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本学期，22级本科新闻和21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新闻采访和写作》和《新闻采访》必修课，2023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陆续提交课程作业。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不定期刊发。
9月18日晚上23点30分，江苏南通海门区人民医院的五官科住院值班室里如往常般安静。本该休息的值班医生唐静用力地拉开床头柜抽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老旧的抽屉轴轮发出刺耳的响声，撕剥着她烦躁的心。
“我控制不住地翻箱倒柜，想找到水果刀”。意识到自己抑郁发作后，唐静找到一粒舍曲林（抗抑郁药物）服下，结果半夜又头疼疼醒，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她把剩下的药都扔了，但是早班结束后又很后悔，翻垃圾袋把药都捡了回来。
这是唐医生的痛苦回忆中的一个碎片。
值班室外，病人们在她的救治下恢复健康，值班室内，她却饱受重度抑郁的折磨。在过去的一年里，她推开这扇门救治着病人，而在发病的夜晚，她却在这扇门内救不了自己。
唐静记得上学时课本里写，抑郁症的表现是“三无”和“三自”：无望、无助、无价值感，自责、自罪、自杀。等到她真正感同身受时，“也只差自杀没有完成了“。
唐静，一名救人的医生决定自杀。
房间里的大象
2022年11月14日，四十二岁的肿瘤科医生余浩本应该度过一个忙碌的周一，但这个深秋的阴天里，他却没有像往常踏入肿瘤科投身于新一天的工作，而是走进了一所完全陌生的医院——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600号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余浩提前预约了精神科早上九点的问诊号，选择了抑郁门诊。在完成SDS抑郁自评量表后，他等待着医生下一步安排，目光停留在了对面医生的“主任医师”胸牌上——余浩平常在肿瘤科也是这样穿着白大褂，戴着“主任医师”的胸牌，承接着一位又一位患者的痛苦。但这一次，他不为救人，而为自救。
根据2018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公布的一份调查,医生的自杀率是所有职业中最高的,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15年美国普通人群自杀率(每10万人中有12.62人)的两倍多。高自杀率的背后是一个深受抑郁症困扰的医生群体，他们基数众多，得到的关注却寥寥。1医生群体抑郁这一事实，如同房间里的大象，问题就在那里，大家都能看到，却绕着走。
余浩选择直面这头大象。他坦言，医生的职业知识储备使他在察觉到身体状况有异常后，就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最初显露的症状是睡眠异常，早上五点就早早醒来，正常的午睡时间也难以入眠，同时伴有精神不振和长时间的心情低落，碰上难得的假期，余浩也发现原来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一点提不起劲，一件都不想做。“这时候我就明白，不对劲，可能是（心理）健康上出问题了。”和家人沟通后，余浩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汇院区就诊，此时的他，实际上已经受抑郁症状困扰达三个月之久。
确诊重度抑郁后，余浩的工作和生活像踏入了暗涌的漩涡中。在不去医院的日子里，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除了在饭点陪家人一起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都躺在床上，朋友和同事的关心和邀约消息一概不理，觉得频繁的提示音吵闹，干脆把手机关机了，盯着天花板发呆。服下抗抑郁药物后，余浩开始头疼恍惚，整个脑袋像灌进了水泥一样粘腻又浑浊。
再醒来的时候，余浩把手机开机，发现家人的微信消息和未接通话已经在锁屏堆叠了几十上百条。面对着家人的担心，余浩却只是在黑暗里看着发光的手机屏幕，最后把手机放下了。“大脑像生了锈，麻木、消极，对外界的一切都不想给出反馈，生活里也分不清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等到妻子焦急地提前下班赶回家里，发现余浩还是躺在床上，窗帘没有拉，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余浩知道他带着他的家庭一起陷入了暗涌里，没有方向指引，也不知道哪里是会让他触礁的危险海域。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别人的负担和拖累，工作时精神恍惚，在家休息时也没有感到放松，反而是更长久地沉浸在情绪的漩涡里。余浩开始害怕新一天太阳的升起，早醒的他只能每天看着天从黑暗一点点开始泛白、变亮，这意味着他又要起床前往肿瘤科，面对同事，面对工作，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抗拒感。
治疗和疏解心结的过程是漫长的。一开始在和精神科医生的沟通中，余浩一直否认肿瘤科工作和自身心理状况的相关性，“就是觉得这些事情我做了几十年了，好像一直都做得好好的，不应该是这上面的问题。”
对此，余浩的妻子张女士则持相反意见，她认为肿瘤科的工作给丈夫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每天在肿瘤科的工作很繁杂，读病历、分析报告、看各种肿瘤CT片、制定每个病人的治疗方案……非常累，病人们的状态也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我一直认为肿瘤科的工作给他的压力肯定是不能忽视的。”尽管对丈夫的说辞仍然心存疑虑，徐女士还是坚信，心病还得心药医，治疗抑郁的根本还是需要从余浩自己身上发生改变。于是，怀揣着不安，她陪伴着丈夫去看医生、吃中药、做针灸，希冀着情况能够有所好转。不过受到2022年年末新一轮疫情的影响，从2022年12月中旬开始，余浩就转为在家服药休养为主。
阿普唑仑、地西泮、舍曲林，余浩家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他每天必须服用的药物。他介绍到，全部从最低剂量开始服用，观察有无不良反应，一星期后复诊，就这样，一星期又一星期，从25mg加到150mg，这背后都是他积极治疗至今的证明。
余浩第二次复诊时医生开的药物
在介绍抑郁药物时，余浩语气平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抑郁患者，而更像是向病人介绍药物作用的医生。这些药物陪伴着他度过了2022年年末疫情严重时在家的三个月。2023年2月时他的病情曾有所加重，但在坚持服药和心理咨询之后，2023年3月，余浩觉得自己的抑郁已经开始好转，睡眠质量也得到了改善，每天睁开眼，迎接他的不再是难熬的深夜，而是阳光明媚的清晨，看到光亮从窗帘的缝隙中透过洒在被子上，他的心里就会“很暖和，很有希望”。
于是余浩开始计划重新回岗上班，在他的展望里，他已经走出了抑郁的阴霾，现在可以重新回归自己的工作岗位，抑郁只是他作为肿瘤科医生生涯里的一段小小的波折。四月的春风拂面，出门，左转再右转，经过一所初中、一所小学和一个十字路口，走进医院电梯间按下十楼，又一次踏上最熟悉的上班路，当时的余浩觉得，人生的新篇章又在面前徐徐展开。
2023年4月1日，时隔五个月后，余浩鼓起信心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然而，在距离他复工后两个礼拜的4月15日，他又一次醒来，房间却再度被黑暗笼罩。他告诉自己，这应该只是春季的雾天，抑或只是多云，在惴惴不安中，他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当看到亮起的屏幕上只有“4:38”几个数字时，余浩的心开始下坠，“醒的时间越来越早了”。抑郁情绪又迅速在他的身体里复苏、蔓延，随着他重新面对病例、报告和病人诉说的痛苦，失眠、头痛等症状也伴着那熟悉的低落情绪再度出现。
短暂的复工后，余浩的抑郁躯体化症状的复发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与生活，他只能再一次离开肿瘤科的诊室，回到精神卫生中心，面对着白墙、白纸、白大褂的医生，重新抚平这几十年的白色的一切带给他的悲伤。在精神科医生的引导下，这一次，他选择直面现实。
在疏导和沟通中，余浩回忆过去几十年里自己的工作经历，“开始觉得肿瘤科的工作和自己的抑郁有着比他预料中更紧密的关系”，繁琐忙碌的工作给他带来的不仅是极大的工作压力，更是身为一名肿瘤科医生的“深深的无力感”。
余浩回忆道，一名乳腺癌晚期双肺广泛转移患者胸憋闷喘不过气，他看了胸部CT，双肺基本上已经被肿瘤占据了，家属几分钟叫一次医生，但余浩也别无他法，此时用药也只能缓解痛苦，最后可能会被活活憋死，他也只能看着患者痛苦、家属着急；刚上大学的男孩，因为在球场晕倒被送进急诊，还没苏醒过来，患了淋巴癌的化验报告就已经送到了余医生的手中，余浩说，男孩在他面前哭了两次，一次是刚得知自己的情况时哭着问自己还能不能回学校，第二次是化疗时哭着讲真的太疼了。
余浩的肿瘤科工作日常
他是一名肿瘤科的医生，而不是一个麻木的机器，听着患者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对生的渴望，看着一场疾病把原本正常的家庭压垮，面对着全力救治的病人最终还是离开人世的现实，余浩开始失眠、焦虑、精神不振，开始无法应对病人的各种情况。
散不开的春雾
“抑郁一开始总是因为具体问题而痛苦，演变成现在泛化的痛苦，如同从暴雨变成了一团缠身的雾。”唐静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样的文字。三十一岁的她，在这个县城医院五官科里资历尚浅，却已经受重度抑郁困扰一年之久，她时常会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每当她把心里积压的情绪用文字倾倒出来时，她的心里会变得平静一些。
唐静的抑郁自评量表
唐静将自己的重度抑郁归结于倦怠，“对工作倦怠，对生活倦怠，渐渐地对生命也开始倦怠了，想到自己这几年的生活，麻木到如同停滞，只考了一个执医证，‘水’过了一个健康管理师，为了自救去考了心理证书，其余再无进展。”唐静会觉得这样的理由“很丢人”，只是倦怠而已，似乎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却对她的生活有着无法逆转的影响，有时她也会责备自己，到底是情绪问题导致的身体疲惫，还是自己真的太懒惰了？说完这句话后，唐静轻轻地瑟缩了一下，她个子不高，把自己裹在长长的羽绒服里，拉链拉到顶，半张脸就这样藏进竖起的领子里。
职业倦怠在医生这一职业里其实并不少见，这种由工作引发的心理枯竭现象也是医生群体抑郁的一大重要原因。医生们通常要面对患者的病情、庞大的医疗体系和不断变化的医学知识，这使得他们更容易陷入职业倦怠的泥沼。
在职业倦怠的影响下，医生会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评价下降，倾向于消极地评价自己,并伴有工作能力体验和成就体验的下降，这种重压之下所体验到的身心俱疲和能量被耗尽的感觉与肉体的疲倦劳累不一样,是缘自心理的疲乏。无数的加班熬夜，对临床越来越多的要求，激烈的考核、竞争……医生抑郁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
尽管由于重度抑郁，唐静有失眠、精神恍惚、头痛等躯体化症状，但她仍然坚持继续工作，这个选择无疑是痛苦的。
唐静有过因抑郁躯体化影响工作的经历，“主任喊我给一个患者开一下会诊，我费力地控制双手去敲下键盘，在大脑一片空白中努力思考下一步应该在会诊单里写什么。可能是等我太久了，主任坐过来自己写了，让我去打印机那里把会诊单打出来。我的大脑明明清晰地接到了指令，但是坐到电脑前却几乎无意识的打开了病程记录就按了打印，直到打印机一张一张地往外吐纸，才发现自己打错了。”
在唐静的感知里，本来正常的神经系统逐渐失控了，大脑的意识、指令和肢体运动本应当是一瞬间发生的，现在她却要主观去控制，甚至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联系变慢了，整个人总是异常麻木、恍惚和迟缓。药物抹杀着她的情绪，周围环境在发病时变得游离恍惚，“不吃药像痛苦的咸鱼，吃完药感觉整个人都坏掉了”，舍曲林帮助她减轻自杀欲望的同时，也让她的感知变得越来越麻木。
当回答是否还打算继续工作这一问题时，唐静沉默了一会慢慢地说道，可以工作但是真的很想休息。她目前不再单独出门诊，只是负责病房的工作，不需要给人看病诊断，对于一名五官科医生而言，她的工作压力已经有所减轻，但对于一名重度抑郁患者来说，她的负担仍然沉重。在白天情绪崩溃时，唐静会跑到消防通道处调整好自己，再继续回去面对病房。她没有再继续谈自己坚持工作的原因，只是在被问到是否会告诉同事或者旁人自己的病情时，她提到，我并不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患抑郁症是可耻的，但是医生无法自救可能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
事实上，唐静为了自救，在2022年考了心理职称证书，2023年8月去医院确诊就开始服药治疗，并在社交平台上认真记录自己的服药变化，这些都是她做出的积极的努力，但她也反复强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处于麻木之中，对他人的评价也一直非常敏感，这让她处于抑郁的迷雾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同样，余浩在采访中也提到，在家休息的四个月里，他对于外界一直处于恐慌之中，“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医生这一身份，似乎在无形中给他们上了一层自我认知的枷锁，医者不能自医，别人该怎么看呢？
医生的第一位
还是那条熟悉的上班路，伴随着路边摊的吆喝声、接送学生车辆的鸣笛声，余浩的车驶到了十字路口，面前就是自己工作十三年的医院，这次，余浩却打开了转向灯，他驾驶的这辆丰田与驶向医院的其他车辆缓缓分流，五分钟后，他的车最终停在了本市体检中心的停车场。
在抑郁躯体化症状复发后，余浩再次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决定换一个工作岗位。2023年5月，余浩更换到了体检中心主检医师的新岗位上，新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审查受检者的检查结果，做健康评估，并提出相应的防治建议和保健措施。
妻子张女士提到，选择这个岗位他们也做出了诸多考量，“毕竟来体检的还是健康人居多，工作轻松，也觉得对他的心理健康有更多的积极影响。”岗位的更换伴随着社会地位、工资收入等的变化，但他们考虑到，如果身体不好，余浩也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这样的放弃是值得的，“毕竟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是‘健康是第一位的’”。
即使是医生，他首先也是一个需要健康血肉的普通人。身为医生，他们总是对病人说，健康是第一位的，身为医生，他们也总是说，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可当医生变成病人，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医生的健康也是第一位的，医生也可以生病，也可以情绪化，他们也需要释放痛苦的途径。
2023年十一月，唐静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南京玄武湖的风景照，她选择给自己“放个小假”，于是请了两周的长假，五天旅游，和母亲漫步在玄武湖畔，一起吃饭、逛街，“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幸福，可是在幸福出现的一瞬间我却感受到了另一股更强大的足以掩盖幸福的情绪:悲伤，并且瞬间湿了眼眶。可能是幸福和快乐太稀有，以至于它们出现时，都不可避免地与时时刻刻笼罩在心头的悲伤相斥。但是不管怎样，幸福已经足够珍贵了。”
在这次旅游后，唐静更改了自己社交平台里悲观的昵称，也不再继续更新抑郁的记录文字，最新的一条她这样写道，“我的爸妈好爱我”。唐静坦言，她对自己的未来仍然感到迷茫，但在休息的两个礼拜里，“想了很多，突然醒悟到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想法也会不同。以前的我总是反复回顾过去的遗憾和挫折，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满是失败，可是如果换个角度，其实医生这份工作也给了我成就感，我也还是有一些闪光点的，我父母的爱让我觉得我不能停在这里。”
唐静在旅游时记录的照片
唐静点了点头说道，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比如明天，她还打算和同科室的同事朋友去海底捞“大捞一顿”，说到这里，她拉下了羽绒服的拉链，里面是一件颇具圣诞氛围的红色毛衣，上面写着“good luck”。
冬天的寒风在办公室门打开时漏进温暖的空调间，一阵吹动挂在门背后的白大褂，余浩和唐静打开门，换上日常保暖的羽绒服，走出医院，走进下班高峰的攘攘人流里。多雾的季节里，疾病、生命、死亡、医患关系、竞争、规则、高压、与付出无法匹配的收入……医生们默默承受着无法言说的抑郁困境，努力在春雾里寻找着自我救赎的出路，随着医生职业抑郁的困境走进人们的视野，他们的人生是否会大雾散尽，迎来凛冽而晴朗的明天？
参考文献：
李忠东.医生成为美国自杀率最高的职业[J].检察风云,2018(19):56-57.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采写 ｜22级新闻学双学位 郝雨萌 杨依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