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成为美国民选总统，这是为什么？它是否意味着美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的巨变？2017年3月22日下午一点，三友传播学术沙龙第九讲在闵行人文学术沙龙中心举行。与会师生围绕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舒德森的著作《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就中美公共生活的历史、现状及网络时代的政治、社会及媒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沙龙由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主持，2016级新闻学学术硕士罗佳琳同学主读。《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知名新闻学研究者迈克尔·舒德森的著作。本书从公民参与、媒体、自建团体、政党、政府、法律等角度分四个阶段梳理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公共生活的变化。这四个阶段分别是：1、18世纪至19世纪初同意政治时期；2、19世纪从属政治时期；3、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知情公民时期；4、20世纪50年代之后权利公民时期。
他对每个阶段公共生活的特点都进行了充分的梳理与解读。针对有些学者所认为的美国公共生活在衰落的判断，舒德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在书中提出可以用七项标准来衡量公民权和社群是否在衰落：1、投票率；2、看公民表达出来的对政府和其他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有多少；3、查看人们积累的社会资本，即查看人们加入的那些社会团体和它们与社会团体的联系；4、公共话语的质量；5、贫富差距的大小和人们的生活质量；6、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增强了还是减弱了；7、受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根据这7项标准，他认为“认定公共生活呈衰落趋势还为时尚早”。因而大可不必对当下公共生活抱以悲观态度。并指出现代的公民也不必效仿过去的公民，现在他们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监视政治世界。在书的末尾，舒德森得出结论：美国的公民权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衰退，但它发生了变化。公民权的旧模式（知情的公民）也没有随着新模式（权利公民）的出现而消失。此外他还指出新时期的好公民应是监督员公民。所谓监督员公民就是把公民在参与政府事务之前须知晓情况的责任看做是一种监督性的责任。公民可以是监督者，不必是知情者。作为监督者的公民扫视而不是阅读信息，就能够了解大量不同的问题，达到很多不同的目标，并能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展开针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监督员公民”致力于监视环境，而不是搜集信息。类似注视着在社区游泳池内玩耍的孩子的家长。
在分享完舒德森的观点后，与会老师就舒德森对美国公共生活的考量，由古即今、并联系当下中国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潘祥辉老师也谈了自己的阅读体会，他提了四点：1、读了此书会发现美国的民主是置身于其悠久的公共生活的传统，这个传统来自英格兰的乡镇议会，当然还有基督教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而美国的民主是内生于其历史土壤中的，中国包括其他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时候要多加注意；2、所有国家的民主刚开始都是不完美的，美国早期的政治生活中也充斥着贿选等各种乱象，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搞民主政治都有一个学习和试错的过程；3、媒体在公共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媒体作为一种启蒙的工具、联结的纽带对于公共生活极端重要。当然，其他制度设置也非常重要：包括选举制度、投票机制、法院、政党、社会团体等。舒德森强调媒体，但也没有陷入“媒体决定论”；4、民主与民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抗争得来的。正是美国的民权运动使“权利的公民”成为可能。反观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潘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公共生活史及公共生活可言？”围绕这一问题，与会老师与同学们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甘莅豪老师回顾历史，认为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在批评的基础上形成理性对话的舆论场。他认为公共领域必须满足三个不同层次的条件：1.公众能够发言。2.公众愿意发言。3.公众能够理性的发言。从此标准来看，中国历代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公共领域存在的空间。他指出不同媒介建构的公共领域空间并不相同。在他看来，当下中国虽然对书面文字审核较严，但在不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交流的口语对话中还存在比较大的公共空间。“比如今天的沙龙，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共领域。”
接下来，参照当下中国新媒体的发展，老师同学们就新媒体是否拓宽当下公共领域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潘祥辉老师强调了政治参与中“线下参与”的重要性。“互联网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人宅在家里，看网剧看直播，自媒体的出现使大家更加远离公共生活，一人一个手机，连沙龙也不愿来参加。所以新媒体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公众生活的侵蚀。这个问题在美国有，在中国则可能更加严重”。他表示对当下90后对于宏大议题的冷漠感到担忧。对此，有同学就自身作为90后的亲身感受表示反驳，认为当下90后仍对政治问题抱有热情，只是方式不同，新媒体的发展对公共领域的拓宽是有帮助的。
谈及中国90后的政治参与现状，再度激发与会师生讨论的热情。有同学指出如今的中国青少年在网络上的政治表达更多是诉诸情感暴力。对此甘莅豪老师做出回应，指出90后与80后、70后不同，他们是用娱乐形式来表达对政治的关怀。而类似“小粉红”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化的体现。潘祥辉老师补充认为，当下中国的娱乐化与高压政治的结合其培育的只能是“麻醉和驯服的公民”。在此基础上，众多老师同学们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治娱乐化的解读。观点涉及传统文化、教育制度、群众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
在沙龙进入尾声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杜志华老师对于本次沙龙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同学们的表现表示赞赏，“思想的独立性与年龄没有关系。”他鼓励更多同学参与沙龙讨论。潘祥辉老师对沙龙讨论进行了小结，回应了舒德森在书中所提到的“监督员公民”的观点。并着重指出舒德森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就是他强调公共生活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私人生活的重要性。舒德森认为，如果民主要求人人都有高度的政治认知，政治觉悟，全知全能，这样的民主肯定会失败。民众不关心政治也很正常，民众也有不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力。私人生活也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好的政治是要保障公民的私人生活。”潘老师认为这个观点十分重要，例如不能认为像“文革”时候那种人人都参与政治的情景是“公共生活”的体现，那种“政治狂热”绝不是“公共生活”。潘老师指出：在中国，我们不但要追求好的公共生活，也要追求私人生活的安宁和幸福。两者需要相得益彰。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讨论，此次沙龙圆满结束。
传播学院三友学术沙龙发起于2015年9月，“三友”之名来源于《论语》：“益者三友：友直、直谅、友多闻”。迄今已举行了九讲，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分享见解，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微信群进行线上讨论，我们会定时发送讲座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