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报道故事系列 | 在魔都做洋服——芦师傅的裁缝人生

发布时间：2025-08-13浏览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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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新闻学系23级本科生开设《摄影报道》必修课，同学们自选选题完成新闻采访和拍摄。经修改完善后，由任课老师挑选优秀新闻摄影作品，不定期刊发。

合租房里的裁缝铺

在上海老城区中华路，一个不起眼的楼栋拐角处，102室的门常年虚掩着。门上没有招牌，门内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台缝纫机、一张裁剪台和成堆的西服布料，共同挤在这方小天地里。房间里总飘着线头碎屑的气味和温热水汽。

灯光下，蒸汽弥漫，芦师傅正熨平给客户的西服

这间102室，既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坊。不到十平米的狭小空间，芦师傅将工作台塞进进门到卧室的狭长过道里。桌面一米高、两米长，几乎占去过道的一半，另一侧空间仅足以容一人侧身而过，每一步都显得拥挤。裸露的电线悬挂着一只破旧的灯泡，冷白的光把台面照得晃眼。台面上铺着一整张泛黄的白布，那些被熨斗烫出的洞眼，早已被芦师傅用边角布料缝合起来，仿佛是他对每个细节的坚持与呵护。布尺、划粉、裁片随意散落，却又整齐有序，每一寸布料和工具仿佛都承载着他对这份手艺的敬畏。

桌面上散落的补丁与剪痕，是一位裁缝长年劳作的证据

他站在台前，小小的身影几乎挡满过道。宽厚的手掌稳稳压着布料，粗大的指节随着尺子滑动，动作干脆、准确，没有丝毫偏差。“做了这么多年了，看这些尺寸就知道在哪儿划线。”他说话时手上划粉一下也没停，仿佛每一毫米早已刻进他的脑海，

这间屋子在中华路明日星城868弄33号，门牌上写着“102室”，没有别的招牌，门常年虚掩着，没有窗户的工作区闷得很，他只在卧室那边留了一扇窗开着，透点风进来。

芦红林是这栋楼的“老租户”，但不是唯一的居民。他与五六个合租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拍摄期间，门外不时有脚步声传来，有人敲门取改好的衣服，有人问他能不能改条裤子。“行，放着，我晚上帮你搞。”

芦师傅正帮刚刚送来衣服的邻居改裤脚

“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做衣服，邻居谁衣服开线啦，扣子掉啦，都会来找我。我能帮的都帮，举手之劳嘛。”他说这话时笑了笑，脸上的皱纹随着弧度聚拢，

“做衣服这行，不是坐等单子，是人找你，你就得在。”他说完这句，往合租的厨房走去。

“我中午饭还没吃。”他从工作台离开走向合租的厨房，从灶台上面的柜子拿出一包面条， “我一般都两点以后才吃，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作息很不规律。”

这就是他的日常节奏：工作和生活如缝合线一般交织在一起，不分界限。

尽管生活忙碌，芦师傅还是坚持给家人做衣服。儿子有三套西装都是他亲手缝制的，女儿小时候穿的衣服也几乎全是他做的。如今女儿长大了，更喜欢在网上买衣服，但芦师傅说：“我还是愿意做一点给她，就当留个念想。”

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热闹与孤独并存的生活。房租贵，一个人守着上海，其他工人都在老家的作坊里干活，他负责前端接单、设计与裁剪，再打包发回老家制作，再寄出成衣给客户，芦师傅学裁缝之后，就再也没在外面买过衣服，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这套“一个人打前站”的模式，是他在疫情后被迫摸索出的生活路径。以前在上海有自己的作坊，后因房租实在撑不住，只得撤回泰兴，如今只保留这间迷你的据点。

芦师傅在缝纫机前吃午饭，身边是散乱的线轴与剪刀，一天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吃下

“吃面方便啊，十几分钟搞定。”他说着用筷子拨拉几下，端到缝纫机前就开吃了。吃完面，他顺手把碗搁进水池，没多洗，回头又钻进布料堆里继续工作。整个午饭从准备到吃完，不过十五分钟。

少年走沪

芦红林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人多，地又少。“我们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好几个，穷。哪像现在，一个娃娃全家疼得不行。”

初中还没念完，他就主动辍学了。不是因为不想读，而是清楚家里的条件不允许继续念下去。他听亲戚说，上海有个裁缝师傅愿意收徒。那时候，裁缝还是一门“能吃饭”的手艺——谁要是能把衣服做得合身、挺括，就不愁没活干。

芦师傅做裁缝用了一辈子的工具，一把皮尺，一块粉饼

16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前往上海的长途汽车。从泰兴出发，他随身只带了一纸亲戚托人写的介绍信和一双布鞋。

学徒的生活谈不上轻松。每天干上十几个小时，工钱才4块钱一天。坐公交车一趟4分钱，他舍不得花，出门全靠走。

他拜的那位师傅也是外地人，在上海租了间房子，一边做活，一边收徒。三名徒弟挤在最小的一间房里，上铺放衣服，下铺打地铺。白天赶工，晚上席地而眠。刚开始只能做些基础活，练手缝、收眼、翘边，一道道工序全靠针线“练出来”。缝纫机不是一来就能碰的，得熬。划粉划歪了、剪线不稳，师傅会拿布条抽手；吃饭也讲规矩，徒弟得等师傅动了筷子才敢吃，哪怕饿着肚子也不能先动。“那时候讲究‘规矩’两个字。你来学艺，就得认这个。”

上世纪七十代末，十九岁的芦红林（左）、师傅（中）和师兄（右）在上海豫园留影

那时候做裁缝，不只是手上活难，身份也“敏感”，当年上海禁止外来人员随意工作，没有暂住证就可能被遣返，全靠“口口相传”接单、穿梭在别人家中制作衣服，。 “真的像做地下工作一样，”芦红林回忆说，“不能高调，全靠人介绍。今天在你家做，明天你介绍给你邻居，我再去。做完就得走。”

三年后，芦红林出师，开始“独当一面”。他租下人生中第一间房子，屋里没有门面，没有招牌，就一张案台摆在角落，靠朋友转介绍开始接单。

第一个客户要的是一件藏蓝色的单排扣西服。他量完尺寸，一个人回屋里试了两遍样纸才敢动剪刀。“胆子是做出来的。”他说，笑得有点腼腆。

那年，他十九岁，靠着一双手站稳了脚跟。缝纫机的脚踏板下，那块踩得发亮的木地板，是他在这座城市真正“落地”的地方。

手艺人生

芦红林出师那年，国内的服装市场刚刚起步。那时候西服还不流行，做的多是中山装、裤子、夹克，靠的是手艺，更靠的是口碑。

后来城市逐渐对外开放，上海成为外国人聚集的窗口。一开始他们对“西服”的要求并不高，看重的只是价格。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变得讲究起来：“以前老外什么都不懂，你做完拿走就行。现在不一样了，线歪一点、领口翘一点，他们都要改。”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三小时做完一整套西服的加急单。“我师傅那时候在，客户要赶飞机，衣服必须当天带走。”芦红林和师傅两个人从裁剪到缝制全程不停，“连口气都没喘”，做完衣服的那一刻，客户拎起就走。

有时深夜十二点，客户打来电话要求第二天清早交货，他就坐到缝纫机前干到天亮，早上送给客户，下午打个盹接着打板。“这行就是这样，谁都赶，你不赶，他就找别人做。”

芦师傅提着做好的西服，正走在去市场交货的路上。

做西服的活计精细、讲究，一套衣服往往要经过量体、裁剪、打版、缝合、整烫、试身、修改等七八道工序。“每个体型都不一样，胖人穿的是宽松，瘦人穿的是贴身，后背、袖笼、肩斜，一点点都差不得。”

说到这里，他随手拎起一件挂在墙上的深灰色西装，对着灯光拍了拍肩线：“你看到这个位子没？线要顺、布要服。西服穿在身上好不好看，一眼就看这里。”

“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别人的衣服，我看一眼前面，再回头看背后，就记住了。这种衣服有客户拿来参考，我心里就有数。”

客户变了，机器也变了。从脚踩缝纫机到全电动，从手工划线到电脑打版，从过去每家都有的缝纫角落，到如今“什么都要高效精确”。但他说：“再先进的机器，也代替不了一个人做事的眼光和感觉。”

如今一套西服，从选料到裁制，他能在六小时内完成，流程快了，标准也高了。客户要得更精细了，“现在掉根线他都回来找你，过去哪有人管这个？”

四十年了，从布尺到剪刀，他身边的工具不断换新，唯独不变的是他的手势——划粉先从左肩起，剪刀落点要避开线纹，车缝线控制在三毫米以内。这些动作，他已经无需思考，每一针、每一尺都刻在脑子里。

芦师傅正在熨平西服肩部，那块熨肩垫是他自己做的，已经用了十多年

针线之间，细缝岁月

现在还愿意学裁缝的人，几乎没有了。

芦红林带过四五个徒弟，最早是出师没多久就开始收人。他教得严，手把手带，裁剪、收眼、打版全都一一过手。后来他不想教了，“太烦，也太累。”他说，“年轻人都吃不了这苦。”

其中最让他自豪的徒弟是周浩。周浩如今在轻纺市场开了一家名为Candy and Jack的店铺，主打外国人定制西服，他们店里大多数衣服仍由芦师傅裁剪制作，“有时候赶单子，我也帮他们做。他们店忙得很。”芦师傅说。周浩回忆道：“他不是那种话很多的师傅，但教你手艺从不藏着掖着，手艺好，人也实在。学徒三年，我学到的就是怎么在平凡的工作中坚持下来，把每件事做到最好。”

“做这行没日没夜的。今天客户说要赶，衣服就得半夜干。你在睡觉，人家在等，你饭都吃不上。”现在回想，那些徒弟大多没坚持几年，转行了、走了，只剩他还在缝纫机前，一年到头地做着“最苦的活”。

“我女儿也说过要跟我学。”他说，“我当时就说，滚蛋，别干这个，好好读书去。”

现在的芦红林，每天仍要接上百通电话。“早上起床，微信响个不停。客户发尺码、发样子、发布料。有时候我还没刷牙，就得开始接单。”

芦师傅站在窗边，与妻子通话，交代工厂做衣的任务，顺便问问家里的情况

他手机里存着几百个客户的资料。有的在澳大利亚，有的是上海高端定制门店，有的是附近小区找他改裤脚的邻居。客户来来去去，有的做了十几年，也有的换了一波又一波。他记得住每个人的身材、习惯、特殊要求，“有的喜欢肩宽一点，有的喜欢后背放松点”，脑子里就像开了一本私人剪裁档案。“这行讲究的是信誉。你做得稳，人家自然信你。” 他说得平静，但每当提到“别人觉得我做得好”时，他的语调总会轻微往上扬，像是藏不住的一点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