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下午，“批判与建设：批判传播学术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环球资源厅举行。研讨会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主办，来自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学者们分别就批判传播学术的“回顾”与“展望”进行圆桌讨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胡钰在致辞中指出，“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核心的品质和方法之一，希望此次圆桌会议能够促进各地批判传播研究学者积极对话，为领域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上半场：批判传播学术十年回顾
上半场会议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虞鑫主持，学者们围绕过去十年的批判传播学研究进行讨论和总结。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西蒙菲沙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首先肯定了对批判传播学中“批判”二字的强调，认为这意味着创新马克思主义、融通中西、融通新闻与传播的努力。数十年来的发展证明批判传播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此批判传播学者更应当增强理论自信。赵月枝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出发，回溯了发展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努力，指出批判传播学应当深入挖掘“传播”的历史，坚持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方法，同时坚持开展教学和田野的实践。河阳乡村研究院在学术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成为了田野实践的一个重要窗口，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王维佳则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推动了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全球传播网络基础设施等更“硬件”性质的研究。2008年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而学界相关的知识储备仍较为不足。如何叙述和看待中国的发展、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关系的变化，是批判传播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主要围绕基层新闻传播的实践和研究，讲述了自己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主体性的体会。他提到了在北大开展共读革命与抗战时期《人民日报》的尝试，倡导批判传播学共同体结合各自的学术兴趣，开展更多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批判传播的理论与话语。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曾兴则分享了她建立学术批判自主性和反思性的过程。与前辈的谈话和乡村的实践，促使她走上了批判传播学的道路。基于性别研究和基层传播研究的经验，曾兴指出，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复杂性，不能用本质化的视角一概而论。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鸥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和批判传播研究”为题，通过梳理十届批判传播学年会总结了中国批判传播学的发展。陈鸥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中的批判传播学研究是一个全局观的、纵深性的、系统化的有效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林哲元则探讨了台湾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以及批判传播学在台湾的“用武之地”。历史上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长期影响，台湾在处理自身与西方的关系时面临诸多困境，这都需要批判传播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夏冰青分享了她在互联网产业等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她发现了许多用西方理论难以解释的中国特色问题，希望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向西方的数字劳动理论提出挑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对上半场讨论进行了小结，提出批判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斯迈兹的中国“破冰之旅”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经过一代代批判知识分子的探索和努力，批判传播学在中国逐渐走向学科化和建制化。在此背景下，李彬建议应把批判传播学放在中国传播学的框架中去定义，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源泉。 下半场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海波主持，学者们围绕批判传播学共同体的建设与合作、教学研究的思路与方向，探讨时代变局中批判传播学未来的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首先阐明了会议的主旨，强调批判传播学是“批判与建设并重”。她对李彬提到的中国传播学的概念问题作出回应，希望建立一个渠道，汇集国内外进步的传播学思想，与中国社会进行互动。吕新雨认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面临四个维度的核心问题，即党报理论、社交媒体、城乡关系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并强调应通过“回到历史”、“回到田野”的方法来叙述和总结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循环关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靖分享了她从北美留学到归国工作期间，观念和理论体系的转变历程。吴靖目前聚焦工业党、互联网技术与组织化相关的研究，在她看来，这些视角也是进入政治话语以及中共历史传统的窗口。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洪宇首先呼应了与吴靖相似的海外经历。在回国后的研究实践中，她发现过去40年全球化的主流话语，遮蔽了依然广泛存在的地缘政治和等级制度，也遮蔽了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性。洪宇指出知识范式重构的重要性，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丰富性，尤其是国家、资本、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志华也谈到了自己思想转型的历程。他分享了在中国传媒大学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传播学教学的尝试，并指出当下大学课程设置中存在的去政治化的问题。张志华认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新闻传播实践历史尚待梳理，批判传播学还应该继续融通中西、对话群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垚也回顾了自己从人类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转向，在他看来二者其实“殊途同归”。沙垚主张将读书会、档案、实地调研三种方式相结合，做“迈向历史的田野”，把历史当成经验去解读，为批判传播学、中国特色新闻学打开新的可能。他还赞同洪宇提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刻板化的问题，认为“不能见到资本就批判”，尤其不能忽视一些“在地化小资本”发挥的积极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潘妮妮分享了她对中国互联网政治的观察。潘妮妮认为，互联网的情绪化、批判性之下还蕴藏着建设性的政治追求。在中国，这种追求意味着拥抱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可能。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石岸书结合自己的跨学科背景，谈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批判视角和马克思主义维度，并指出建设发展中国批判传播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后，李彬、胡钰、赵月枝、吕新雨等先后对会议进行总结，指出批判传播学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在理论主体性上，要立足中国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学术合作上，要加强组织建设，促进各地学者交流协作，开拓和发展国际传播、新媒体技术、青年文化研究等更多领域；在思路方法上，要强调“回到历史”、“回到田野”、“回到政治”等路径探索；在教研实践上，要继续完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体系建设，积极开展读书会、档案研究、实地调研等活动，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促进人才培养；在国际视野上，通过举办国际会议等方式，增进与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学者的交流，探索跨文化团结的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