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科斯与王宁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型有两条并行的改革轨道：一条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另一条是在计划经济边缘地带所出现的边缘革命。在前一条改革轨道陷入困境中时，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将中国推向市场经济。
2017年5月17日下午一点，三友传播学术沙龙第十一讲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311举行。与会师生围绕英国学者科斯和王宁的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就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次沙龙由传播学院甘莅豪副教授主持，政治学系张振华副教授主读。
张振华老师主要从问题视角、主要内容、当下启示三个方面对本书进行了导读。
本书的主要内容，在科斯和王宁看来，对于边境安全的考虑使得我们建立起一种蜂窝状的经济模式，显著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式的计划经济也更多植根于中国传统。计划者在对公有制坚持不懈的同时，却对中央集中计划并不同等程度地热心，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对于公私关系的理解以及帝制时期中国所长期所采取的地方分权结构相关。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的理解不能简单地类比于苏联，应该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中的特性给予更多程度的关注。
中国的改革存在两条并行的轨道，一条是由政府所推动的，另一条是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在边缘地带所发生的革命包括四种类型：一是集体种植为农户家庭种植所取代，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三是为了安置返城知青而开放的个体户，四是为了解决逃港问题而开放的经济特区。边缘革命成为推动市场机制重返中国经济体制的重要推动力。
在分享完科斯和王宁的观点后，与会嘉宾就作者的观点进行考量，同时联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认知提出了相应的看法。
传播学院甘莅豪副教授认为，不同年龄的人对改革开放有不同的体验。现在的90后可能并不理解当时的粮票和严打为何物。老师也提出大家需要明确几个度，即中国人对公与私的度，边缘和中心的度，中国特色和中国大同的度以及变革中国和阶层固化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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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则引导同学们重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与曲折。他认为科斯对中国改革模式给予了正面评价，但其也导致了今天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如土地问题等，改革将来从哪一部继续推进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老师对本书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科提出边缘革命概念并不新鲜，他认为学者谢淑丽的一本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早已提出这一观点。作为前美国亚洲事务最高官员，她在掌握相对充分的一手资料后指出，毛泽东创造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以后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建立一个高度分权化的结构、这个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只有在毛泽东时期高度分权化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其次，吴畅畅副教授还认为虽然科斯和王宁在著作中指出边缘革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但当前不少农村经济反资本逻辑的再集体化的个案，也采取了类似边缘革命的突破路径。
传播学院博士生袁建对本书只有国内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要站到宏观全球演变的视角，中国不仅契合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全球趋势，还充分利用区位优势为经济特区选址。
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师生纷纷发言畅谈自己对于经济变革的想法。国家新区建设、产权问题，农村去集体化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工会的力量一直薄弱，中西工会权力的对比成为热议话题。对此，潘祥辉老师强调上层建筑的作用，“没有工会，就没有谈判和博弈的能力”。吴畅畅老师提到中国的工会所处的结构和位置与西方完全不同，1957年工会八大后，工会与执政党的关系正式确定下来。当前在工人行动尤其是农民工抗议或罢工行动此起彼伏的情形下，工会的作用耐人寻味。很大程度上，工会在当今已转变成具有福利性质的组织。
此外，师生们对产权划定、协商民主、地缘经济和政治边缘革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后，甘莅豪老师寄希望于技术创新进一步带来言论开放，继而扩大公共领域。
传播学院三友学术沙龙发起于2015年9月，“三友”之名来源于《论语》：“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迄今已举行了11讲，在校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分享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