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3点30分，传播学院“博思论道”学术论坛第四期在闵行校区人文思勉学术沙龙顺利举行。此次论坛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前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胡范铸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胡键老师进行交流对话。两位老师共同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演讲，并与在场师生相互切磋交流，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也为本学期最后一次博思论坛活动增添了完满诠释。
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主持了此次活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陆刚教授、传播学院甘笠豪老师、赵路平老师、杜志华老师以及传播学院各年级近十名硕士博士生同学参加了此次论坛交流。
下午论坛开场，胡范铸老师首先带来了名为《“底线性”舆情应对的“事件义素分析”：国家话语生态研究的一种进路》的主题演讲。胡老师研究爱好涉猎广泛，涵盖语言学、政治学、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方面，他坦言自身研究最长久深厚的还属修辞学。他抛出了两个问题追问——“何为修辞学？修辞学何为？”他认为，在西方国家看来，修辞学是一种说服艺术；而在中国，谈到修辞学更多的是将它看作一种语言的美化，比如我们中学时期学过的一些修辞方法——比喻、拟人、夸张等。在他看来，修辞学其实是结合了这两种含义，如果仅仅从修辞手法来理解它就太浅显了。为此，他提出“新言语行为分析”应该从对语言学的重新定义开始。可以说，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系统性知识和思考，但是关于“语言”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语言可以定义为一种符号系统，一种社会制度，或是神经机能，那么，基于不同的定义便有不同的研究。
（胡范铸老师在作主题演讲）
胡范铸老师认为，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言语行为”。修辞学的主要对象是“言语事件”——某言语主体在一定的人际框架与语境条件中，根据自己的意图，结构出一个语篇，借助某种媒介传递，另外的言语主体接受了这一语篇并作出有关联的反应的“事件”。它并不是句子，而是具体意图的实现过程。他提出，修辞学本身也是一种“言语事件”，为了实现不同的意图会提出不同的课题，例如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意图而提出了“国家话语生态研究”的命题。
胡范铸老师举以上海松江“交警绊摔抱娃女子”事件为例，通过分析事件过程市局警方处理方案、媒体报道状况和民众舆情反映等方面话语行为，认为这是一次是较为成功的舆情平息，处理及时、平衡，但是这样的处理是不是最佳的处理方案呢？他认为，舆情是社会的聚焦点，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信息都被淹没在信息海洋中，而舆情事件却由于涉及的突然聚焦，既可能成为不良信息传播爆发口，也可能成为正面信息传播最佳时机。从构建国家话语生态的角度上来看，这种处理思路还是属于“平息舆情”的性质。当在面对这种事件时，能不能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追求更高的目标——“化危为机”呢？不仅平息舆论，同时也向公众传递一种法治、人权以及政府对儿童权利的保护等理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在具体舆论事件中该如何“化危为机”以及“机”在何处？
那么如何通过建构共识实现“化危为机”呢？胡范铸老师依据上述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此次舆情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方痛恨野蛮执法，一方痛恨刁蛮执法。表面上的修辞争议点就是围绕是否“尊重法律权威”和“尊重儿童安危”，但其实已蕴含了两个共识，那就是“有法必依”和“儿童必须得到特别保护”。只是在争议中，两个共识被人为地对立起来，所以一个优秀的方案既要统一二者，更要用明确的司法行为彰显其统一性。他就此提出了两种应对策略：裁判策略——平衡对涉事民警（因为其执法未顾及儿童安全）和对涉事女子（因为其抗法加上不顾自己孩子安全）处罚，形成对全社会“规则”意识的有效建构和培养；话语策略——舆情越是汹涌，事件命名越需客观，说理越要明确、周全。将“交警绊摔抱娃女子”“民警粗暴执法”等命名更改为“抱娃女抗法被摔”，将更为客观地显示事件基本特征与各种核心要素，而将“民警反应过度，未顾及张某怀中儿童的安全”等话语论述强调为“护佑儿童是法律天职，无论警务人员还是家长与看护人，都不得漠视儿童的安全与利益”，将更能显示“良法”与“善治”。
（胡范铸老师在作主题演讲）
舆情管理需精准应对，精准的前提是精准认识，精准认识并不限于案例本身，更需要提炼理论模型。由此，胡范铸老师认为应该对“事件”进行重新认识并运用“事件义素分析”视角看待问题。“事件义素分析”与语言学既有理论中的“义素分析”、“修辞结构分析”及“框架分析”有关，但又并非“义素分析”、“修辞结构分析”及“框架分析”。它是基于对以下概念的重新思考：“事件”“事件构成的要素”“事件发展的可能”。传统语言学中的“言语事件”指人类“一切用语言实施的行为”，而这里更接近当代“事件哲学”的“事件”。在他看来，这里的话语事件，并非日常反复呈现的“打招呼”之类，而是在既有话语秩序中突然发生“断裂”的言语行为，因为其突然地断裂，而获得了特别的“话语意义”。在这里，“断裂”用既有的语用逻辑很难解释，于是便出现了修辞学中的“争议”，这一“断裂”和“争议”，“开启了可能性”，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契机。这一改变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
胡范铸老师认为，传统话语分析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与语法学的“普遍性事件”衔接，认识最日常言语活动的结构方式。而“事件义素分析”关注的则是最异常的言语活动，是与日常言语秩序断裂的活动。因为，这样的言语事件才既是“可能性的创造”，也“开启了可能性”。例如，“老人摔倒旁人搀扶”只是既有秩序框架中的一个活动，而“老人搀扶，旁人搀扶而成被告”就从既有秩序框架中发生断裂。同样，“抱娃女抗法被摔”之所以引发舆情，是因为触及底线：儿童保护。舆情有各种类型，触及社会底线的舆情一定要特别关注，因为它既可能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崩塌，也可能推进现代理念的形成。对于事件义素中的事件，有原发事件、评论事件、处置事件，对于事件义素中的主体，它是被事件创造出来的，不是“主体做出事件”，而是“事件产生主体”，即有什么样的“事件”才有什么样的“主体”，就像做好事的才是好人，而不是好人做的事情叫好事。对于事件义素中的动作，包括非语言动作和话语。
陈虹老师：感谢胡范铸教授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演讲，可以说既有鲜活案例典型理论的深度，同时也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今天我们的几位博士研究生，以及做这方面研究的老师也都到场了。我想今天胡老师的这个演讲肯定会激起大家很多的思考，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积极地提出来讨论。
胡键老师：您好胡老师，您所说的话语生态多样性，从国家的角度层面来说，是不是就是让人们的表达方式多样化呢？它是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胡范铸老师：我们希望生命形式能够有多样形态，这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有利，因为生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但是在语言体系方面，多样性是不可取的，而话语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才是最本质的，不可或缺。比方说，在我们中国，你说你的广东话，我说我的上海话，那咱们国家的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了。而如果有统一的语言体系，比如大家都说英语，这样就容易沟通，也容易和国际接轨。印度有很多语言，但是他们的学生大部分会说英语，等到毕业后他们就很容易进入国际产业，而像我们中国的学生就不行，一到国外，就会碰到很多语言方面的障碍。所以语言体系并不是越多越好。
博士生邹月华：老师您好，刚听讲座的时候记了两个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国家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改革攻坚的阶段，我们经常会说到社会的分化、共识的破裂等问题。比如说国家提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一套的话语，但是省级或市级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却未必严格遵守这一套话语体系，您认为我们国家从整个层面来讲，话语体系是一个已经形成了共识的，还是说国家话语层面已经进行破裂了？如果说是破裂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形成这样一个在统一路径下的话语生态呢？
胡范铸老师：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说我们国家的话语生态是破裂的，以我的理解，原来的话语生态单一，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它逐渐变得丰富，然后有一些破裂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既丰富又协调，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总体上，我们国家和过去相比是更加重视法律的，以前说杀人就杀人，现在任何人也没有权力说杀掉一个人。国民的法制意识相比以往也有很大的进步。
（传播学院博士生邹月华在与胡范铸老师交流对话）
博士生邹月华：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是，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话语的生态，它是在已有的一个话语生态的体系上重新建构的，还是说我们在一个过去空白的话语生态下建构的？
胡范铸老师：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清晰的体系问题，话语生态其实是一个过程。我非常反感中国话语体系，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过，如果说有体系，那写出来可以看见什么？哪个范畴？没有。它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分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现成的话语体系。
杜志华老师：胡老师的这个讲座可以说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比如说，做好事的才是好人，并非，好人做的事情叫好事。我今天来到这儿，也是因为这儿充满了智慧。我是搞电影的，电影可以说也是一种语言，它可以跨越英语、汉语被更多的人看到。我今天听到您这样一种智慧的语言的表达，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听到您的声音，如何让国家听到您的表达。以后发生类似的这种舆论事件，如果政府听到您的声音，或许就能够像您所说的“化危为机”了。
赵路平老师：胡老师您好，我最近也有做话语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抓取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研究方法的呢？
胡范铸老师：嗯，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虽然我现在对于电脑、信息技术等方面很多都不了解，但是我认为数据库这个东西还是要转变。首先，数据的来源是不是将总体都覆盖了，这不得而知。很多时候，我们抓取到的只是一部分数据，并不能反映真正的现实状况，而如果以部分数据来反映总体情况，这是不对的。其次，就是大数据的发展破坏了知识分子的直觉。我们现在太相信大数据了，而忽略了一个知识储备丰富、思维逻辑清晰的专家学者的直觉。
陈虹老师：正如胡老师刚才所言，每次社会舆论危机都是一次构建社会共识的契机和机会。胡键老师的点评和对话也是非常精彩启发思考。昨天胡键老师在中国学论坛点评了一个题目特别巧，叫《中西在危机传播中沟通中的误解》，虽然两位胡老师都没有事先交流过，但对研究议题也都有心灵相通的地方，怎么样进行跨文化沟通、跨社区沟通，是胡范铸老师在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一直致力于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胡键老师接下来就会与大家交流《跨文化传播，让世界浸染在中国故事之中》，让我们掌声请出胡键老师！
在接下来主题演讲中，胡键老师开场就和在座师生讲述了两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中，他谈到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面对如此情况是如何进行发言的呢，胡键老师告诉在场师生，顾维钧在会上发言到：山东是中国孔子的出生地，孔子是中国的圣人，由此可见山东就是中国的圣地，如果中国把山东割让出去了，那就犹如基督徒放弃他们的圣地耶路撒冷。而这段演讲以极强同理情感震撼了欧美代表，扭转了当时的舆论形势。在另一个故事中，胡键老师讲述了一个1954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使团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时的细节故事，他说，当时中国代表欲想邀请国际友人欣赏中国的电影《梁山伯和祝英台》，在介绍词中周恩来总理用了一句话“请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非常好的打动了西方观众并使得这次演出取得非常良好效果，让西方人也都能理解这部电影在我们国家的意义了。
（胡键老师在作主题演讲）
胡键老师认为，传播中国故事需要跨文化交流，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述说我们的故事，外国人并不一定能够听懂；如果能通过换位思考，那么故事讲述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当前中国崛起进程，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但是，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又是什么样的呢？是和平崛起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还是“崛起国挑战守成国”？显然，世界对我们国家的认识各种各样，并不准确，甚至是模糊和错误的。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就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那么，中国故事由谁来讲？怎样讲？向谁讲？用什么话语讲呢？这些问题都成为当下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关键。
胡键老师追问到，由外国人讲中国的故事吗？当然不是，中国的故事还是要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同时也要欣赏外国的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即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既不能有文化自负，也不能有文化自卑。至于怎么讲好中国的故事，胡老师认为，不能光说中国的好故事，同时也要讲我们国家崛起进程中遇到的困难、遭遇的失败故事。这样别人才能全方面地了解中国，才能看到更准确、更真实的中国。另外，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要区分听众的认知水平，不能用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原因就在于听者并不理解中国文化。因此，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如让世界感受中国故事，做好跨文化的交流。
胡键老师还认为，跨文化交流就是要让世界在中国文化中体验中国故事。它包含了三部分重要的范畴：中国故事是中华民族遭遇外族侵略而奋起反抗的民族复兴的故事，例如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故事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而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故事，例如洋务运动；中国故事是现代化建设的故事，例如从封闭到开放，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逐渐进入国际体系中央区域，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胡范铸老师：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口号是带有复仇性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就是复仇啊。所以这些东西要重新批判，批判自己。这样的口号是存在问题的。谈到说中国故事呢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应该包含多个含义，凭什么要让人家听你的故事？怎样让人听你的故事？即使是我们要人家来你听的故事，也不能让人觉得是来听你讲故事的。我是来干什么呢？我们是“彼此交换故事”的：最好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们大家来交换故事。只是一方在讲故事另一方在听故事，不管有什么苦衷都是不合适的，这又不是为了“炫耀”或是求得“粉丝”。相互倾诉相互倾听才是好的相处方式！所以，我非常反感“只说中国故事”，所以这次简报中我提及了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孔子学院不是为了宣传故事，根本目的应该是“交换故事”。但更重要的还不是交换故事，而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的故事”和“世界的故事”！这就好比我需要你的故事，你当然也会不要意思不和我交换故事，这才是最佳宣传自我的故事的方式。“好朋友就是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也需要我的帮助”。
赵路平老师：因为我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孔子学院院刊的日文版责编，很多时候我们在理念和认识上会不断的有所进步，然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困难，就比如一方面总会希望将“好的一面”宣传给人家，而且有时候会在具体选题往往受制于种种因素就做成了纯“宣传”性质了，就是很多时候真正做起来就会“走调了”，那请问老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呢？
胡范铸老师： 那就是我们要讲述“真实的故事”，不能编假故事。现代社会21世纪了，编的假的故事骗不了他人，就应该真实的告诉他人我们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真实告诉别人。那应该理解什么是真实的。
（胡键老师与在场老师们进行交流与对话）
胡键老师：（插入对话）那我们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就有点像我们做宣传模式一样了。就好比我们要表达胡范铸同志的时候，就会表达成“他从小就是爱国的”，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掩盖了，都把好的一面展现出了。当我们去传播中国故事的时候，往往也陷入了把涉及中国方面“不好的内容”全部覆盖掉，就讲述中国全部好的方面，人家就会说“你是不真的”。
胡范铸老师：我们往往很傻，生命的叙事是社会最为本质的事情，我们往往把对生命的叙事转化为一种政治叙事、国家叙事，倒过来了，国家的叙事应该转化为生命的叙事才是正确的。最简单的是南京大屠杀，他就是把生命的叙事转化为国家的叙事，人家会不接受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是政治事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就是生命的叙事，死难者要不要纪念？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追究你杀害了我，不是追究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只要有人死了我就要纪念。那这样日本人认同不认同？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他没有生命的概念，而生命是超越历史时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
胡键老师：其实我要讲我们不是特别的苛求要把中国故事讲成什么程度，光是口头上一直在说“讲好中国故事”反复宣传。而是当我们在和人家交流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理解别人文化中的中国，同时也要理解我们文化中的他者，这是一个相互交流，对传意见的过程，也就是说相互倾诉交换看法的过程。
赵路平老师：其实在新媒体时代老百姓很多时候会接收到国外的故事，国外的民主也很容易接收到中国的故事i，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更多时候是在讲述官方的故事，官方在去讲故事。但国外很多网站在论述的时候是讲述的中国民间的民众的故事。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冲突的。所以我认为有的时候人们更会相信民间的故事，会去消解官方的故事。
胡范铸老师：有的时候我是过于看重官方的故事。不但过于看重自己的官方故事，也过于看重国外官方的故事。
陆刚老师：我呢理论谈不深，但是有些实践经验。就是说文化是体现在各个专业的过程中，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是要寻求一个常识，这很重要，你不能一开始就说一大堆高大上的概念。中国最近推出一套套的概念，就经常有人和我说“我们听不懂啊，我们韩国都听不懂啊”，这一点呢有学者都讲过。而且这个常识呢，包括你讲的东西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当官的个人体验，“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讲的一套套的但是人家还得为生存去奔波。就如最近北京把一些“DDRK”赶走，你那个官员根本不知道老百姓为了一顿饭，为了孩子的上学需要费多大功夫。而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媒体上就说“敌对势力的破坏”，当然我们需要认清事件的真相也要找寻事情的真相，但另一方面讲，我们不能太脱离事实的常识。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地区对常识有不同标准和认识，我们要尽可能寻找共识点，不仅要站在人家的专业知识的角度去看待，也要站在人家的具体处境上去看待。第二就是要掌握逻辑，就是你推导出的结论和你的论述要有逻辑。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就是都是口号，相互之间缺乏逻辑，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人家听不懂），所以呢这是很成问题。那我在跟不论是中亚也要还是印度交往过程也好，都是运用他们听得懂的理论，人家都能听得懂的逻辑，一步步去推导。他听了或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至少同意你的逻辑。我们首先相信对方人是真诚的。所有我不看对方意识形态是什么样政治立场是如何，要看对方态度是什么样的，对方不真诚（逻辑论述混乱）就无法沟通交流，这也是跨文化传播中很重要的方面。
当然，在我看来，与其说故事我更倾向与听人家说故事，这不说说听人家喋喋不休的讲述，而是要用眼睛去看去心去倾听，看人家生活的背景、文化、习俗。我们中国包括政策方面，因为政策和文化关联度很大，一旦政策发生文化偏差，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就发生严重灾难。所以说不简单的文化（跨文化传播）、实际上跟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
（传播学院甘莅豪老师发言交流）
甘莅豪老师：非常感谢两位胡老师的分享，我们说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个“好”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是讲真实的故事还是讲那种带有宣传性的、能够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故事呢？我认为这个“故事”也不单纯是国家的故事，而是中国人的故事，应该以人为中心。如果是以国家为中心，比如国家高铁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等，那么有一些真实的故事就进不了这种体系之中。例如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一个从农村来的湖南小伙子，他向往城市的生活，渴望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一开始他去做群众演员，但后来发现挣不了多少钱。接着他就想到利用自己有武术功底，爬遍城市的所有高楼，他想做中国极限运动的第一人，然后通过拍视频传到网上来挣钱。他发现这样比当群众演员挣得多，他还用挣来的钱给妈妈买了很多东西。但是，有一天，在爬长沙的一座高楼过程中，他一不小心摔了下来，死了。就是这样一个小伙子，其实是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典型形象，他代表了中国年轻人的一种闯劲和冲劲，但是一不小心就会失手。而我们中国的发展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在走钢丝，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有一股闯劲和冲劲，但是也会遭遇风险。如果我们向外国人讲述这样的故事，他们就不会觉得中国的发展在威胁着其他国家了，他们会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精神。
胡键老师：对，我们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宣传，不是“讲好”中国故事，而是讲“好中国故事”。而这个是不对的。
胡范铸老师：中国不仅仅要讲好故事，也要讲让世界变好的故事。就像一个小区的人们，如果今天张某跟李某说他今天又买了一辆奔驰，那么李某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会产生嫉妒的心理，但是如果张某跟李某说他今天又想到一个好办法将他们共同生活的小区建设得更美好，那么李某听了才会感兴趣并友好地回应张某。同样的道理，对世界各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的故事再好听，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并无多大的意义，但是如果讲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故事，各个国家才会产生共鸣，才会齐心合力。
陈虹老师：本来是晚上7点钟要结束的，现在进行到了8点钟了。刚才胡老师也提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理论之源”。在当下社会背景下也有了向您说的讲好“让世界更美好的故事”的可能性，那今天我在您讲“事件”的过程中也开启了各种可能，事件和行动的原则，有了新的主体，正如刚才所呈现的“用耳倾听、用心理解”。胡范铸老师第一个谈到了向权力说真话，第二个小胡老师讲的是“向世界说真话”。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尝试使用一种新的话语表述方式，我也觉得我们现在学术也是这样，我们不仅仅是在话语交流，也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因为我们都在关注这样一些话题。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主讲老师，也感谢各位到场的老师和学生，大家的交流也是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的火花。我们博思论道从十月份开始坚持到现在，每次都是邀请两位嘉宾一起对话，都是从下午坚持到晚上，今天又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日，明天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所以今天恰逢这样一个日子，两位胡老师的“联奏”让我们受益匪浅，给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次博思论坛讲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感谢各位，希望我们明年还能相聚于此。
（陈虹老师主持此次论坛活动并作总结发言）
唐小慧/文，张哲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