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至18日，首届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17日下午的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发轫与传播”，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吕新雨主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田英昭教授的发言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概念在日本的接受、传播的过程，通过在历史的背景中分析这一概念的历时的发展。
日本近现代过程中，社会主义一词是种带有各种毁誉褒贬的形象，而这一类价值判断随着时代的变迁显示出巨大的摇摆幅度。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界的议论和新闻报道，学院里的学术研究，以及旨在消灭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警察机关的见解等，多样的主体都随着时代的变动而产生各种话语，从而使得日本近现代史上的“社会主义”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发展历程。
明治学院大学教养教育中心，郑荣桓副教授报告的主题以在日朝鲜人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问题为框架，探讨从192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在日活动的共产主义者金斗镕的思想和行动。
在日朝鲜人的各类社会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接受是从192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就此对朝鲜人学生和劳工的思想与行动形成重大影响。金斗镕丛与日本无产阶级联合的观点出发，主张应该积极地推动撤并，为此展开论辩。此次报告的内容也围绕着考察金斗镕从事诸思想活动的前提。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周展安，以“十月革命”的影响为线索，探讨192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从而把握“十月革命”在同时代中国思想界的位置和意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十月革命”被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加以阐释，激进化的“十月革命”阐释对于1920年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他选择“社会主义讨论”、“东西方文化论战”、“民众的有力无力论”等当时有代表性的思想争论为研究对象，从思想和现实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邱士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状况为主题，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和从苏联等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观点对政治经济学适用性的矛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主要背景，也以此矛盾为线索，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状况。
彰化师范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徐秀慧的报告主题围绕着“从鲁迅与叶荣钟的杂文重探两岸的1930年代”展开。在叶荣钟的藏书中，几乎涵盖了大部分鲁迅生前出版的杂文，他透过阅读鲁迅杂文以掌握中国五四运动后的社会动态。报告透过重新梳理鲁迅与叶荣钟的杂文，让我们思考他们如何以各种文化改造论思考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课题，藉此讨论台湾殖民地文化政治的特殊性。
五位学者报告完毕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进行了简短点评。
他谈到，大田英昭的报告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如何回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郑荣桓指出了宗主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对资本主义发展对的程度差别，需要通过殖民地劳工运动同宗主国劳工运动合并，或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阶级斗争高过民族斗争的系列问题；周展安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1920年代的系列中国问题，当下我们如何重新强调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强调列宁主义的重要性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邱士杰基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的适用度，对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展开判断与论证；徐秀慧将叶荣钟和鲁迅先生联系在一起，用新框架解释了什么是中国现实，而杂文正式一种把握和解释中国现实的方式。
17日下午的第二场讨论会主题为“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曲折与艰辛”，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武志勇主持。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帮强对台共建党大会见证人谢雪红指认“彭荣就是彭湃”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论证。从日本学者山边健太郎汇编的《现代史资料22：<台湾>（二）》中完整收录了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在台共建党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中充分反映了彭荣的身份，根据报告可知，他的身份特征主要有三点：他是中共领导层成员之一；他是海陆丰革命运动的亲历者；他是农民运动领导者。在当时中国领导层中，能同时符合上述三点身份特征的只有彭湃一人。
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作家蓝博洲立足台湾从日据时代抗日到光复后参加中共地下党的郭明哲的现实形象，播放了有关他的纪录片，讲述了殖民地台湾青年郭明哲寻索真理的路。纪录片主角郭明哲生于台中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就读台中一中三年级时参与反日秘密活动被捕，台湾光复后，参加谢雪红领导的“人民协会”，并与大甲地区的青年共组“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反复被捕，历经艰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向芬围绕“‘双战构造’中‘二二八事件’的媒体记忆和话语转换”为题，展现“二二八”事件在不同时期两岸的媒体记忆，并从陈映真所言的“双战构造”来分析话语特征及变迁轨迹。1949年后，两岸分隔局面与美国直接主导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有直接关系，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都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下，两岸的和平最终过取决于能否构造新的共识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陈伯谦的报告聚焦讨论1945年8月起二战结束由国民党政府接受台湾，至1950您韩战爆发后确立并巩固了蒋氏政权在台湾统治期间的事件，透过搜集这期间台湾工人与工会运动相关的剪报、政府档案、民间史料与口述访谈等，提出应将这段过去长期遭到忽略的期间，定位为台湾的第二波工人运动高峰，并进一步探讨与初步厘清1928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成员，以及1946年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运作，在这一波工人运动高峰中所扮演的角色。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张立本以“1950年代台湾省邮电工会案与《野草》的当代意义”为中心议题，讲述在阅读台湾省邮电工会文学刊物《野草》的过程中，不同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需要爬梳，历史可发挥的功能，可教育我们并让我们转为当前所用内容，远不止争夺诠释权。通过《野草》证实了当时地下组织领导者真真确确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今天的我们能从前人身上学到什么，白色恐怖的更积极的历史作用，或许即在于此。
最后，由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作评议发言。他首先为我们介绍了从台湾社会向大陆的左翼思想传播途径。
他提到，在两岸政治与交往问题研究中，探讨左翼思想在台湾社会中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主导着台湾社会机构的演进。而蓝博洲所提出的郭明哲先生的事迹，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左翼思想在与日本殖民组织接触后，在台湾基层社会中的脉络发展，也使人们能感受到，今天的左翼为什么会有生命力，为什么会长期给台湾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两岸在左翼思潮中有多重互动，在思想行为和组织脉络上有联系之处。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台湾学者起到不小的中介作用，使大陆和左翼思想有进一步联系。而二二八事件是个很大的转折，虽然对于双战结构的论证需要更多的补强部分，但中华民族在受压迫、受奴役状态下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部分。从左翼思潮深埋的脉络过程中，我们看得到左翼的力量，看得到人们追求社会公正的需求，由此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演进。
至此，第一日的学术研讨会顺利结束。
2018年11月18日，首届“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研讨会进行第二天的学术研讨，当日研讨包括三项主题和圆桌会议。
18日上午的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为“殖民主义的爪痕和清理”，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王锐主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汪力就日本著名记者和共产主义活动家尾崎秀实开展报告，指出在中日全面战争前夜的东亚局势方面，尾崎对中国革命的关心，是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对世界革命的关心的一环。同时，他也始终把握着日本外交的根本矛盾，即大陆政策与对英美协调的矛盾。指出虽然尾崎对日本外交提出种种批评，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主张的政策方向。
新竹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延光锡具体阐释了朴玄埰的民族主义论。朴玄埰认为民族主义是阶级性经由民族棱镜的呈现，民族主义是以民族生活模式为源头，围绕民族利益的多样阶级的对应表现。而民族经济论的核心是区分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朴玄采的思维发展成对于国民经济和民族经济的背离以及新殖民地的半封建性有关认识。他认为，“土地调查”是韩国资本主义上层建构的开端，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生产关系同国家制度有着联系。
韩国民众美术家洪成潭就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东亚“近代百年”历史的开端，开展对东亚人民蒙受了无尽的战争苦难与“戒严令”之痛的研究。他认为美国在战后对日本进行了包庇，日本继续保留天皇制度，并在教科书中进行美化，成功实现了对于民众们的戒严。戒严令就像是寄居在我们身心之中的幽灵。将它找出来，使它瓦解消融，是我们东亚艺术人共同的责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梁捷探讨了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早期的发展历程。马共是东南亚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由于众多档案材料尚未公开披露，有关马共的很多历史问题仍存在广泛争议。
王中忱教授后给予点评。他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不仅仅只是概念和思想的流传，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四位报告的内容都讨论到从东亚到东南亚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问题，实践所处的思想状态，远比和思想的流传情况更为复杂。作为杰出的思想者尾崎秀实的思想研究较为缺乏，汪力集中于具体时段，从时局评论中分析尾崎的思想是对其研究的重要推进，他对想关于尾崎秀实的研究也提出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统治阶层，怎样成为一个反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延光锡为我们介绍了一个以往在汉语学术界几乎没有关注过的思想家，在一个很长的时段上做了分析；洪成潭讲到了帝国主义在东亚大规模的屠杀，同时以一个造型艺术家的敏感，注意到了暴力屠杀行为之后的漫长思想，这也是亚洲去殖民的重要课题；梁捷和徐杰对于马来亚共产党的研究，说明了在东南亚共产党运动是如何展开的、东南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等诸多问题。
18日上午的第二场学术讨论会主题为“一九七零年代以来的台湾统左运动”，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林哲元主持。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国祯认为“保钓运动”以及其后的“中国统一运动”实是台湾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岸关系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应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保钓资料典藏利用这个领域，要加强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联系往来。吴教授在ppt中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保钓的多份刊物，有《战报》、《钓鱼岛快讯》、《水牛》，听着1971年《钓鱼岛战歌》，看着当年多位理工科的台湾留学生，以手写文字与手绘图画制作各式各样的传单与刊物，可以感觉到他们超越自我的努力和爱国的拳拳之心。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何玉主要研究了197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钓统运运动。她认为在海外保钓运动期间，美国是“主战场”，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的主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该校以《日出》剧社、《中国青年之声》电台等形式认识新中国、提高社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展开反“台独”统一运动。
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博士后研究员刘雅芳重点说明了1970年代台湾音乐人李双泽与亚洲历史文化历程的联系，“唱自己的歌”在台湾主流论述中被符号化，但是李双泽的行动与想法不仅是针对美式文化与西洋音乐的反动，“唱自己的歌”也不仅是单纯的民歌运动，同时是呼应70年代保钓后的乡土意识、思潮于文艺各个层面所产生的脉动——尤其是左翼关怀的、现实主义倾向的第三世界反帝文艺运动的面相。
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王武郎在演讲中诉说了林书杨先生对台湾左翼运动重要意义。林书扬曾因台湾岛内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麻豆案系狱34年7个月，是台湾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更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志士。林先生提出《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三个时期》的分期。第一时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第二时期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时期，国家统一，左翼理念下的民族再整合。台湾资本主义的成长，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和深层化，使社会基础的经济结构和上层的政治结构间产生了不协调，形成了台湾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在现象面上最突出者，是台湾社会上普遍的恐共心理，和基于恐共心理的反统一分离运动。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副会长陈富裕从几个角度分析了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式微的原因。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亚的一体化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的范畴，已经退化成了一个地理的范畴。其次，在陈映真与渔父之间，在“土左”（岛内统左派）与“洋左”（海外保钓左派）之间存在着两场未展开的辩论。
最后，陈福裕从台湾石油业的产业结构“国家垄断，民营垄断，中小企业”中，提出了三个层次，即官僚集团（新权威主义），民进党（律师世代）台湾民粹化和美丽岛世代（党外民主运动）得出亲美反共的革新保台。如何在佃农思想包围，工农群众中将斗争和生活结合起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吕正惠评价几位学者的研究都事实清楚，条例清晰，认为乡土文学和民歌运动手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更进一步探讨。
18日下午的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主题为“后冷战时代亚洲马克思主义的走向”，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员袁先欣主持。
韩国劳动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蔡万洙认为，尽管韩国宪法将人民的自由与权利描述得天花乱坠，马克思主义却在过去长达40年的时间里遭到了彻底禁止，至今仍未完全解禁。作为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最直接牺牲者——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年轻人和学生们，希望他们能投入有组织、有革命色彩的战斗中来，而不只是各自为政寻求生存。
韩国西江大学跨国人文学研究所“人文韩国”研究教授金廷翰表明，在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关注，一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列宁马克思主义（PD），二是主张学习朝鲜的金日成马克思主义（NL），只不过就整个韩国社会而言，马克思主义依然没有找到思想传播和活动传播的突破口。
日本作家山口泉认为单纯的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对立面是不合适的，这里，英国的大宪章可以成为人民主权，马克思主义脉络的一个点。虽然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在超越。在新世纪东亚各国都在奋力探索，但是日本却是东亚和平的最大的不安全因素，日本正在制造紧张个关系，寻找机会扩大军备。在东京电力核能紧缺当下，安倍政府还在积极筹划2020的冬奥会，无疑是在日本社会增添大的压力。如何使得社会主义同当下被压迫的场景相结合，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主要以“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国际会议” 的发展过程为发言主题。他指出1997年到2002年来自台、日、韩、琉的东亚政治受难人、进步的人民团体、专家学者数百人，举办了六届的“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国际会议”，会议对支配东亚资本主义地区历史半世纪的东亚冷战体制和国家暴力做了根本的清理和批判。台湾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济州岛４．３事件、丽顺天事件以及其后爆发更惨烈的朝鲜战争、朝鲜半岛和两岸分断，甚至今天在琉球的巨大美军基地的问题，都有共同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和命运，只有体认到这个东亚人民的共同命运，才能共同携手克服美日霸权虚构的东亚秩序，由人民的手重建21世纪的东亚和平。
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李清潭尝试对台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新殖民主义理论与知识在美国的政策影响下如何产生，以及有哪些治理的新模式为主题进行演说。针对2018年台湾社会中的三件个案研究，分别是：一是美台军售，二是台湾是美国架上商品论，三是美中贸易战台商掀回流潮论，解释“新殖民主义知识商品化”的命题。
韩国蔚山科学大学流通经营系教授白日认为社会主义经历了苏东剧变，资本主义也弊病丛生，我们是否可以有其他备选方案呢？现代企业中，一种自下而上局部平衡，可以自律化、共同化的生产手段与流通手、中立化与分权系统等特征值得关注安。以最小单位化的小块和责任形式的多维共享，战略合作，控制市场，大数据，AI或许可以给我们以答案。
之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张翔做出了点评，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参与者而言，思考是很重要的，历史案件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的发展问题。他认为蔡万洙先生思维清晰，富有启发性；金先生对于危机感的挑战与全球的联系对我们有重要启示；山口泉先生对于日本的分析中的关于“退化”概念的提出同民族主义运动的联系值得我们反思。
曾健民先生则认为东亚运动中广义的民族概念很重要，对于压抑对抗结构的认识引人深思，如何重新建构？这是需要理论的创新的重新尝试。
主题演讲结束之后，几位学者代表以“东亚进步运动当前困境与出路”为主题，对东亚进步运动和本次参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徐胜教授：东亚进步思想是什么，这是个问题，日本与美国是实现东亚和平社会的两个障碍。
蔡万洙教授：希望可以听取更多参会老师的建议，会议内容十分丰富，对亚马所的前景十分看好。
韩国桂园艺术大学融合艺术学系徐东振副教授：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印度，泰国马克思主义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一是要实现各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推广，二是关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
韩国又石大学东亚和平研究所崔子雄教授：希望看多更多的关于对人类救赎，资本主义矛盾解决方法的研究。新自由主义社会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韩国即将面对的。
山口泉：我成长在马克思兴盛发展的年代，我同不同的人相遇，韩国的人权运动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对日本在亚洲曾经犯下的罪行和当前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身为的日本人我感到耻辱。福岛事件是日本社会的重大危机，我希望可以从危机中看到新的希望。回到日本，我会继续开始我的反抗活动。
陈福裕：我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现在的美霸权主义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生活在最有希望的时代。今天我们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对立面继续前行。
圆桌论坛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院长进行了总结发言。
她表示今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一战的结束与十月革命是同时发生的二十世纪重大事件，也开启了以亚洲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传到中国。今天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后劲不足，强劲的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崛起，是世界动荡和多极化发展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今天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缠斗的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克服一次次危机与挑战中的艰苦实践。今天，回顾亚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是要为全球正义与和平贡献力量。
最后，吕新雨所长宣布，首届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下届会议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