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年院庆·校友专访 | 杨燊:相信声音有力量

发布时间:2024-05-23浏览次数:14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里,数字媒介不断重塑着广播生态。2005年杨燊刚刚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就读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时,正是传统媒体仍然兴盛的年代。而今,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共享经济与知识付费产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在线音频市场的迅速兴起。杨燊的职业轨迹也与声音媒介的变迁相耦合。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职于上海宝山区广播电视台与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传统媒体工作了十多年后,他又进入了互联网公司,成为了国内知名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创作学院院长。

        但无论以何种身份站在话筒前,杨燊认为声音始终有着其独特的力量,“比起视觉消费,声音媒介是最早与你的耳膜零距离接触的一种消费形式,所以它不会被轻易淘汰,而是会一直存在。”

杨燊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马力老师在喜马拉雅logo前合照


“青春总是热血的”

        “胶片地带,用耳朵听电影。”今天走在华师大的校园里,每周五还能够听到一档名为“胶片地带”的广播节目,这是当年杨燊在校时所创办的。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他选修了《香港电影赏析》、《动画赏析》等课程,并且将“听电影”这一形式搬进了校广播台。回想起来,杨燊认为加入广播台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最初为了锻炼专业能力而加入广播台的他,后来意外收获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原来学校广播台有这么一群能力非常强,又有趣的人。”尽管一起并肩工作的日子已经有些遥远,很多细节也早已模糊不清,但谈及过往,杨燊仍旧记得他和广播台的朋友们心照不宣地将工作补贴都攒起来,一同坐上旅行的火车。对他来说,目的地是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

杨燊于华东师范大学

        而他大学时所在的创业团队“Dream Youth”,更是赋予那段岁月更为热烈的色彩。在课业和社团活动之外,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创业之中。撰写调研报告、拟定创业计划书,团队从零开始搭建起项目的框架,并推动其落地。彼时,“有声书”是一个尚且陌生的概念,“Dream Youth”看到了这一市场的缺口。相较于有声市场上普遍的“1:1”对原著进行音频复刻,团队立足于更高效的信息总结和触达的市场需求上海的生活节奏另辟蹊径。“在上海这样一个一线城市里,大家对于新知识的吸纳节奏是比较快的。”于是,他们将工具类的书籍制作成音频版,并分为5-20分钟的不同版本,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在此背景下,“BizAudio有声书摘网”孕育而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项目是充满前瞻性的。当时,项目也进入了“首批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项目立项名单”,获得“上海IT青年创业项目最具投资潜力奖”。

        然而,比起如今知识付费的蔚然成风,2009年知识付费的接受度并不高。与此同时,前一年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除。没有人敢投资一个概念新兴的且又完全由大学生创立的项目。缺少资金支持,团队只能遗憾放弃。青春总有遗憾,但青春也总是热血。 “大家想着,散伙前出本书,就当做个纪念!于是,团队共同撰写出版了一本名为《下一站——80后留学生访谈录》的书,这也为团队画下了最后的句点,但记录下来的故事却依旧鲜活。


“专业能力始终是P0级别的”

        某种意义上,《下一站》中80后留学生面对社会的迷惘,同样映照着杨燊那时的心态。“那时一心想着创业,失败就像浇了一盆冷水。创业的计划被打破之后,大家甚至都没做好后期的计划。”从校园走向社会,他自认为并没有把这道题解好,出于对未来的迷茫感,他只要看到岗位就会去投简历。“当时我还挺悲观的,只是在悲观时并没有放弃。”时代的浪潮里,个体要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巨大的。杨燊深知今天的毕业生在求职时的困惑与无力,然而“抱怨完了,就要把眼泪鼻涕擦干净,继续努力去做这些事。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至少你的机会会比别人多。”

        杨燊一直是一个懂得抓住机会的人。在大学期间,他就意识到播音主持的实践性非常强。因此在学习课堂知识之外,他会主动去寻找更多的实践机会。“初衷是想赚点外快,后面逐渐发现不停地去做这些工作会让自己的能力有显著的提高。”纪录片《脸子》是贯穿杨燊大二到大四毕业的配音作品,这一作品最终斩获了第九届“金熊猫最佳纪录片短片奖”、中国电视艺术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年度十优纪录片”奖。这段经历让杨燊认识到,专业水平确实是能够在时间的淬炼中得以提高。

        也许正是在校园中的锤炼与沉淀,杨燊在毕业后顺利入职了宝山区广播电视台。一年后,恰逢上海财经广播招聘,他把握住机会,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在杨燊看来,“专业能力始终是P0级别的,(媒体)想要招聘你,会首先判断你是否具备主持人的专业能力。”新的工作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财经新闻的知识壁垒相对较高,如何将专业性的信息内容转换成新闻语言加以报道,是他在这份工作中常常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杨燊于“第一财经广播”

        这也是专业能力的一个向度。在校期间,杨燊就有与之相似的经历。2009年,上海世博会召开在即,他在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实习,所在的讲解员团队负责前往各个城市展开宣讲。与公众熟知的奥运相比,世博会具有相对较高的解释成本。这就需要世博会宣传团队告知社会公众“世博会是什么?为什么要举办世博会?世博会申报的难点在哪里?上海世博会有哪些特色?”这次经历也让杨燊认识到:媒体人所承担的是中介性角色。信息的转化、解释与传递,都是对专业能力的考验。


“我更喜欢称自己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虽然有着丰富的校园经历,初入职场的杨燊第一次坐在宝山广播电视台的话筒前,仍然会感到紧张,“直播的时候感觉自己手心都在冒汗。”但经过一年的磨炼,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工作强度。当一年后,他来到第一财经广播时已经“游刃有余”,坐在话筒前向社会公众传播资讯已然不是一件难事。

        然而作为一名媒体人,所要做并不仅仅是将手中的新闻稿播报出去。因为工作关系,杨燊见证过很多时刻,看到了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巨变,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感受到“手中的话筒是有力量的”。2011年3月11日,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对日本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三县造成毁灭性破坏。面对此次重大灾情,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报道模式,转而对地震情况进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报。这是杨燊工作后首次碰到如此规模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对此,他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从他那里播出去的声音,正扣动着千万家庭的心弦。“在那次直播过后,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站在话筒前说话,电波的另一头,人们对于从耳机中听到的声音无比信任。”对于杨燊而言,与听众的情感联结、每一次播报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都通过那次经历变得更为清晰。“之前我习惯于称呼自己是主持人或者新闻主播。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更喜欢称自己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一名新闻工作者要背负很多东西。”

        杨燊在媒体工作的十多年,新闻业态在不断变化。他记得在读书时,大家还在讨论“Web2.0”,“Web3.0”尚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概念。从2014年“媒体融合”战略提出到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杨燊是媒体转型十年的见证者、亲历者,他做过“视频号”等矩阵传播,也参与过类似媒体“直播带货”等多种尝试。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媒体融合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过去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线性的,但当我们进入自媒体时代之后,就会发现无论是传播的时效性、对于垂类内容的关注以及丰富度上,(传统媒体)都无法与新媒体抗衡。”但与此同时,从业十余年,杨燊也观察到,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媒体仍然有其特有的价值。“传统媒体要做的是平台化的转型,面对一些特殊事件,人们第一时间依旧信任权威媒体播报的内容。”他始终强调传统媒体需要以社会责任感为立身之本,向整个社会传达及时、可靠的声音。

“第一财经广播”就职期间,杨燊参与“直播带货”


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做“慢媒介”

        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公司,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杨燊认为人生要“多去体验”,这始终是他的生活信条。彼时杨燊准备离职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时,旁人都对他要放弃稳定的事业编制表示难以理解,家人也劝他要慎重考虑。“大学时听到别人说‘要多体验’我会觉得这句话很虚,但伴随着经历的增长,我确实也希望自己能多去体验”。他向往外面更大的世界,对于新鲜的事物亦抱有探索欲。在第一财经工作期间,除了新闻主播这个身份,他同时还是一名B站美食“up主”,并且经营了一家日料店。在线上粉丝社群尚且没有兴起的年代,这家可供粉丝聚餐的线下门店,已然体现出“私域”这一互联网概念。

        可以说,在真正进入喜马拉雅之前,杨燊的职业轨迹已或多或少地与“互联网”相勾连,也是其一直关注的方向。在互联网“大厂”,变化始终存在,业务架构总是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互联网的节奏是很快的,这就非常考验你的适应能力。”杨燊目前担任喜马拉雅创作学院院长,负责搭建播客创作系列课程、服务创作者,包括创作中心的日常运营、扶持标杆创作者、开拓音频直播业务等项目。

杨燊于喜马拉雅

        有趣的是,在一个短平快的时代、在一家快节奏的互联网公司,杨燊所做的核心业务——播客,却是一种慢媒介。一档播客的时长,往往能达到10-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在杨燊看来,播客的兴起与“算法移民”有关,“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冲浪,就代表着你要被算法‘算计’,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现实”。当个体处于算法所构建的信息茧房之中,往往会产生焦虑的心理,而播客恰巧构建了一个逃离算法的场景。相较于短视频的裹挟,播客是可供自主选择的,它能够接纳、包容“算法移民”。

        学者项飚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附近的消失”,即现代人“对于自己周边世界,没有那种要浸淫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那种愿望或能力”。杨燊认为播客在一定程度是能够去“重建附近”。他发现现代城市生活中一个最明显的情感缺失是“缺少陪伴”。“我们看了太多宏观叙事,知道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比如巴以冲突。但与我们近距离的、值得关注的、或能够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事情却变得模糊。所以我们在文化消费上会有一定的补足。”而播客主打的是个人化、陪伴感,将成为个体表达和内容消费非常重要的载体。尽管AI技术将会给当下的内容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但同时也会使得情绪价值显得更为弥足珍贵,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联系被凸显出来,这正是播客的优势所在。

        走过媒体行业的兴衰,见证过互联网经济的勃兴,从选择这个专业、选择与声音打交道开始,杨燊似乎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他亦有勇气与信心去拥抱这些变化。然而,在快速的“流变”之中仍有“不变”值得坚守——不管以何种媒介形式承载,声音始终都能够铭刻时代的记忆、社会的变动与流淌的情绪。


传播学院20周年院庆祝福

        作为一名传院的毕业生,我深感骄傲。祝贺传播学院成立20周年!

        回首大学校园时光,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的知识,更学到了如何成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展望未来,我期待看到传播学院继续以其卓越的教学和研究,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我相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名字为荣。 祝愿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未来更加辉煌。

——杨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