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龙弥敦道，高档店铺鳞次栉比、游人熙攘，是这座城市的核心地带。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牌里，矗立着一座似乎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大厦。在这栋大厦里，来自超过129个国家的商人在此停留、交换信息和商品，当他们离开时，行李箱里塞满了14天手机、山寨品牌手机、劣质却廉价的服装，而在地球的不同角落——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方、箱子主人的家乡——那里的人们正翘首期盼，等待属于他们的“全球化”成果。这就是被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称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的香港重庆大厦。
北京时间11月2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的三友传播学术沙龙在传播学院211会议室迎来了新一期的对谈。传播学院副教授路鹏程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邀请了四位不同学科的硕博研究生及三位传播学院老师对《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书进行展示和分享，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探讨香港重庆大厦作为“低端全球化”产物的意义所在，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思考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走向与未来。
学术沙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主题演讲：首先由传播学院2019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曾庆平作为主读者带来全书导读，来自马里的人类学研究所2016级人类学博士生Sissoko Bourema、来自巴基斯坦的传播学院2018级新闻与传播博士生Kamran Saddique和来自突尼斯的传播学院2018级播音与主持专业硕士Bahja Ben Letaief分别结合自身文化背景和经历做相关分享，为在场听众带来了多元化的观点和视角。第二部分为自由讨论，传播学院吉思琪老师、王婷老师、甘莅豪老师与四位在场同学分别就阅读感想做了分享和讨论。
全书导读
曾庆平首先对麦高登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低端全球化”进行了定义：即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相联系。而主流媒体话语中的“全球化”则应是一种“高端全球化——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商品、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相比“低端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对普罗大众意识层面的影响微乎其微。
随后他对全书内容作出归纳并提炼出其中的重要议题：作者将其在重庆大厦为期四年的民族志研究资料组织为“地点”、“人群”、“商品”、“法律”及“未来”五个部分。重庆大厦是由低廉的生活成本、香港宽松的签证政策以及中国大陆（尤其是南方省份）成为“世界工厂”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而其大背景则是香港社会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麦高登在实地观察中发现重庆大厦中不同人群间的种族、信仰、阶级冲突都被对金钱和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所调和了，这恰恰体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意味。在世界体系的分析范式下，麦高登指出重庆大厦是将处于“半边缘”位置的中国生产的全球化商品送往“极端边缘”国家的中转站，尽管“低端”，但这或许是“边缘”发展中国家人们唯一能真切体验到的“全球化”。
从“低端全球化”的话题出发，曾庆平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充满人情味的低端全球化，让人重新审视所谓‘流动人口’及其活动。而提到盗版、山寨，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嗤之以鼻，但我们必须看到类似重庆大厦里‘倒爷’们的这些处在法律灰暗地带的人们，或许是弥合这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我们必须警惕‘精英主义’的思维惯性。”
马里留学生Sissoko Bourema从自身经验出发，介绍了中马关系的发展历史：1960年10月25日马里与中国建交，1964年1月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马里，同年我们马里总理也访问了中国。自马中建交之后，两个国家的合作就开始了。“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Bourema说道，“中国同样帮了我们很多，自建交以后两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卫生和军事领域的合作继续发展。”中国帮助马里建设了20多个项目。“最近马里很多酒店、酒吧都是中国人在经营，现在在我们首都巴马科的大市场，有好多中国人做生意，买衣服、摩托车等等”，Bourema还介绍了中国商人在马里经商的情况。
巴基斯坦留学生Kamran Saddique在对《香港重庆大厦》一书做了简短的内容回顾之后，着重分享了“一带一路”如何促进了巴中两国的贸易往来。Saddique认为，2015年中巴经济走廊（CPEC）项目的启动、“一带一路”的开启都为中国商人赴巴经商敞开了门户，巴基斯坦对中国商务、旅游签证的宽松政策以及当地兴起的一批语言学校与中国餐馆都在进一步吸引中国商人。Saddique还用两张数据表格证明了中国逐渐成为巴基斯坦最大进出口国。
突尼斯留学生Bahja Ben Letaief用幽默风趣的语言为现场听众介绍了她的祖国——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北非国家突尼斯。她提到：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经济受到冲击，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开始大受欢迎，而当地人民的生活也逐渐离不开“中国制造”。Letaief描述了她眼中的突尼斯版“低端全球化”：“他们（指中国产品商贩）是非法的，因为他们不交税也不交租金，他们摆地摊、和警察‘打游击’。但他们能赚大钱，甚至很多成了百万富翁。同时他们的存在也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
在自由讨论环节，吉思琪老师分享了她在香港求学期间进入重庆大厦的真实经历；王婷老师则提出了兼具现实性和批判性的思考：“在这本书中我没有看到作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而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在当时的那个时间节点，这本书的确是很有阐释性的，但站在2019这个时间节点再回头看，它对我们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反思性的启示？麦高登在书的结尾体现出一种‘世界主义’的乐观，但放在今天的语境再看，当下欧美政治呈现出的极端化趋势以及逆全球化的潮流，恰恰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后坐力（backlash）。”
甘莅豪老师认为以这本书为对照，我们或许可以为非新自由主义背景下新的“重庆大厦”的兴起寻求不同的阐释路径（如广州某些区域聚集的非洲商人），而以民族志为典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此外，现场多位与会同学也贡献了自己的想法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