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6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邀请到台湾著名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蓝博洲举办题为“我的非虚构文学采访与写作”的学术讲座。同学们参与踊跃，传播学院212报告厅座无虚席。蓝老师通过讲述自己采访与写作的故事与经验，和同学们分享三十多年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问题的看法。
蓝博洲老师首先回顾了自己写作的起点。大学时期的蓝老师已经是有小说作品问世的文学青年，1988年第一份工作是到陈映真先生主持的《人间》杂志担任文字记者。蓝老师在参访的过程逐渐发现，原来不只1947年台湾发生过“二·二八事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以“反共”之名，在全岛展开持续十余年，对数以万计不分省籍、主张社会主义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红色分子”的逮捕、拷问、审判和行刑，即台湾的“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长久以来，台湾的主流历史论述刻意遮蔽台湾曾经有一代人向往红色祖国，其中许多人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将那一生只许绽放一次的青春，献给了民族解放和新生的事业。今天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将白色恐怖下牺牲的红色烈士，扭曲为因主张“台独”而遭害的人。蓝老师说，“台独”分子“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令人不齿。所以他要死死的坚守台湾这段红色的历史，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记录下来、讲出去，让这段历史被更多的人看见。
在蓝博洲老师的职业生涯之初，探访服刑34年又7个月刚出狱不久的老政治犯林书扬先生。在林老的引荐下，蓝老师采访到1950年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台湾学生领袖郭琇琮的遗孀林雪娇女士。林女士也曾入狱，在狱中曾通过传纸条与郭琇琮秘密交换信息。她向郭琇琮承诺，如果有机会活着出去，要把他的故事写下，连故事的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蓝老师说，“可是在她从牢里出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快四十年了都没有机会讲这个（郭琇琮的）故事，甚至都不能跟他们唯一的儿子讲”。这是蓝老师做的第一个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题材的采访，这次采访改变了他的一生。特别是听到郭琇琮的遗言：“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篇土地上，也许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蓝老师形容第一次听到这段话，整个人仿佛触电一般，甚至魂魄都被勾走了。也是这段话，让一位曾痛苦于找不到人生意义的苍白文学青年，彻底从虚无的自我中走出来。这既是蓝老师非虚构文学采访与写作的起点，也是他至今仍坚持不懈挖掘和书写这段历史的内在动力。随后播放了纪录短片《美好的世纪》，让同学们看到1996年林雪娇女士在荒弃的郭家老宅接受采访的画面。
蓝博洲老师继续分享了另一个采访写作案例。1949年发生在台湾大学和台北师范学院的学生逮捕与抵抗事件，史称“四六事件”。当时通缉名单中的第一号人叫做周慎源，他是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但是后来这个人就下落不明了。蓝老师说，“在采访过程中，我知道他后来逃到山上去，也参加地下党，最后在被围剿时被现场打死的。在知道这件事后，我就开始去寻找周慎源。找了十几年，却一直都没有结果，所以不得不结束。后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寻找周慎源》”。蓝老师表示，这篇报道跟他之前的报道都有所不同，而是用寻找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作者作为叙事者、采访者直接进入了叙事结构当中。随后，播放了周慎源的二哥周慎平多年后追寻弟弟当年逃亡路线，探访相关人士和地点的纪录短片《寻找周慎源》。
蓝老师最后一个分享的参访写作案例是关于中共地下党在台北近郊山区鹿窟基地的故事。鹿窟基地是中共地下党人在台湾北部山区建立的最大的武装游击据点。1952年遭破坏时，400多人被逮捕审讯。近百人被判刑，其中枪决35人。在蓝老师的讲述中，我们也知道了原来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也曾以“鹿窟武装基地”为故事原型，但电影未能明说。最后，播放了鹿窟基的纪录短片《红色武装基地》。
最后蓝博洲老师接受同学提问。有同学问：“您有了这样的写作导向的前提下，您的采访和普通的新闻采访有什么不同？您展示的三段纪录片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和普通的新闻纪录片有什么不同？”蓝老师回答，报导不要理论化、不要概念，要用说故事的手法让读者信服，把自己的想法放在故事里。报导需要铺陈，透过铺陈展示创作者本人认识历史的过程，历史人物自我认识和立场变化的过程。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蓝老师喜欢“回到历史现场”的美学形式，即让采访对象回到历史发生地，捕捉其真实情感的流露。最后，同学就“如何摆脱存人生的虚无”提问。蓝老师认为，个人的情绪跟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他自己也曾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存在主义式虚无，直到接触到郭琇琮的故事，“从他们的历史里、从他们对理想、对生命的态度里我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寄托”。
讲座活动持续了两个半钟头，在同学们热情的掌声中结束。不少同学带来了蓝博洲老师的著作，请求题字签名留念。本次讲座由传播学院主办，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送承办。林哲元老师担任讲座主持人，潘妮妮、李海波、石岸书等几位老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