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9日上午，大夏传播讲坛第11期在传播学院212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期讲坛邀请到了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老师作客传播学院，围绕“转型式中介”主题进行了分享。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法学院田雷教授，新闻学系李海波副教授、潘妮妮副教授、李守石副教授等老师，以及来自校内外的众多同学参加本次活动。
吕新雨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坛。项飙老师表示，这场讲座内容还属于一个开放式的猜想过程，核心思考即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把平台经济作为一种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去展开。其中一些概念和思考还没有做严谨的文献梳理，更希望是与在座老师同学一起来探讨。
01平台经济与全球南方崛起
项飙老师首先从宏观的全球历史背景出发，指出对平台经济的思考与世界政治经济变动存在密切关系。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南方崛起作为实实在在的一个政治过程，尽管处在冷战背景下，但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实践成果。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就全球思想领域出现的所谓去西方化、去霸权主义和强调全球南方的话语实践，越来越变成一个学术内部的话语过程而非政治过程。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底层研究，到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以后，底层研究变成了一个西方内部批判西方本身的非常思辨性的反思性话语过程，而失去对全球南部的实践或南方世界的社会内在构造与民众生活的关注与了解。
项飙老师指出，今天的世界跟六七十年代充满希望的不一样，但潜在相似之处，在于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重新体现出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现实过程，这种现实过程对西方世界提出了巨大挑战，平台经济就是整个南方崛起或者东方崛起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拥有最大的几个平台经济公司，但是从公司数量上来看，中国拥有最多的平台经济企业。他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条件上来看，平台经济与非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紧密关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某种逻辑上与之有关联，在地域政治的战略意义上，平台兴起对整个世界格局将会有一个潜在的冲击。目前支付宝和微信在非洲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使用，也表明了通过支付手段以及汇款渠道人民币获得一个新潜在的信任。
对于如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平台经济能够迅速发展，项飙老师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阐述。他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这种“人多”一方面是数量多，另一方面是人口构成也的军事化程度相当，这种高度统一性过去被认为是“政治阻碍市场”，但在平台经济时代高度统一性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他认为，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哲学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重新理解当下的人口含义以及：人作为生产者在平台经济的贡献。这其中，人的物质生产仍然很重要，但最关键是过去狭义上定义的是劳动价值，现在人作为一个消费者，甚至作为一个生理上的存在本身，在平台经济下的价值变成了大数据：人的一切生活方式，情绪偏好、记忆选择，这些东西不是消费——却转化为大数据——成为一个价值的来源，至少是可以转化为成利润来源。因此，项飙老师强调，如今很多概念都受到了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悖论。比如平台经济(大数据) 到底使得社会更加去社会化，还是更加社会化。换言之，一方面可以说它是去社会化——人们互相都不来往，变成非常原子化；但另一方面它其实是深度社会化——社交关系和社会关系成为了平台经济的一个赚钱的根源。
项飙老师指出，从世界格局来看，发展中国家人口密集与平台经济兴起是有关系，而且很重要。中国通过向全球范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所谓的“数字丝绸之路”等方式走向世界，尽管不能说对世界造成恐慌，但也让世界产生一些焦虑。因为这种东西（平台经济）代表着社会关系的重组，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过去比如日本走向世界的过程。他认为，以往日本主要就是出口或输出一个有限的产品，但中国主要输出的不是简单的盖工厂、生产商品等内容，而是中国去当地修路、修港、盖整个工业区，它不是卖有形的产品，而是输出一种能力——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和组织能力。这种社会后果将是非常长远的。
02平台经济与平台资本主义
项飙老师区分了狭义的平台和广义的平台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广义的平台类似淘宝、亚马逊等组织，它像网上市场一样，需要把几方至少是双方构成一个多边市场。而狭义的平台，核心在于一种社交性，这种社交平台不仅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且是所有邀请进来的人要对平台上的内容作出贡献，然后互相在用户之间产生新的互动关系，以吸引更多人进来，比如抖音、快手。很多广义的平台能做得好，正是加入了很多狭义平台的社交性。他指出，社交平台中“社交”概念区别于“社会”概念，在于社交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这种表演程序化后的社会性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是不是对我们原来的那种社会性造成一种异化？也值得思考。
项飙老师指出，正如前文谈及人作为劳动力，人本身作为一个社会人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需要牵扯到对资本主义的重新思考。他以上海“滴滴叫车”为例子对“共享经济”这一概念以及其平台模式进行了分享，指出以“平台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似乎更为精确概括平台经济的资本运作过程。当下，金融的重要性在平台经济里面可能要高于原来传统产业工业资本主义。简而言之，金融其实是以资本当杠杆，然后对社会关系的一种重新组织和培养，关键在于重新培养社会关系需要时间和空间上的（金钱）规模投入形成一个利润——资本的投入在一定意义上就变成金融。对此，项飚老师认为重新调用这种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金钱重要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长期贸易里面的借贷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中介关系。
项飙老师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资本本身，而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劳动的角度看，怎么去理解平台经济时代的贡献问题也值得深究。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物质生产和人的生成，物的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特征是把生产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隔离开来，所有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也都隔离开来了。他认为，这些问题又与公和私的分化相关，即隐私问题是非常复杂。隐私能不能是一个我们对平台经济进行自我保护的有效概念很值得思考。公和私的概念兴起，是跟工业资本主义有关系，在平台经济上，它对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边界的重新打破，不仅仅是使得生产和消费相结合，就连人生理上的存在都成为利润的来源。然而，他认为这种公私分化在意识形态上争论变得非常极端化：从好的角度则坚持它把人类都解放出来，形成了全球性公共社会等观点；从坏的角度则坚持它不仅把人当作劳动力来剥削，还把人当做生物体来剥削等观点。
此外，项飙老师对于平台经济该如何研究，也提出了新思路。他认为当前应当借鉴经济学以及商学等多元视角去理解，但肯定不是可以沿用传统的理论分析进行指导的。他也发现，新的平台经济兴起使得平台开始对新闻感兴趣，其原因正是在于平台需要煽情内容来吸引眼球。目前许多传统媒体进入到平台化、数字化过程，也将新闻进行社交化、娱乐化的过程。这两者路径不一样，但它背后一个关键的共同东西是什么？关键的核心性服务目的——是抓人！他强调，这是一个社会性非常强的视角，就是人变得非常重要，要从人的角度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中介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03转型式中介及其社会影响
项飙老师认为，目前提出“转型式中介”还并非一个严谨的概念，但至少是一种视角。怎么样去概括历史上中介的演变，今天的中介过程变得比以前更复杂了？他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但中介的具体形态可能有变化。平台经济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中介行为，它是一种高度集约化，但是同时又是高度分散化，通过技术型的基础设施实施的一种中介性。对此，他将中介分成三类进行详细分析，并强调这些分类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基础，权且作为假设性论述。
（1）居间型中介。即在两个群体之间相互有个“进行对话”的主体。人类学大部分关于中介的研究（关于掮客的研究）是最典型的，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中介很重要，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在被殖民过程当中，往往同时存在一个正式官僚化的国家系统与传统的社会，在传统社会和正式国家之间需要一个能够对话的主体，所以就有很多这种居间型中介，并且可能会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2）自上而下的中介。自上而下的中介最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货币。货币它是显然是一种中介，但货币是通过国家主权来带来的。那么在货币之前，互惠的交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在背后；上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自上而下的中介，这种是属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一个中介性行为。
（3）自下而上的中介。平台经济是有很强的自下而上一个特征。就是通过技术型的基础设施和软件的设置，具有很强的变革互动性和高度参与性，平台经济现在已经变成多层中介。平台经济的自下而上的背后会转化成一种权力关系，通过对客户的一种吸引力，进而能够对其他的产业会造成很多的制约。
随后，项飙老师还分享了他对转型式中介造成的社会影响的看法。他认为，其一体现为价值层面，价值怎么样去计算很关键，通过价值的概念，能够把很多关系给重新提出来；其二是情感，平台经济的吸粉过程基本是通过眼球注意力经济来实现，到最后它是一种非常直接的迅速的情感性的反应。情感的反应，用英文来讲是“affect”，它与 “emotion”不同。所以人类社会是不是第一次面临每天的感受是被大规模的用精确算法算出来之后进行管理和操作的引导的状况。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平台是怎么样维持组织，技术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但同时它的内容、它的情感，有针对性的对情感的操纵也是非常。这个后果是什么，值得关注；其三就是关于跟劳动的关系，前文已有所涉及，时间关系不再赘述。
吕新雨教授首先对项飙老师的到访交流表示欢迎并期待大家长期的合作交流。她表示，项老师的讲座非常大开大合，理论视野开阔，也是不断的曲径通幽。从60年代第三世界兴起到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崛起，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那怎么去理解平台经济，项老师从中介的概念出发，把社会学一个边缘的概念重新改造成一个非常核心的社会学叙述，通过中介概念打通到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这对我们传播学院的师生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借鉴意义。换而言之，不管项老师讨论的是中介过程还是平台经济发生作用的，都是需要靠传播来进行组织传播的过程，或者是重新再组织，这个组织能否成功，其实也是信息的一个重新搜集的过程和信息的重新金融化过程，这些过程也是我们传播学应该关心的对象，现在大家都还处在探索的过程。项老师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视野。
讲座结束后，项飙教授与吕新雨教授作为交流嘉宾，与在座老师和同学们围绕着“中介用什么？”“几种中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作为国家的中介与作为平台经济的中介的关系是什么？”“政府如何介入平台经济建设与管理？”“国家媒体在当下扮演了什么样的中介角色？”“如何理解粉丝经济的中介化和客体化的关系与问题？”等开放式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注：讲座内容整理未经项飙老师审阅，本文仅为讲座通稿。如需引用文中学术观点，请与项飙老师本人沟通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