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8日晚7时，华东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74场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宇研究员以“中国乡村振兴，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主题，结合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阐述了他对于“为什么会 出现城乡分化 ”“为什么中国必须走不同于西方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是什么样子的”和“乡村振兴和百年大变局”等四个方面问题的思考。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赵月枝教授与传播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人文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吕新雨教授参与了本场讲座并与江宇老师进行对谈。超五百人参与并聆听了此次线上讲座。
首先，江宇老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出发，分析了“城乡分化”问题存在的动因。马克思认为，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本集聚的结果，所以资本主义不仅无法消灭城乡分化，反而会使这种分化加剧，进而产生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分化，是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逐渐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城乡分工，惟有实现这关键的两点，城乡差距才会缩小。由此，他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推动乡村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城乡分化”的问题。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江宇老师阐释了中国必须走不同于西方国家乡村振兴道路的原因。西方国家主要有三条乡村振兴路径：第一条路是依靠优越的自然资源振兴乡村。部分西方国家自然资源条件优越，人均土地面积广大，这些国家的乡村无需国家政策和补贴便可以发展得很好，而这种自然资源优势是中国所不具备的。第二条路是依靠工业化的先行优势对农业进行补贴，进而带动乡村发展。部分西方国家依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长期发展掌握了大量财富和生产资料，且国家人口较少，这种乡村发展条件也是中国所不具备的。第三条路是把大量的人口驱离农村，但大量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会引发城市贫民窟问题，带来新的经济、就业和社会问题，印度和巴西的例子犹在眼前。因此，中国必须走与西方不同的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道路。
那么我们要走的乡村振兴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江宇老师在第三部分以山东省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探索为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宏阔蓝图。首先，他指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五大突出问题：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败和合作社乱，这几个问题环环相扣，阻碍了乡村振兴。江宇老师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能够系统集成地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加强农村的基层治理，使群众对党支部产生信赖，从而集中力量，扭转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碎片化的局面，实现规范化、规模化的经营；亦能避免农业生产红利被少数人掌握，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村两委可依托集体经济兴办“集体食堂”等民生事业，解决留守老人、儿童的吃饭问题，为人民做贡献；最后，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亦有利于生态保护，实现发展和环保的统一。另一方面，这种乡村振兴道路可以最大化整合农村原本碎片化的资源，进而去承接城市过剩的产能和人才，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产能过剩、生态资源空间约束、需求不足等问题的解决。
江宇老师提出，当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应实现横向、纵向、内部和外部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讲，在横向上，要打造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中和合作体系，纵向上要提高合作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规模。在乡村内部，要加强党建领导，党的领导要全面融入和集体经济治理体制，而在外部，则要实现城乡大循环，在新型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城乡之间规划、产业、资金的对接融合。
江宇老师认为未来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坚持党的领导，唯此方能既把农民组织起来，又把农业生产的经济收益留在农村。第二个特点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并非意味着回归共和国历史中的“公社化”，而是要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集体化改革”打通，从而建构一种新型集体经济模式，并通过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方式吸引城市过剩资源、激活农村资源，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第三个特点是始终坚持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力量，这亦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最根本的区别。第四个特点则是始终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讲座最后，江宇老师总结道，中国乡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当前我们要推动经济发展、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以乡村的振兴为基础。而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要坚持走中国道路，克服“言必称希腊”，一定要牢记“人民群众才是真英雄”。
讲座结束后，赵月枝教授从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阐发她对于乡村振兴道路问题的思考。赵月枝教授认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中，我们一度被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束缚手脚，幸而当下已明确了大方向。而方向的明确，离不开一波又一波学者的努力，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和江宇老师的《烟台纪事》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宣传和推动的作用。前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也曾通过一年多的宣讲和动员，极力克服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所面临种种意识形态难题。与此同时，这亦是新闻传播学者应不断反思的问题——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媒体要担负起责任，把握乡村振兴的正确政治方向，进而发挥应有呈现和引导作用而新闻传播学者则应进入广阔田野，积极与时代对话，将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等问题作为思考、研究的切入点，不断发声，从而对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阐扬与传播做出应有贡献。
吕新雨教授认为，西方国家乡村振兴成功的意义仅仅止步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而不具有全球意义，这恰构成了“南北差异”等一系列问题的来源。反观中国，中国乡村振兴道路是值得被高度评价的，因为这不仅为中国，更为全球的共同发展和正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路径，其成败与否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同时，吕新雨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在推行乡村振兴道路的过程中在推进依旧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乡村基层组织的廉洁高效，最大化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无论是“塘约道路”还是“烟台经验”，都是组织部门在系统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似乎是缺位的，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农业农村部和组织部的分歧？第三个问题是，全国的很多乡村在发展过程中都探索出了一套宝贵经验，如何将实践经验与顶层设计相勾连，形成合力，从而推动中国的乡村振兴事业？与此同时，在中国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如何建立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亦是一个亟需解答的时代命题。
江宇老师对吕新雨教授的提问进行了回应。对于农业农村部和组织部的存在分歧的问题，他认为两个部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服务农民，分歧可能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中国长期以来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过去单依靠农业生产带来的农民受益是低微的，依靠资本和企业更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这种思维惯性造成了两个部门的分歧。而这种小分歧在服务农民的共同目标之下很快就会消失，二者一定会达成共识。对于如何协调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江宇老师认为，当前西方往往倾向于将中国共产党单纯的理解为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和科层制权力指挥群众的政党；事实上，我们的党和群众是一体的，共产党并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主体，更是从群众中来的，深深根植于群众之中。因此所以我们不能把党和人民看成是两个主体，二者本就你中有我，不可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