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在本学期的《传播研究方法》课程中，同学们陆陆续续读了十余本质性研究的经典之作。从开始的兴致勃勃读到后来奄奄一息，在这漫长而疲劳的阅读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学院的公号上开始分享这些辛勤中闪烁着青年人特有的睿智、热情、理想，以及对这门功课有几分怨愤的读书笔记。这既是同学们苦读之后，醇厚而深长的回甘。这也算是老师给同学的礼物与奖赏，希望能让这些好学、好胜、好憧憬的孩子们陶醉一下。
——路鹏程
本期图书
《跨越边界的社区》
作者：项飙
学生读书笔记
①
在边界间生长
——《跨越边界的社区》读书报告
18新闻王子涵
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老北京大红门的城乡结合部，聚集着一大批外来经商的温州人。他们在此从事服装生意，自发形成了当时中国著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浙江村”。彼时的项飚是一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他利用同乡之便，亲身走进了浙江村，将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写进了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作为一部优秀的人类学专著，这部作品也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浙江村的形成、构成与变迁，以及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们的方方面面。
贯穿全书的主线便是这部作品的主标题“跨越边界的社区”。在外人眼里，浙江村貌似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在首都北京的繁华都市，有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城乡结合部”，一群异地商贩在此谋生，却也无法也无心融入。但在作者项飚看来，浙江村是跨越边界的。这一边界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北京城乡结合部的边界，不仅仅是温州农村与北京大都市的边界，更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的边界，传统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边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超越了地理、行政体系、身份体系的边界。浙江村与周遭世界，与社会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连的，但它似乎又处于总体的社会秩序之外，在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里，浙江村是自己的主人。借此，作者也想阐明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在这样一个飞速变迁的时代，我们或许应该摒弃用固定的总体性的社会范畴看待现实问题的倾向，如从一个宏观的层面简单一分为二，而应该注重现实中不同部分的具体联系。在第一章引论中，作者项飚就明确的表示，之所以在很多人眼中，浙江村是奇怪的，这种奇怪正是我们在认识论上总体和具体的断裂。实际上，作为一个流动的网络，浙江村的生存状态应该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一个在现有体制空间下崭新的生活方式。作者甚至进一步提出，浙江村是一种跨越边界的“非国家空间”，此种国家和社会“有实无名”的分野的存在正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无法忽略“关系”的重要作用。本书提出的主要观点之一便是“关系”或者“系”是如何透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从而形成改变整个社会的力量的。这里的“关系”不单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是我们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关系”，它是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也是对人本身的看法，是中国人特有的一套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征体系的典型表现。项飚指出，浙江村的形成是一个开放和聚合的过程，对“系”（即“关系”）的利用、建立或改造，便构成了它的核心环节，可以说，浙江村里的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关系。
首先，系是建立在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比如亲戚家人，熟稔的同乡朋友，但而后它又在这些温州人流动和经营的过程中再被不断塑造，形成了“亲友圈”和“生意圈”这两个系。在这一意义上，“关系”便是理解和考察浙江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比如在第九章的讨论中，项飙提出，在浙江村里做生意，往往依赖双方对彼此的信任，而信任也是一种关系。你我之间存在关系，因此能彼此制约，甚至掌握对方的把柄，从而以一种看似心照不宣的契约“锁住”彼此。我能够爽快地购买你的货物而不担心被骗，正是因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在发挥作用，浙江村便在这流动的关系的网络中运行了下去。
但是不同的“系”之间又是不断互动和变化的，亲友圈和生意圈之间也在不断重叠和分离，以此造就了浙江村的形成与它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性。浙江村不同系之间的层叠互动，也使浙江村呈现出了一个平铺的运行框架和网络。书中所描写的周家人，就从他们的言行中明确表示，虽然做生意依靠关系，但关系也并不是全部。姚信安、刘泽波等人，虽然利用自己原有的传统关系作为底子，但他们也并不全是因循传统，而是也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自己的新路子，这一点也体现了前文中项飚对于现实社会中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的观点。
《跨越边界的社区》除却在理论层面上带给我了以上的诸多思考，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耗费的精力也带给我了一些启迪。尽管项飚借用了“同乡之便”在完成这部作品，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老乡这层关系，还不足以支撑项飚完成这样一部精彩的人类学作品。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项飚与这些浙江村的居民们同吃同住，深度访谈和观察相结合，他在书中展现的田野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②
从“浙江村”看社会学本土化
——《跨越边界的社区》读书笔记
18 新闻 郭一锦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开始探索出了耕种以外的经商、打工等非农职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温州的农民们来到北京，聚集形成了著名的“浙江村”。项飙所著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即是一本通过对人们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描述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而成为一个共同的社区，以此讲述“浙江村”如何形成的社会学著作。其大胆抛开西方微观社会学的“结构”、“角色”和“规则”等概念，以中国本土情景、时代背景以及独特的人际关系理论，成功地实践了社会学的本土化。
首先，正如项飙所说，“关系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是中国人关于社会的民间象征体系的典型表现”。很明显以西方社会理论为基本参照，所得的有关“关系”的理解十分有限，因而要回到事实本身去进行理论的探索。具体来说，理解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戏剧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理论等都是西方社会学研究关系的经典理论，然而在西方理论的知识框架中，近乎将“关系”等同于“社会互动”或者“社会交往”，因此“关系”研究被严格地限制于微观框架中。但“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既有人际关系范畴，也存在从人际关系出发紧密发生的社会变动，从这一点而言，“关系”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研究，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项飙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既深入到了“浙江村”的微观世界，也将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情景下的“传统—现代”问题加以详尽阐释。
从文献回顾的角度出发，项飙借助梳理有关“传统——现代”以及“人口流动”的相关概念再次对西方社会学的理念提出质疑与自己的思考。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描述为一种断裂感，指出了现代性相较于前现代性产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他强调随着科技发展与经济活动的需求，时间和空间在社会中的分离与再嵌入开启了现代性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强烈对比昭然若揭。但在项飙看来，传统和现代并不对立，现代化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而学者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的断裂直接影响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存在一种总体和具体之间的断裂。当人们过于强调社会的总体面目时，“传统”被加以建构，“现代”本身也是社会学科自己加以定义的另一产物，两种被建构的产物的对立，实际上忽略了对事物具体层面的探讨。进而在人口流动的问题中，人们更应当看到其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并存的现象并挖掘其深层原因，更具体来说，就是要看到关系在其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说，如果像经典的嵌入理论那样解读关系，仅仅将人口流动的一系列问题当作是经济行为在社会关系中的嵌入，又过于僵化。因此项飙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从事实出发，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他真正想谈论的问题是人们依靠着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作者的研究就是围绕着对“关系”、“传统—现代”以及人口流动的理解，说明全书的基本取向展开的。从这样的视角切入，很多问题的思考自然更加深刻。
从具体的叙述章节来看，作者使用了“年谱”式的写法，以浙江村家家户户的“生活史”为叙述主线。虽然使用过“年谱”式的写作方法，会削弱作者分析之间的逻辑关联，所以在很多分析中，我们又看出作者不得不跳脱出时间线索进行叙述，但作者也在尽量将时间分离为很多短暂的章节，增加论述的关联性。
《周家一日》从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浙江村”人家入手，主要描述了其家庭关系、雇佣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1984：来到北京》中，作者通过对“浙江村”史前史的挖掘，揭示了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潜藏于浙江农村的“改革势能”，展现出底层群众的巨大活力。此后的几章描绘了身处“浙江村”的人们一步步扎根进城市的生活，却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环境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中的亲友关系的互动中，人们衍生出基于利益产生的生意圈，圈层互相重叠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浙江村”也展现出同北京人、市场甚至政府长期博弈中，实现的中国社会关系下特有的“逃避”与合作的灵活性；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批判了功能主义视角下，可能强加给“浙江村”帮派势力的解读，指出了身处毒品以及各种欲望之下的年轻人的系统困境；最终，作者认为“浙江村”超越了地域、体制、身份等一系列社会边界，是一个居于体制之外的“新社会空间”。“浙江村”本身并没有慢慢同化到北京的主流社会中，也为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平和生长的方式。
最后，回到社会学本土化来，通过《跨越边界的社区》我们能够感受到这部作品给人带来从中国视角出发，摆脱西方理论的新颖之感。当起源和发展于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之后，人们应该如何定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有学者认为，本土化就是要关注“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即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这种思路并没有解决中国发展自身社会科学的问题。而社会学的中国化也绝非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陷入西方中心研究思维的想法。引用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再看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在社会学研究中，对中国特有的“关系”进行的延伸性探讨（“人情”、“面子”以及“系”等等），这也同费孝通、何友晖、黄光国、翟学伟等学者，在解释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问题上，从“关系”进行切入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也说明了“关系”研究对了解中国社会，塑造中国社会学性格具有重要意义。
③
传统和现代断裂的呈现
——《跨越边界的社区》读书笔记
18 新闻 唐梦琦
《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写了作者在北京“浙江村”内为期六年的沉浸式调查，描写了浙江村从成立到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结合了社会背景和相关理论，给我展现出一幅完整而独特的浙江村图画。和以往读过的社会学类著作不同的一点是，作者将自己的身份一定程度上融合于浙江村内，又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一种剥离感，让我感受到的是我能从书中直接和浙江村内的人们对话，感受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在浙江村不断地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模式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浙江村相对于北京而言也是一个具有极大剥离感的地方，尽管地处北京，却有着独特的区别于北京的社会制度和商业模式。
《跨越边界的社区》和《香港重庆大厦》在选择研究对象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选择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对象，《香港重庆大厦》一书中，作者选择研究重庆大厦这一个位于香港却聚集着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来者的地域，来体现低端全球化；而《跨越边界的社区》则选择了“浙江村”这一地点为研究对象，浙江村虽然名为浙江，却地处北京，是北京地区温州人的聚集地，那么在这样一个村内，其体现着的是传统与现代、总体与具体之间的断裂感，而通过研究这一村子的样貌，同样以小见大反映出更为宏观更为深刻的社会现象。书中提到费孝通先生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社会制度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而浙江村则为这样的一种社区，其从诞生到经历一切起伏变化的过程中都体现着人们的生活与制度之间的抗衡和协调的关系，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入手，研究它的诞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在书中不仅以描述浙江村内的故事为主，同时夹杂着理论的阐述。在惯常思维中，我们所理解到的传统和现代之间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的，传统和现代似乎并不是完全相对的两个词，那么似乎传统可以经过发展而达到现代，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过程中，过渡的部分何去何从呢？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对于浙江村的描述似乎给出了答案，又似乎印证了断裂的存在。起初仅有6家来进行维持的服装产业到后来逐渐扩大至一个社区和完整的运营模式，就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那么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的，我认为我将其称为技术和关系，技术的发展和关系网络的扩张从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感。作者引用了并存模式和“依附”与“联结”模式来阐释化解现代化和传统的对立关系上所作的努力，其实是在解释为何称浙江村为跨越边界的社区，浙江村似乎就充当了一个过渡的角色，在依附于北京的地理条件，同时又联结了传统和现代，因此成为了一个跨越边界的社区象征。
作者在深入浙江村的过程当中，对保姆圈和老乡圈有着倾向性的选择研究，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者认为隐而不见的关系网络更有弹性和能动性，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更大。在讲大方向确定之后，如何进一步选择更为准确的研究对象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那些隐而不见的关系网络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如何触及到这些隐而不见的关系网络，则关注到了保姆圈和老乡圈。作者在书中引入了“系”这一概念，“系”除了是不同关系的重叠之外也是不同关系的互动，那么保姆和老乡则是浙江村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两层关系，保姆在工作之余的闲谈其实就是整个社会阶层的现实问题反映，他们深入到不同的家庭，了解不同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这些家庭正好就是整个社区和社会的组成部分和构成单元，那么保姆圈的信息则就成为了一层能获取大量信息的隐秘的关系网络。而对于老乡圈，则是构成浙江村的关键，正是因为老乡的存在，在北京的温州人身处异乡，寻到老乡则是一种关系的贴合，是一种异乡之地的归属感，从而能够更愿意聚集在一起，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老乡圈这一关系网络选择聚集，则就促进了浙江村的形成。
“人往高处走”是人们流动的主要动机，但书中描写的浙江村则很奇怪，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流通的时候，人们似乎从北京到浙江，最后流动到不知名的乡镇里去，这一点其实呈现了当今社会的现状，似乎在印象中，人就是应该往高处走，已经成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刻板印象，似乎不往高处走就成为了一种违背常理的事情，但浙江村似乎并未觉得人一定需要往高处走，甚至像书中介绍的那样，身处浙江村的女性的配偶则选择温州当地的人，形成了一种回巢的现象。这一点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普及，自上而下的方式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人不一定必须往高处走形成纵向流动，扩大范围实现横向流动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到90年代的后半期，“浙江村”的流动态势已经从“链式流动”发展到“集体流动”。在我看来，“链式流动”让浙江村不同的“系”形成了圈子，而“集体流动”则形成了圈子间的互动。
浙江村是在对原有体制的逃避中，来建造自己新的社会空间的。也就是说浙江村是建立在体制之外的一个独立的系统，形成了一种自主的体系，与此同时，体系内部的构成就会形成一种力量来抵制外界的压力，而逃避则是一种被选择的方式。在面临浙江村拆解的动荡的时候，村内的人选择了逃避而不撤离的方式，等到风平浪静再重回领土，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在对抗着外界的制度压力。而正因如此，浙江村内部的社会制度也不同于外界，因此给外界营造出了一种“混乱”之感，成为一个无法触及到的灰色地带。而这种感觉的本质则是关系网络的固定化模式造成的。
在书中后半部分，作者提到了信任和风险这一概念，也指出了“锁住”这一词。在我的理解中，“锁”就像是一种固化的生态，它给浙江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模式，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保障，是一种集体效应而产生的归属感。村民之间对彼此的信任就是在给规避风险提供一种可能性，让整个浙江村能够完整而独立地存在于北京地区内部，让商业能够正常运作，
总之，《跨越边界的社区》给我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上的经验，让我在书中感受到了浙江村其存在的原因、发展过程、价值和意义，从而理解到了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上关于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现象，让我受益匪浅。
④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跨越边界的社区》读书笔记
18 新闻 陆铭
项飙花了约六年时间对北京“浙江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生期间写成了《跨越边界的社区》这本书，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感受到了为何这本书会被公认为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扛鼎之作，它不仅是一本将理论和事实结合的具有深度的书，更是一本鲜活的、具体的、有生命力的著作。
对社区进行研究并不容易，浙江村包含着很多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侧面。项飙最终选择按照时间顺序对浙江村进行叙述，核心议题是讲述浙江村如何形成。因此，项飙非常注重对于“过程”的描写，书中充满了对于真实事件的完整刻画，有时甚至进行了流水账般的记录。后来在看项飙的相关采访时，我才知道，为了获得村民的信任，项飙不作笔记，也没有录音机，就采用强记。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于观察到的事件的记录仍然非常详实，实属不易。最终，他用“跨越边界的社区”来概括浙江村的特征：它既与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又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
那么作者具体的研究思路是什么？项飙在对浙江村进行观察时形成了“过程”的视角和“系”的发现。明确了这种认识后，他开始考察行动者和关系丛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能用来对个人和制度进行观察，同时作为一个分析的思路，能让理解超越观察本身，看到被常识掩盖的东西。这是贯穿他整个研究的思路。
项飙始终强调的是“要彻底地从日常行为本身出发，来看我们社会中的现象”，他相信长时期的观察才是了解事实的唯一可靠的办法。因此，尽管项飙不断在叙述中提及各类相关的理论，但他并不单纯地用这些材料来对理论进行验证。同时，他希望打破以往社会学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结构和个人二元对立的观点，对既有的理论做出完善。他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先整理与之相关的所有理论，然后在用别人的理论对现象进行阐释的同时，再针对浙江村表现出的与以往社会学认知不同的部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补充，来理解浙江村的独特之处。比如，在研究浙江村从租赁柜台到引场进店的变化时，项飙发现外来人口和城里人在经济利益上的联手并没有导致同化，而过去的流动研究认为随着交往增多，就必然出现融合。正是浙江村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才让它具有既开放，同时自成社区的形态又长期存在的特点。
这本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对于“项飙本人”的强调，在进行描述时，项飙经常是在场的，甚至当他成为社会工作者后，他更深地卷入到了浙江村的人和事中。对此，作者认为，这并不是主动的干扰，相反有选择的“介入”在人类学调查中是必要的，因为真正要了解的东西只能在对话和互动中引发出来。这一点也和我以往对于人类学研究的认识有所差别。后来项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以后再也写不出像浙江村这样鲜活的书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少年特有的执着和热情，才使得研究者能够“卷入”这个田野，受访者也从研究中获益，最终造就了这本书的与众不同。
由于书里的材料极为具体，很多时候，作者就对各种材料进行直接罗列，甚至直接采用作者在场的方式进行叙述，似乎会让人感到琐碎和零散。但有时，作者也会对材料进行概括，将对象先进行归类再书写。前一种叙述方式会不会让读者产生“作者未对材料进行加工”的感觉？这其实也是读者阅读类似著作的普遍感受，有时，人类学著作就像是碎片化的日常经验的堆砌，而没有在社会和具体之间取得平衡。项飙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样写是必要的。首先，正如前文所说，项飙一开始就强调回到“日常行为本身”，且我们只能在互动中认识对方，因此，像上帝一样自己隐身而进行洞察是不可能的。
那如何让人类学写作变得“科学”，避免沦为事实的材料的堆砌呢？作者认为人类学应该是一种“理解的知识”。被述说的人是无法被全面把握的，研究者只能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下观察被研究者。而以往的人类学报告将研究者抽离，同时把事实和理论分离成两个部分，一方面，会使得研究者无意间按照事先的理论来组织事实，另一方面，使得读者无法对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和事实本身进行检验。项飙希望把这本书写成自己与浙江村的人们，以及和读者之间的“双重对话”，不仅要展现他发现的事实，更要展现他发现事实的过程和理解事实的过程。最终，要把民族志从对社会面目的描写转向对社会组成方式的探求，这一点对我有极大的启发。
项飙的观点让我对人类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研究者来说，他可能得到的只是众多的、个别化的认识，尽管它们无法形成对于社会整体面貌的了解，但可以通过各个具体的细节，来理解社会的组成方式。在书中展现这种变迁、变化的过程，让读者体会这个社会，比用纯粹的理论来概括社会的某些特征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