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给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互联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2016年10月27日下午两点三十分，三友传播学术沙龙第六讲在闵行人文学术沙龙中心举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及政治学系的老师同学们围绕郑永年的著作《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聚焦网络时代的技术赋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沙龙由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主持，2016级新闻学学术硕士郭昕同学主读。《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国家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郑永年的著作。本书大致探讨了以下5个问题：1、为什么领导人要发展信息技术？2、如何促进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控制？3、互联网的公民参与如何在中国发生？4、互动战略与集体行动的成与败。5、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能否带来直接的政权变革？郑永年结合中国历史，从一个海外观察家的视角分析了技术赋权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
在郑永年看来，领导人之所以要发展信息技术在于技术民族主义以及寻求政治合法性。同时，在促进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领导层试图建立两种机制，一个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另一个用以实施政治控制，以保持政治稳定。在论述中国互联网的公民参与的方面，郑永年提出了数字赋权的概念，认为互联网对民众进行了赋权，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此外，还根据赫希曼的观点，将网络行动分为：退出、呼吁与忠诚。在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基础上，郑永年提出“呼吁”更容易被互联网与国家接受。书的最后，郑永年得出结论，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无法带来直接的政权变革，只会促进政治自由化。
在分享完郑永年的观点后，与会老师围绕“技术赋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点评。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张振华老师指出：从清末到现在，面对现代化中国总希望它只带来技术，而非制度变革。如今人们渐渐发现互联网集体行动具有不可预测和不规律性，使得互联网管理愈发困难。
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易妍老师则对郑永年的著作的学术性进行了讨论。她指出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能单纯地把互联网或技术当成一个自变量来看，而应该把互联网当作一个语境来分析。此外易妍老师就是否可以把中国的互联网看成是“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郑永年认为技术是一种用以重新组建秩序的工具。复旦大学刘树才博士则对郑永年的技术工具论提出了批评。“对于互联网的认知要超越技术本身。互联网与国家、社会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割的，不能将其割裂地看待。应该把互联网看作为一部‘奥德赛’，也就是历史，把互联网当作一种世界观来研究问题，进入内部视角。”
有着理工科学习背景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黄佶老师则对技术的影响力加以强调。在他看来，互联网是传播思想的很好的工具，并对互联网对于中国政治的推进抱以乐观的态度。“互联网会推动危机的发展，但危机会推动改革，所以政府会主动改革。”
华东师法大学传播学院甘莅豪老师则对以上老师的发言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技术工具论是郑永年最大的缺陷。“技术最初产生时，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当互联网逐渐壮大时，工具会成为这个社会最强大的本质力量。工具能成为国家自身、社会自身，而这时候就不是工具了。”同时他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虽然只是理想的乌托邦，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模型，让我们可以无限地往这个理想靠近。
之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路鹏程老师表示学界总是将美国作为参照对象实际上限制了观察的视角。云南艺术学院侯云峰老师则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技术焦虑问题。
在各位老师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后，同学们也纷纷围绕着当下互联网集体事件、以及网络反腐等问题进行了发言讨论。
在沙龙进入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祥辉老师对沙龙讨论进行了小结，并结合当下网约车新规对“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的关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共政策缺乏对网络民意的回应性。网约车让我们看到了旧制度对新事物的收编，也显示了互联网技术的局限性。新技术与旧体制的博弈中两个东西比较重要：一个是利益，一个是观念。利益是很难一下子被技术改变的，能够改变的可能是观念，互联网上的民意也许撼动不了利益格局，但至少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这也是我对互联网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谨慎乐观的理由之一。”
传播学院三友学术沙龙发起于2015年9月，“三友”之名来源于《论语》：“益者三友：友直、直谅、友多闻”。迄今已举行了六讲，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分享见解，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微信群进行线上讨论，我们会定时发送讲座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