彬教授认为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之意，是1978年后第二次引进时的通用译语。与第一次引进不同的是，传播学有了教材和学科史叙事，引进的主体也不再是以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主而是出现了新闻学者的“主体群”。他谈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传播学的“三次突进”可以归结为“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政治”和“再政治化”的过程。
在第一次突进阶段的1980年代，国内学者通过引进西方“科学的”传播学，消解中国“政治的”新闻学，对传统新闻以及宣传理念进行了改造。李彬教授解释到这里所谓的“科学”仍然是以西方传播学理论和西方学科框架为标准，如何理解这种“科学性”也需要在座师生去反思。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播学发展呈现出“一个偶像，两次会议”的独特现象，一个偶像是指“言必称施拉姆”，传播学理论引进和学科框架建设有着鲜明地“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两次会议是指“82年成都会议”和“86年黄山会议”，他从亲历者的视角阐释了两次会议在探讨和影响中国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并认为至今国内学者很好践行了“82会议”十六字方针中的前两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却在后两句“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方面有所缺失。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做讲座）
第二次突进发生在199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规范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他特别引用大学者李泽厚“思想家逐渐淡出，学问家日益凸显”的话语来形容这时期的时代特点，“我们的手里有了方法、规范，但是政治主导权、文化主导权却丧失了。”但他同时以“审慎地乐观”态度，指出我们要看到中国传播学者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中国传播学也发展到“登堂入室”阶段并形成较为完善地学科化、规范化及体制化学科系统；也逐渐出现了“语境细读”的批判反思。随着进入第三次突进，中国传播学开始转向对传播研究引入中国三十周年的反思阶段，中国传播学者如饥似渴地补充和学习西方理论的阶段也告一段落了。这时期的主题是学术自觉问题，如对传播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讨论，他详细罗列了一批在这新时期下中国传播学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观念，并指出当下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国内学者对西方的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试图开创传播学中国学派。但无论如何，李彬教授认为传播学经历一番波折后终于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学科进入常态化局面。
在梳理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脉络后，李彬教授转而进入到重思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他首先指出在传播学教育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本科生、研究生在论文开题答辩时往往会先被问：研究采用的理论是什么？大学教师和学生都似乎陷入一种误区，倘若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美国传播理论为依据，即使选题再有价值，思路再有意义，研究再有水平，都并不入流！李彬老师将这种现象称为做“精致的平庸”研究，一如赵月枝教授所说的“罗马在燃烧”（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大事却依然漠不关心）的比喻，又如李金铨教授称之为“不痛不痒的研究”，认为当下传播学研究乃至学界都存在一些缺少敢于“做世界视野下有中国立场的学术研究”志气的学者，仅仅停留在小格局小视野中。
随后，李彬教授对中国与美国双方学科特色的逻辑起点差异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美国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可归结为强调追求利益最大化，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强调分权制衡，传播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强调实用主义的观念形塑或说是“人为洗脑”；相比之下，中国研究对应地可以描述为经济学中的经世济民，政治学中的小康大同，传播学中的理想主义的世道人心。而这份世道人心，于个人是讲究正心诚意、心平气和；于社会是讲究将心比心、政通人和；于天下则是心心相印、天下大同。他以中国古代“飞将军李广”及“武侯诸葛亮”等故事来反问在座师生，为何会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等广为人知的故事和评价？这就是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传播学的特点，传播应在于世道人心！
（传播学院同学在认真聆听讲座）
李彬教授还谈到，在三次突进中传播学表现出了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问题。他还对城市中心主义的偏向进行了剖析，并借诗句古代《蚕妇》中的诗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阐释和分析了古代和现代城乡关系的变迁与差异。他认为，在新时代下面临的新三农问题体现在了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等张力矛盾之下，“同处穹顶之下农村的污染已经远大于城市地区，水污染、空气污染……更为重要的还有文化污染。”他认为，“送文化下乡活动”是否也是在给农村传播一些“不合时宜”的城市文化，这同样是值得反思！与此同时，除了古代与现代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两个思维维度外，还有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是理应纳入“重思中国传播学”范畴之中。最后，李彬教授通过个人成长与传播学发展的共同经历，以自我反思的方式，提出传播研究应回归历史和现实语境，克服传播学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追求传播学和社会的有机结合。
（传播学院本科生在向李彬老师提问）
随后，李彬教授与在场师生进入了自由交流环节。传播学院一位本科同学就讲座中提及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中的“政治”意涵的具体指代意义提出了自身的疑惑，并追问这两个“政治”有何区别与联系？李彬教授予以了回答：“政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具体来说，这两个政治是一脉相承的，就现在的中国而言，就是共产党领导社会民族的政治，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他认为，新闻与传播不可分割，在重思传播学的同时该对新闻学做出什么样的深思？“要思考学术权力问题，学术政治问题。本业当行培养人才才是核心，是最初的目的，新闻学本身的力量变弱，‘新闻’成为关注点。”李彬教授还告诫在场的同学，写论文做研究时不能为方法而方法，为规范而规范，要牢记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
最后，李彬教授和在场老师、同学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