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上午，首届大夏传播论坛（2018）“却顾所来径：改革开放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反思”学术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办公楼顺利举行。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襄盛举。专家学者们回顾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检视其理论成就、实践走向、学科建设、学派脉络及其与中国、世界发展的时代关联，在总结意义成就过程中直面危机挑战，在推陈出新过程中自觉于时代所赋予中国传播学的使命！华东师范大学文科院院长吴瑞君教授出席了论坛，另有全国各地二十余名青年教师热情地前来参会学习。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作开幕致辞。她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她表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秉承上个世纪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传播教育，得到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精神双重传统的滋养。她认为，作为学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其实都很年轻，探究新闻学的学科意义和传播学的学科意义，需要将两者放在各自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去思考新闻学、传播学与国家、社会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在又一轮“新媒体”开始撼动世界的时代，新闻与传播及其作为学科的存在意义究竟为何，这仍然需要重新去思索。她引述了戈公振先生的话语，认为新闻是传播的前身，新闻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交通”——这是新闻的视角，同样也是传播的视角。而传播学栖息在人文社会，自然各学科与社会有机体的交汇处，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她表示，今天的会场群贤毕至，很多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今天我们似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人工智能的新媒体时代也是一个破坏性积累的时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向何处去？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都需要继往开来。今天是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决定着我们的未来，这也是此次论坛的意义，也特别感谢各位嘉宾贡献自己的思想，而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产生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文科院院长吴瑞君教授发表了致辞。她首先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向百忙当中前来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感谢！随后，她向在座专家学者简单介绍了我校的办学历史、学科体系建设及科研发展概况。她指出，近年来我校的科研产出和课题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传播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过程中彰显了其独特地错位竞争优势，形成学科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的自身特色。她认为，高校学科的发展其实也是印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40年来，传播学从确立到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时代，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第一是新时代赋予了传播学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传播事业发展也需要有新的理论的支撑，所以进入新时代以后传播学有了更好的拓展空间；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系，就是要话语体系的建设，就是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知识体系，提升中国的学术国际影响力，这凸显了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也同样是极大挑战。最后，吴瑞君希望各位与会专家学者都能常来走走，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以及我们华师大传播学院全体同仁的努力下，我校传播学科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再次预祝本届大夏传播论坛圆满成功！
上午举行了首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回顾与展望”论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陈红梅主持了主题论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洪浚浩围绕“对中国传播学四十年发展的若干思考”作了主题发言，他首先结合自身学术经历对中国传播学40年改革发展的一些成果进行了评述，认为40年来中国传播学在规模门类、研究成果及论文发表等方面都有飞速发展；但同时也需要急需重视博士生教育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定位、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郝晓鸣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引进与输出”为题，他从改革开放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关系、新闻传播学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中国传播学者的使命与贡献等方面展开，指出中国传播学经历了从学习模仿到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大陆学者在新闻传播类国际期刊发表状况予以了详细分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教授围绕“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性实践”主题，他认为，当下中国传播学面临着来自专业知识体系层面的挑战、来自行业实践层面的挑战、来自专业教育层面的挑战三重挑战，造成了专业使命感和紧迫感历史空前。因而，他提出了重塑新闻传播学专业框架的思考路径：（1）回归新闻传播专业元命题：信息与人的关系；（2）用确定的知识、价值、规则定义超限的“不确定”知识领域和液态化的行业；（3）重塑新闻传播专业框架，包含核心命题、知识逻辑、价值结构与专业边界；(4)重新确立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内涵、路径。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教授以“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为题，通过对全球传播学SSCI期刊论文进行文献分析，较为全面地呈现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并进行了评价反思。他认为，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传播技术和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将会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中国传播学者如果能够扎根中国火热的社会现实，在现有传播学以及其他学科理论的共同滋养之下，对中国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多重视角的观察和研究就有望产生既能解释中国现象、又有助于揭示一般规律的原创传播学理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系主任李喜根教授围绕“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进程审视与思考”主题，他从“新闻传播学研究要国际一流到底应该怎么做，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到底有没有标准呢”两个追问展开论述，认为国际化研究成果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是在相应理论指导下，探索事物所包含要素间的重要关系，揭示人类重要活动的规律。他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基础、前提、研究成果评价的共识、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人才培养及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进程等内容做了阐述。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昇民围绕“颠覆与重构：中国媒介产业化二十年”主题进行了发言，他从广告学视角对中国媒介四十年发展趋势进行了呈现：第一个20年是欣欣向荣求生存的20年，第二个20年则是波澜壮阔谋发展的20年，也正是我们提出“产业化”概念的二十年。他认为，走过四十年发展种种问题又回归到了产业化的原点，产业化发展进入了“下半场”。他强调，适应环境的生存问题，经营问题和制度设计等问题，都是属于议论多年的老问题。这些问题带入新的时代环境，构成了媒介产业的下半场。这个下半场会的时间轴会是二十年还是四十年？他最后认为“旧产业已死，产业化仍在继续。”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卓南生以“中国新闻史研究往何处去？——我与中国新闻史学界交往30年的若干体会和思考”为主题，他将自身与中国传播史学界交往过程氛围两个阶段：一是初访北京的喜悦和鼓舞（1987-2000），他感到“吾道不孤！”二是目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2000年-），这期间出现了报史研究“无用论”、“新媒体研究热”及对传统史学研究成果的质疑与挑战等现象。他对新闻史研究缘何被边缘化问题进行了批评与回应，指出了所谓“整合型”新闻史论文层出不穷的八大谬误，并以日本为例就“新闻史应该如何书写”进行了分析。最后，他还对上世纪90年代日本新闻传播学科大调整与论争进行阐述。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单波对本场发言进行了点评。单波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传播善于交往的民族，从交往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中国是多民族的聚合体，正是不断的纳外来的东西，才使得自己的民族不断地向前延伸。从这角度来说，他认为洪浚浩和郝晓鸣两位对新闻界的改革开放有很深切的体会，从记者转向学者、从国内到国外，他们有着一种陌生人的双重视角，在反观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建立一种陌生人的主体感。正是这种体验的丰富性，才能够知道传播学是怎么走过来。他还建议，如果传播学40年要做口述史，在座这些人物包括卓南生先生都是很切合的口书传播学的对象。他非常认同卓南生先生提及的中国史学研究的诱惑陷阱之说，并指出新闻史研究被边缘化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是基础性的工作，它被边缘化将是这个学科最大的灾难。单波认为张涛甫老师的发言十分准确的抓住了新闻传播业态的变化与未来挑战，同时他也提出了与之商榷的观点，用确定的知识来把握不确定的行业是理性主义的悖论，理性主义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完美控制，这就走向了一个非常绝对化的道理。因此，他认为是否可以在一个学科设计层面建构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框架，然后有统一的教学方案或者是在小群体内形成一个共识，从而构建这样的“传播学”知识体系。他非常欣赏黄昇民老师在经济逻辑角度来讨论问题，对此补充到在权力逻辑里面，需要考虑到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垄断现象，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解这些现象，一个是事实一个是价值，而事实和价值需要分离开来吗，事实与价值可能在传播学研究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他强调，左脑和右脑怎么样去融合和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理解很重要。
下午，论坛主题是“新闻文化与政治传播”，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武志勇主持论坛。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赵月枝对本场论坛进行了点评。论坛第一位发言人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赵心树，他的主题是“从中国的日本传播看选择螺旋”。赵心树教授通过将2015年3月到2016年11月期间“今日头条”的全部新闻（大约450万条）进行全样本收集并对涉及中日关系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新闻的主要传播者是广大受众而非政府及新闻的作者，最终得出选择螺旋的结论：一个集体自我说服和自我涤净的过程，并非政府和国家所主导。赵月枝教授认为赵老师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将各种经典传播理论综合出了一套新媒体环境下适用的理论方法，另一方面研究结果挑战了西方普遍存在的中国政府主导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孙旭培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大众媒体作为”，他指出大众传媒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在我国当代史上，大众传媒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曾经起过恶劣的反作用。他建议，大众传媒报道民族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民族文化的传承要从青少年抓起，大众传媒要引导青少年热爱和学习民族文化。赵月枝教授认为孙教授谈论的话题非常有价值，希望能听到更多关于传统文化传承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例如市场逻辑等对其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冯建三以“「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在中国：从十本年度报告说起”为题，对2007年——2015年有关《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报告》和《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共10本报告进行分析，讨论了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的意义以及文化例外与文化多样性公约对全球化与商品的双重性认知，指出文化体制应分成公共与商业两部分并最终能够实现一致。赵月枝教授认为发展例外于产业化和商业逻辑的公共文化在中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经验，使商业和公共实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主编刘海龙以“从宣传1.0到宣传3.0”为主题，阐述了20世纪以来的宣传存在着总体化宣传（宣传1.0）和科学化宣传（宣传2.0）两种观念及模式，在中国的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接受了总体化宣传，从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向科学化宣传转变。但是近年来，这一进程变得复杂起来，科学化的宣传重新与总体化宣传结合，形成了新的宣传3.0模式，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市场化与新媒体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赵月枝教授认同宣传3.0模式“游戏论”的观点，并与刘教授进一步交流了宣传3.0模式中非游戏的部分。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国传播学教材知识地图绘制——基于教材参考文献的内容分析”。他对13本传播学代表性教材参考文献的统计分析，试图呈现中国传播学教材中知识体系的基本概况和潜在变化。通过研究，他发现了代表性教材“参考文献美国化”、“参考文献二手化”、“经典学派的统治地位”、“学科的信息茧房”四个主要特点。赵月枝教授认为胡教授的元理论研究很有价值，并相信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中国传播学的教程一定会有所变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以“学术与政治——传播学哪去了？”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论述了相较于新闻学，传播学在国家层面上与主流话语中失踪的情况。反思其中原因，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传播学对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只关心学术不关心政治或关心他国政治而不关注本国政治等，传播学的大量研究成果与中国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关联极少。而中国传播学已入四十不惑之年，理应有所觉悟。赵月枝教授十分赞同李教授的汇报，也希望中国传播学在四十年之际能够觉悟、发展并作出应有的贡献。上海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新闻记者》主编刘鹏以“重新发明——传统新闻业的衰落与用户新闻学的开启”为题进行了发言，刘鹏老师对新时代下“新闻概念”“记者的定义方式”等内容进行重新探讨，对在“万众皆媒”的时代背景下，对用户如何“如何获得真相”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刘鹏老师总结道，媒介技术变革正在重新发展新闻业，用户新闻学也在重新发明过程中，许多概念、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梳理。赵月枝教授点评道，刘老师的研究探讨了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人民的新闻学向用户的新闻学转变的过程，与赵心树老师对用户如何使用新闻的研究刚好形成了一个圆圈，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用户新闻学中存在的种种利弊。
开幕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在华东师范大学办公楼下进行拍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