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志刚 吕梁学院
因为6月30日没有直达上海的航班，所以我把行程安排提前了一天。在理科楼旁（华东师大中北校区），花65.5元打印了四百多页的学习资料，准备第二天的听讲。无事，赏景。
6天，11位专家，知识的盛宴，智慧的饕餮，有些应接不暇，甚至难于消化。我将十一位老师分为几组，打破会议通知中的线性逻辑，谈谈学习体会。
哲学家童世骏教授，引用他的导师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深刻分析了关于事实的哲学思辨。“认识主体知觉到一事实，无非是以得之所与者，还之所与，所与加上既摹写又规范的关系就成为事实。加上关系并不是使所与改变了存在的形态和性质。还是原来的所与，事实就是所与，不过是进入认知过程，为人所知觉到了的所与，也就是使所与处于既摹写又规范的关系中。”虽然未能有深刻领会，但“摹写又规范”作为“事实”的特点，似乎经过童教授的点拨，有了些许认知。
他同时指出，事实陈述需要包含四个要素:系统关联、特定语境、主题担保、客观证据。此外，他还从哲学的层面阐释了事实的基本属性，其中包括，事实是主客观的统一；事实依赖于主体间性的；事实是过程的；事实是成系统的；事实观赏的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是相通的。
由于我所受哲学训练有限，听来有些吃力，但跟着童老师的逻辑一路走来，收获颇丰，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套对任何学科的建设都通用的思维方法。
另一位哲学家丁耘教授透过对《理想国》的文本解读，为我们展示了西方“良政善治”的基本原理和跨时空想像。他认为，媒体不同于一般的媒介，媒体是有主动性的，有主观性的。政府所认识到的“人民”是媒体塑造的。他说《礼记•大学篇》中的篇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有两个版本，汉儒用“亲”字，宋儒用“新”字。虽一字之差，反映很多本质上的区别。我想，对于新闻学而言，新闻之“新”，可作动词解，有“更新，革新，使之新”的意味。在自上而下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新民”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的使命，贴合本意也正逢其时。
修辞与文艺的政治功能是丁教授此讲的又一论述重点，这也暗合了后来，罗岗教授对于上海早期左翼电影的解读。丁教授认为，理性、意气和欲望是人性的三种基本人格。一个优秀的人是用理性管理意气与欲望的人。最好的政体中的教育是让公民从正确的意见发展出知识。因为人很容易丧失理性，所以谎言往往作为药物出现。按照丁教授的分析，记下来的事实才是事实，因此新闻与历史的叙事就是建构事实的过程，叙述的权力是最大的权力。人的认知到认识，是一个由可见域向智思域过渡的过程。他带领我们认识到，在《理想国》中，传播就是控制信息源，用影像统治和感化人民。
跨学科、反思性、历史性的观念形态的讨论，借用文史哲的现有研究方法，启发新闻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总是好的，然而有时本末倒置、有时事与愿违，即便没有这般悲观，那也经常陷入鸡同鸭讲的困惑之中。班里有位在国外修读新闻学博士学位的同学提问，她说，我们在西方学到的理论体系往往与国内的国情格格不入，回国后发现问题甚多。但用西方大夫开的药方又往往治不了中国的病。所有老师大多有西学背景，但若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便参差不齐。大家在调侃中国大学的用人机制，尤其是海归博士优先的同时，却也在安享着自身海归博士的待遇。
课间与同学探讨，多有出国进修的打算，或者已经在安排日程。单就开拓视野而言，我不反对国际视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然而，国际视野不意味着“尊西人若圣天”，当然也不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几位导师都够融会贯通，向西方学方法，向经典学智慧。我总以为，一个知识视野不够宽广的人，往往容易“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就这一点而言，我服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修订版）》中萧延中老师的论述。在谈到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毛泽东的话语修辞时，萧教授说道：如果你在研究中间根本不露福柯一个字，不引用福柯一句话，同时你把福柯完全融化在你的研究里边，这才叫“高手”。当然他也认为，真正的大家，真正成就非常高的人，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民族的知识活着，他一定是汲取各个民族的知识活着。
然而，中国学界普遍的问题是，学者们的英文功底比古文功底要好，而且好很多。不读中国典籍尚可混迹江湖，不知西人高论便若低人一等。清华、北大不论，就连普通高校也要求海归背景或海外访学或进修经历，方能登楼进阁。至于对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尤其是对基层一线的同情性理解，对民众诉求的深层次认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声浸润，即便差强人意，仿若亦无大碍。对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深深隔膜，让我们将青年亚文化定义为hip hop culture、street dance culture。中国文化中对新闻传播、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哲学等学科的独特理解，并未进入特别强调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解释轨道。
这让我想起，授课老师之一的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研究生导师与他的对话。陈翰笙教授曾告诫自己的学生潘维教授，写文章要写短句，通俗易懂，不用生涩的词汇。在陈先生看来，“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听不懂的词，要么是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这也跟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到的恶劣文风有相似之处。潘维教授用“social structure”解释“阶级力量对比”时，被陈老狠狠批了一顿。后来潘教授明白了，“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价值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抽象的问题，让潘教授一讲，便通俗易懂，扣人心弦。当然如他自己所言，很多思想是他自己的理解，吕新雨教授也暗示这是寻求最大公约数之后的一家之言。
潘教授认为，儒家“民本”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儒家子弟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损有余以奉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观念深深嵌入国民的基本观念形态。价值观就是被社会主流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他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论述了大同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殊途同归、若合一契的同构关系，这本属于常识性的阐释，然而，窃以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忘记了以基本常识为基础的基本共识，才出现价值观的颠覆性混乱状态。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时候，我们是靠常识生存，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理论。
然而在学习期间，也听到一些同学的议论，他们认为潘教授只提供结果，不提供论证过程。线性逻辑的描述不如辩证逻辑的论证更能让人信服。对于在读博士和博士毕业后从事教职的青年教师而言，似乎一切不经过辩论的事物都值得怀疑。传播者越义正词严、一身正气，接收者越提高警惕、天然怀疑。然而，所谓的“理性”无法解释，诸如爱国主义这种朴素的情感，对于习惯于一切都要先定义、后思考的人来说，话语修辞符合形式逻辑不一定就意味着具有了实证性的合法性。
就这一点而言，吕新雨教授的讲座，更明确地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她说，后真相时代，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作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把关人都处于一种失守的状态”。“一个社会丧失了具有公信力的新闻生产能力，意味着新闻的死亡以及社会民主的严重危机。平台本身并没有任何对新闻责任的承诺”，的确，“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从来不是平台的理想，新闻之死与它无关，但是希望之死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有关，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吕教授谈的透彻，“新媒体平台抢走广告市场之后，其倒逼的后果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新闻生产机制。新闻记者从民工化到短工化，再到失业潮，传统媒体哀鸿遍野，媒体公信力一败涂地。”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在赵月枝老师和吕新雨老师的讲座中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在我看来，赵教授重在用西方案例诠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合法性和独特性，吕新雨教授的研究，则是建基于对中国新媒体发展事业的深度调研基础上，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二者都切中肯綮，鞭辟入里，读来令人豁然开朗。正如有同学指出，这是对同一个问题，一种迥异与她的研究路径的新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在我看来，所谓视点转化本质上是立场转化，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
需要思考的是，批判酣畅淋漓，然而只有批判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在《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一书中，费迪南•布伦蒂埃论述到，批判学者只管隔岸观火，坐而论道，对混乱的现状难以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许多人都知道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院的新闻系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少的人选择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新闻教育界较少反思新闻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新闻业界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新闻教育？
正如詹姆斯凯利2002年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中提到的，新闻不等于传媒，不等于传播(无论是批判传播还是经验传播)，新闻有其独特的属性。在罗岗老师的讲座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影视研究的人，不关注影像文本的内容，他们从外部进行研究，分析影视文化对人的改造或异化，研究影视文化对世界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新闻学研究亦复如此。跳脱出新闻本体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新闻学的范畴。当发展整整一百年的新闻学，如果还持有像吕教授所言的，对传播研究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样的定位的话，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便也无从谈起了。
我赞同跨学科研究，但走出去，是为了引进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引进文、史、哲，政、经、法的思维方法，最终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体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是怀揣着梦想上路的，也便不能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新闻学与传播学犹如手心手背的关系，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如果新闻是天使，那么传播就是天使之翼；如果新闻是魔鬼，那么传播就是魔鬼之爪。然而天使毕竟不同于天使之翼。就像凯利所言，鱼和鱼的故事不可混淆，尽管我认为他的比方或许因为翻译的问题，表达的不够形象和贴切。
传播学是个十字路口或者研究领域，研究了四十年又回到了原点。重新成为一个领域而非学科。这是它的悲哀还是幸事？就研究而言，跨学科既是趋势，也是目标。然而，这又涉及到我们是否需要边界和壁垒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分类，除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大学自身体系建构规律之外，本就包含着很多人为的成分。
熟悉普遍意义上的传播学批判学派发展脉络的同学，估计会认同我的下述判断，大致说来，李彬老师和吴靖老师主要属于批判传播文化研究路径，赵月枝老师和吕新雨老师主要属于批判政治经济学取向。当然，这样区分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文化研究取向。就像实证量化研究和批判质性研究一样，没有太多边界了。
严海蓉老师的“中国在非洲”，本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听完她的讲座让我产生了一些疑惑。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立场在场的“中国在非洲”，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在非洲”有什么区别？有同学问到，讲述人是否站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布局的立场上进行研究，来自香港的严教授立即否认。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便再次占据我的思维。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如何平衡？不加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可能？正如好几位老师都曾提及的，不同的出发点，往往导致不同结论的产生。当然细心的同学会发现，严教授是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加上数理论据，来证明欧美对中国的指责是空穴来风。这比一味地强调对非洲的援助更容易为海内外受众所接受。当然误解在有意要误解的人群中在所难免，毕竟我们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像有色眼镜容易摘去，但白内障很难去除。
此外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来说，法学的观念也至关重要，毕竟新闻学曾有一度是授予法学学位的。新闻法规与媒介伦理在新媒体语境下显得犹为重要。
正如曹锦清教授所言，知识分子失去迷茫和焦虑，便失去了理论追求的动力。我们为了解决迷茫而思考和调研。我们需要一个思维着的脑袋，替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思考问题。
曹教授指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一个侧面是大量西方概念引进我们的文化体系。导致很多时候，离开西学概念，我们无法思考。然而，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再到学在何处？身份认同与身份焦虑，一直是中国新闻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传播学的强势崛起并没有给新闻学的“合法性”增添一丝一毫的助力。
反而，让更多人，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张涛甫教授一样，撰文慨叹越来越多的年青学者从新闻学转向研究传播学。也许有同学会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似乎没有明显的分野，然而，要么大学彻底放弃学科建制，推倒壁垒高墙，要么就得有一定的边界意识，以维护和经营自己的学术领地。研究兴趣大可多样，然而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可不思。正如，李彬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强调的那样，“新闻学”还是“新闻传播学”，这是一个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的一直是“新闻学”，而非一级学科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期望是后者。
概而言之，做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这是此次培训最直观的收获。因为，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以文化人，乃是文化本真。“文”不可“化”之，则要么此“文”力道不足，要么此“人”顽而不化。所谓，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方为君子。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基于潘教授所言的家国同构认知下的国家意识。至少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精神上的富有群体，我们有义务让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想之星火，呈燎原之势态。我们相信中信集团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理事长亲临开幕式并谆谆教诲，秘书长一日内不顾旅途劳顿，奔波于京沪之间，一定有其深意和期待。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届的高级研讨班，让我们记住，新闻传播学界的使命和愿景，群策群力，勠力同心，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世界眼光，国际视野，全球思维的新闻学科以及传播学科共同奋斗！
再次感谢吕院长和她的团队，铭记丽娃河畔我们共同留下的足迹！
难成一家之言，先书一孔之见，只言片语，敬请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