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本学期，22级本科新闻和21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2023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引语
晚上十点半，是职高教学楼“清场”的时间，熄灯后，小简一个人留在教室，在书桌上支起自己的小台灯，利用微弱的灯光延长一小时的自习时间。一边做题，一边留个心眼观察，只要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她就关掉台灯，躲在角落，等待声音远去。也有“失手”被巡查老师发现的时候，她就假装离开，到楼道避避风头，等老师走后再回来接着看书。有时，抬头一瞥，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也会吓她一跳。
小简觉得自己是在书案前踽踽独行的“笨鸟”，要用这种方式多跑一点才能抵达自己想到的终点。
小简来自河北农村，正在一所职高读高三，在明年的对口高考中考上本科是她目前最大的愿望。
带着对未来的茫然与期许，她凭借有限的认知做着选择，在背离父母与村庄的单行道上跌跌撞撞地前行。
通往大学的路
在考大学这条路上，小简走得举步维艰。
小简并不是一直都在职高就读，她此前所在的县中被调侃为“大专培养基地”——一届两千多个人中，只有两三百人能上公办本科。快到高三时，近三分之一的同学都会选择放弃本科赛道，通过单招升入大专。
高一分科时，小简在知乎和百度上搜寻建议，最后选了物理、化学和政治——小简觉得这是个王牌组合，“既能进中国政法又能学计算机，选专业最广，专业好了给自己创造的就业环境不是一时的。”那时的小简，为自己的未来描画了一张广阔的蓝图。
八十个人一个班，教室里的同学从讲桌下坐到紧贴教室后方的黑板，小简说，“上学是在教室和楼道里摩肩擦踵，就连冬天也感觉不到冷。”小简总坐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防止在站起来听课时挡住身后同学的视线。
然而，想要在高中取得好成绩，对小简来说，并非易事。上课听得懂下课做不出，物理成了最让小简头疼的科目。乡村没有补习班，只有小学学历的父母也无法辅导课业，小简只好在每个课间请物理老师答疑。老师说她学物理努力，而下一次考试，12.5分的物理成绩还是给了她当头一棒。之后她再去问题，老师会直接告诉她，“这个题不适合你做”。
理科成绩差的并不是只有小简一个，升入高二时，班主任开始提醒分低的同学转学文科。文理科分数线差距近年逐渐缩小，抱着文科上线可能性比理科大的想法，小简和其余各个班的82个同学一起转了文科。
在这个班级，小简的成绩从三百多分提升到420分，能拿到全班第四的名次，但她并不开心。
校园里，任何被视作不合群的特质都可能成为恶意的导火索，在小简身上，外貌成了被取笑的理由，而取笑又慢慢演变为辱骂。小简鼻翼右侧有颗黑痣，长期以来，被男孩们视作“丑”的标志。转班后，那些暗地里的指指点点逐渐变成了毫无顾忌的高声议论。评价小简外貌的阵营是慢慢扩大的，最初只有几个同学讨论，久而久之，不参与取笑的男生会被认为对小简有好感，最后，几乎所有男生都加入其中，包括与她有相似经历的、被笑话成“娘娘腔”的那一个。食堂排队时，男生们看到小简会说一句“丑b”，然后笑着绕开，小简尝试过插队，排在她身后的男生会自觉走开，选择其他的窗口。女同学开玩笑说，跟着小简吃饭，就用不着排队了。
嘲笑和孤立愈演愈烈，小简穿衣服被说像“解放前”、梳辫子被说“娘们”、偶然的一句话也能成为令同学们发笑的梗......因为被太多人嘲笑过，只要听到身边有笑声，小简就会下意识认为是在议论自己。一次洗漱时，小简误会了身旁的女生在嘲笑自己，回击了一句“能不能别笑了”，却招来了辱骂，这场闹剧最终以小简的道歉收场。
非暴力的欺凌难以被定性，却在小简的心上扎上了刺，小简在日记里记下那些“仇”，但还是会忍不住在夜里回想起那些难过和委屈，躲在被窝里，她常常想，“语言上的辱骂不算校园欺凌吗？困扰了我这么长时间的事怎么不算？只是偶尔会因为这样的事而悲伤所以就不用管吗？随时间的流逝会自然脱敏吗？”
对小简来说，高中生活是枯燥而痛苦的。她决定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只有戴上耳机听歌时，她才能开心一点。
学校对手机的管控严格，一旦查到带手机进校，就得回家“反省”两周。好景不长，一次在寝室充电时，小简的手机被宿管老师没收了。接下来的两周，小简听话地没去上课，再回学校时，她已经听不懂数学课了。为了尽力把差距补上，小简从早上六点学到凌晨两点，却在白天的课上忍不住睡觉，小简说，自己是个苦学无果的人，那段日子里“一歇就有负罪感，谴责自己，然后继续学，但最后考得还是没人家好”。学校按照名次分班的时间将近，她看着不理想的成绩，开始担心下一次分班的结果，更担心因为去不到好的班级而无缘本科。
当职高老师来做招生宣传时，小简得知了农村户口读职高不需要学费，虽然只能上本省的学校，但对口高考更容易上本科，她又找到了新的方向。
今年四月，小简转学到了职高。当她从妈妈的电瓶车后座走下，拎着两个沉甸甸的编织袋踏进职高校门时，她觉得自己离大学更近了一步。
可供选择的专业有限，小简学了会计专业，因为听说会计好就业。新班级只有23个人，都是想要争取考上本科而从普高转入职高的。然而职高的学习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早上六点二十到晚上十点，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压力并不小，不少同学都曾因为坚持不下去而纠结是否转向单招。分提不上去的时候，小简也会想要放弃，她数过，最多的时候自己一天叹过27次气。专科院校的老师来班里发传单，小简也拿了一张，但上面五位数的学费使她彻底打消了动摇的念头，她知道，家里没办法负担这笔高昂的学费。
在这条蜿蜒曲折的路上，没有人为她指明哪里才是正确的方向，也没有人告诉她前路是否崎岖，靠着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小简独自摸索着向前，从一个岔路口拐入另一个岔路口，方向飘忽、时快时慢，她始终明确的，只有这条路的尽头，那个名为“大学”的目的地。
熄灯后，小简独自在教室里学习
想要离开的家
小简的手机被老师发现时，是妈妈来学校接的小简。坐在电瓶车上，妈妈责怪小简丢了自己的脸。
小简说，“妈妈好面子，怕丢脸，一生都在做农村人刻板印象中的好女人。”
小简的妈妈只读完了小学。升学时家里盖房，正好赶上了缺钱的时候，有限的资金需要用于供弟弟妹妹上学，小学毕业后，身为长姐的妈妈就听姥姥的话，辍了学，回家分担家务和农活，再大一些就出去打工。
妈妈二十一岁那年，有了媒人上门，姥姥认为两家的经济条件门当户对，就收下六七千的彩礼，做好了家具送去当嫁妆，早早地把女儿嫁了出去。村里的女人一旦成家，就被赋予了传宗接代的使命，生不出儿子就是“没了后人”“断了血脉”，于是，结婚后的几年，小简妈妈的生活围绕着家务、生育和哺乳展开，在连续生下了三个女孩之后，家中终于顺利诞下了男婴，小简妈妈的生育历程也以节育环划上句号。
小简的爸爸在工厂做搬货卸货的体力活，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抚养四个孩子的经济重担压在肩头，爸爸常说，“养孩子太苦了”，他缓解苦痛的方式就是酗酒。有时是和工友一起在路边的烧烤摊喝，有时是自己买了酒回家喝，而他醉酒的日子，就是家里人的“受难日”。爸爸总在一番抱怨后，对着家里其余五口人拳打脚踢。
小简常常被打，干重体力活的人力气大，巴掌扇到脸上不久就发红。最激烈的一次争执中，小简被爸爸猛地推向地面，妈妈在身后及时接住了她，随后自己却被推倒在墙边的尿盆里，头发上沾满了骚臭的尿液。半夜十二点，小简哭着拨通了110，叫着要把爸爸送进派出所，电话那头的人劝小简，“哪有家长不打孩子的，送进去了你吃什么喝什么”，小简止不住哭泣，没能再应答，对方留下一句“有事去找大队”后，电话挂断了。
小简的妈妈想要出走，想回娘家住，想就此离婚。她带着四个孩子出了门，走到桥上，她甚至想纵身一跃，一死了之，但身后的四个孩子不能没了妈。没钱、没车，走不远，去亲戚家睡了一宿后，四个孩子还是和妈妈一起回了家。
之后爸妈吵架时，小简再提起离婚的事，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别上学了，代替你妈妈，负责在家洗衣做饭。”小简说，“那一刻突然感觉生活的重担压在了自己身上。”
现在，小简的妈妈在工厂做着用机床加工螺丝的工作，一天拿七八十的工资。而小简作为家中的长姐，则要在每次放假回家时负责包揽家里的大部分家务，“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当的是家务的家。”小简常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就回到妈妈辍学那年，拉着妈妈半工半读，挣了学费后好好上学、好好工作，经济独立后再自由选择结婚与否。
小简知道爸爸养家辛苦，厂里的活一来就得“死命干”，有时候需要连续工作二十几个小时。小简也知道妈妈收入不高，没办法独立养活四个孩子。但她并不认为妈妈理应有这样的家庭和命运，她只觉得姥姥残忍，恨姥姥没让妈妈再上学，恨姥姥早早地就让妈妈嫁人，生下那么多孩子，遭受那么多苦难。有时，妈妈也会羡慕那些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孩们，而自己当年如果不结婚不生儿子，会招来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
小简说，“我不想过和妈妈一样的生活，我就想适应社会的规则，考个好大学，然后离开家。”她期望能够摆脱过去背负在父母身上的枷锁，步入乡土之外的社会，而读书是她充满变数的人生里唯一能把握的确定，无论前路坎坷与否，她都愿意继续走下去。对她来说，要想突破家庭的禁锢，除了读书，她再无选择。
在家里，小简最喜欢的是两年前捡回来的流浪狗
未来
小简的名字里有个简字，书简的简，因为妈妈自己没能多读书，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而现在，妈妈好像没那么希望小简读书了。
以前的同学有不少辍学打工的，做幼师的、看门市的、端盘子的、进电子厂的、当收银员的，妈妈常和小简念叨他们自食其力的事。爸爸也常常撺掇，“我都上个小学毕业，你上个高中算好的了，我看你也考不上，不如现在就去打工”，小简不愿就此妥协，“我想努力读书，不想后悔。”
中考前，小简也曾以为自己考不上高中，和好朋友做好了以后去做美容美发或者通下水道的准备。中考后，好朋友没能考上普高，去读了职高，又因为不愿忍受欺凌，辍学回了家；而小简升学后，考上本科成了她最大的愿望。
其实小简也去“工作”过，那时小简四岁，还在姥姥家附近的幼儿园上学。每天下午放学，姥姥来幼儿园接小简，牵着小简的手，一起去工厂。小简把简易的厂房称作“白色的长方体”，厂子里都是女人，年老的已经当了婆婆，年轻的刚做妈妈不久，她们的工作就是把膨胀螺栓的螺母拧上，按照拧的螺母数量计算工钱。小简在这里学着女人们的样子拧螺母，困了就躺在一兜兜还未组装的零件堆成的小山上睡觉。她的工作成果算在姥姥的工钱里，数量多的时候，一天能拿到三十。小简说，后来，姥姥拧螺丝攒下的钱，给大舅舅出了首付，给小舅舅开了门市。直到现在，七十二岁的姥姥依旧每天四五点起床，七点就到工厂里拧膨胀螺栓。
暑假时，大妹妹听说班上的同学在螺丝厂做兼职，也向小简提议打工赚钱。找妈妈要来了本地求职的网址后，姐妹俩守在手机前，由妹妹筛选合适的岗位，小简则负责拨通电话。很多岗位都是已经停止招工但还未删帖，打了十几个电话后，只剩下一个电子厂、一个超市收银员和一个外卖员的岗位还有空缺，最后也因为假期时间太短没能谈妥。
但小简绝不想和妈妈一样，一辈子留在本地，打简单的零工。她听老师说过坐高铁很方便，也想自己试试高铁有多好。她看过班上家境好的女同学旅游时拍的照片，也想去苏州、去上海、去乌镇，自己看看江南的美景。
小简喜欢上网，喜欢在网络上看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截然不同的人的人生。她说，“我读书少，见识少，体验的太少，要通过网络来认识社会。”小简的手机是网课时买的，6.5英寸的一方屏幕，成了小简了解远处世界唯一的窗。
小简看李雪琴的同学“在下辉子”的《高考同学盲盒》系列视频，这个全班985、囊括当地省状元的班级，在小简看来，是自己“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看得清差距，“资源不一样，能达到的高度也不能按一样的标准去衡量，所以我考个二本就很厉害了”。她也看那些“05后宝妈”记录生活的视频，为她们的人生感到悲哀，“我们只是在正确的时间知道了正确的事，她们不知道，我还能读书，比她们好太多了。”
去年冬天，小简刷到了《半边天》节目中刘小样的采访视频，也知道了她那句“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小简把刘小样视作一个觉醒的女人，“在农村，这样觉醒的女人太少了，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清醒就好了”，她希望每个女人都能像刘小样一样，拥有向往自由的权利。她学着刘小样的句式，把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描述改成了：“对于我家：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对于学习：我宁愿麻木，我不要痛苦。”短短两行字，是她对现状最深的感受。她一遍一遍地提醒自己，要靠读书改变现状。
小简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描述
小简出过一次河北，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和姥姥姥爷一起坐绿皮火车去了北京的小姨家。每隔一段时间，小简就会从脑海里翻出那段对大城市唯一的记忆，“故宫有好多白楼梯，和古装剧里的一模一样；但是出租屋里的天花板太压抑了，我还是更喜欢高房顶；还喝了小姨家的葡萄酒，我是小孩胃，喝不惯，总感觉是苦的。”
但她还是想去大城市。六月高考结束后，小简打算再去北京找一次小姨，再逛逛北京的其他景点，弥补三年级时没看到天安门的遗憾。她还想利用暑假剩下的时间送外卖赚钱，考上了就供自己上大学，没考上就供自己复读。想到未来，小简也有担忧，“其实我都害怕自己变成困在高考里的三年或者五年，但是考不上本科我就得去上班。我还没见过大学，想去看看”。从网上知道计算机专业收入高之后，“大厂”成了小简的憧憬，“年轻人就应该去大城市打拼，大厂的活肯定比拧螺丝轻松，而且挣得多。”她希望自己升入本科后还能再跨考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大厂”工作。她对大城市真实的生存压力、考研的竞争激烈程度一无所知，只是满怀期待地规划着自己走出农村后的未来。
现在，班上仍然有取笑小简的同学。因为小简总是在深夜独自留在教室学习，他们叫她“老鹰”，但小简并不在意，“雌鹰是强者，我喜欢雌鹰”。学校人少了，小简感觉冬天变冷了许多，她准备买一个热水袋，好让自己在走廊上背书时能捂一捂那双总因长冻疮而刺痛的手。背书的间隙，小简喜欢抬头往学校外的区域望去，她希望一年后的自己抬眼看见的，不再是迷蒙雾气中低矮破旧的平房，而是喧嚷热闹的繁城之中，耸立云天的高楼。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简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