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有机组成，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2017年7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首届中国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今年接力棒传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7月1日，第二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开班仪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主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华东师范大学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清华大学李彬教授等人出席。
此次研讨班为期6天，邀请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以及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的著名学者童世骏、曹锦清、李彬、丁耘、严海蓉、赵月枝等12位海内外学者，他们来自法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等各个不同的学科，通过邀集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知名学者来授课，本次研讨班共55名学员，十余名旁听生，他们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新疆财经大学、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等国内外大学，同时还有来自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学员，他们分别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社及贵州日报社等。在这短暂而又丰富的六天里，授课老师与学员们进行了充分交流和研讨。在此期间，正值李彬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修订版）》出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订购此书送给每一位学员。
7月6号下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作闭幕致辞，祝贺2018年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取得圆满成功，并期待研讨班能继续为学员们提供搭桥铺路作用，郭克彤秘书长与吕新雨教授为大家颁发了结业证书，以表彰大家6天的学习圆满结束。
此次研讨班开展系列课程，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试图推动和实现中国新闻学的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对建构中国新闻学主体性与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嘉宾授课简述
如何看待中国和看待世界，离开这些问题意识，中国特色新闻学抑或中国特色传播学都很难凸显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新闻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有机组成，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依，为归宿。本届研讨班采取“集中授课+圆桌讨论”结合方式，由12位学者围绕核心议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和理论视域提出问题，在讲授过程中与学员随时保持互动交流；同时，在圆桌讨论中，由学员主导将研讨班期间疑问、思考，进行讨论、争论及辩论。
孔丹：新时代要打造中国学派，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
中国发展的新时代要打造中国学派，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这是我们的使命。中国学派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我们中国自己的需求、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我们要研究世界，包括中国，但是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依，为归宿。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里的关键词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是“夺取”，习总指出这是一种“伟大斗争”，要通过伟大斗争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方面是使命担当，另一方面也告诫我们这一切并不容易，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就是刚需。
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有机组成。其实，习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安国定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十九大报告中更明确的表述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四个能力建设的背后只能依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而这一切都需要依靠伟大斗争来夺取。
童世骏：作为哲学概念的“事实”
童世骏老师围绕“哲学概念的‘事实’”作了主题授课。他通过分享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几个历史故事，引入了对“事实”概念的哲学分析。他指出，哲学问题重在对概念、规范及文本等层面之探究，对“事实”概念的哲学探究应包含“事实”概念、对事实的态度及有关事实的讨论等意义内涵。他引述学者冯契观点，将“事实”哲学定义为“事实就是所与，不过是进入认识过程为人所知觉到了的所与，也就是使所与处于既摹写又规范的关系之中。”同时，他还强调要注重区分事实与虚构、事实与价值、事实与理论等概念之间差异，将“事实陈述”放在系统关联、特定语境、主体担保及客观证据中去理解和把握。最后，他还分享讨论了当前时代出现有关“事实”理解的六个特有现象矛盾并予以了交流分析。
李彬：新时代·新闻魂
李彬老师认为，当下新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触目惊心，直接体现为失序与失魂两方面。他通过对《新闻记者》杂志年度十大全国假新闻评选事件、频发的新闻造假丑闻事件，“曼德拉逝世报道”等事件中透露的历史虚无主义等现象，揭示出当下新闻观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即失序背后是今天要谈的核心问题：失魂。而“失序”的根源是“失魂”。他指出，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是中国新闻业的灵魂。他引述毛泽东观点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 就等于没有灵魂。”无论报道什么新闻，往往体现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价值、政治观点，也就是他们的新闻魂。他还通过反观现代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寻根追魂论证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最后，他重新阐述中国革命报业的理论与实践，并将其概括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并对其中的新闻魂的价值内涵进行详细阐释，进而希望能正本清源，重塑社会主义的新闻魂。
丁耘：传播与政治——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
丁耘老师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1）政治社会与信息传播；（2）政治的基本问题；（3）中西方良政善治的基本原理；（4）西方良政善治的原理——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中心。他指出，现代社会中媒介作为沟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中介机构发挥了日益重要作用，并集中体现在传播介入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与良政善治的治理问题中，两者构成了当下对传播与政治关系讨论。他从修辞与文艺视角梳理了修辞术在古希腊政治社会中重要性，指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端可以追溯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即如何区分“好政治/坏政治”的标准是什么，换言之，是如何处理真理、真相与真话之间的关系位置。随后，他基于《理想国》中谈论基本问题与论述结构，对书中所提出的政体分类进行一一对比分析，指出最好政体中的教育是“从正确的意见到知识”，这其中关键在于如何讲述“神的故事”，因为任何政治共同体都具有“神圣维度”性质，不论其是否被认定为“有神论/无神论”。丁耘认为，新闻叙事和史学叙事都具有同一性，历史是过去的新闻：通过讲述“事实”可以形成共识，但讲观点是可以形成论争的。最后，他还对日喻、线喻及洞喻等书中重要理论点进行了详细解读。
胡凌：Code（代码/法律）理论：从控制到生产
胡凌老师主要从以下六方面进行讲述：（1）从代码1.0到2.0理论；（2）代码3.0的兴起：（3）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理论扩展；（4）代码理论如何应用于传统法治；（5）扩展：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理性化趋同；（6）控制权博弈：未来法律的方向。他指出，代码1.0时代主要特征体现为“代码就是法律”，作为“法律”的私人架构往往能起到影响个体行为、制定交易规则、管理市场、简化消费行为以及执行智能合约等等作用；到了代码2.0时代，代码塑造了新的生产方式，从而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发生变化，为其服务，并体现在确认其合法性、处理新旧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等方面上，且伴随着“非法兴起”过程。他通过对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生产过程和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具体阐述，指出当下代码理论需要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扩展研究，即在宏观层面从横向空间扩展至纵向，理解赛博空间对外的扩张逻辑；在微观层面基于ADSA模型（即账户、数据、评分和算法），理解赛博空间对内的权力逻辑。因此，代码是一整套控制/生产方式，并导致了用户参与的随机性和政治/商业逻辑发生冲突，进而会加速从赛博空间到物理世界的融贯。他还对ADSA模型如何应用于传统法治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也会对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理性化趋同效果，并提出其6个共同趋势。最后，胡凌对未来法律的方向提出了5种可能性供以探讨。
罗岗：左翼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
罗岗老师从梳理“电影”与“上海”的历史关系变迁着手，认为“上海电影文化”以及“鸳鸯蝴蝶派”电影固然对“左翼电影”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是“左翼电影”却因为一种新的“政治”视角的介入，超越了当时的商业电影，回溯性地将“上海电影文化”中的“潜力”激发出来。从西方学术脉络中理解和看待“中国早期电影”，有助于把握电影与其它媒体和文化形式的“互动”。他通过对“左翼电影”中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即影片《神女》，揭示出“政治”因素——体现为阶级观点、底层视角以及社会分析的眼光……等等——如何转化为电影的影像策略和叙述技巧，从而以独特的方式重新改写了对城市、女性、商品和媒介等“现代性”问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在西方流行的学术脉络中留有较大的阐释空间。他指出，《神女》虽然承续了“作为母亲的妓女”这一母题，而是在“五四”新文学的脉络中，强化了“妓女”这一形象的“底层”特征，并且力图超越知识分子式的“人道主义”同情，把“妓女”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病态”的表现。影片中“妓女”和“女明星”的双重叠影，道出了身为女性必须出卖身体来换取金钱的秘密：“商品拜物教逻辑”。而这一“逻辑”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大都市的背景，现代都市社会“商品拜物教”使他们的身体和行为将必须隐藏其秘密和起源的商品化过程个人化、肉身化了，最终成为异化体现。
吕新雨:新媒体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
吕新雨老师首先梳理了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简史,指出今天中国新媒体（微信）的现状、发展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微博时代的后果和延续。她质疑了以往把微博作为中国民主实践的认知，强调民主是政治问题：它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中，“人民”被“公民”取代本身是中国民主危机的一个表征，而非解决。她通过对比“马云帝国”外向扩张式的“章鱼模式”（“病毒式”模式，）和腾讯微信开启的“黑洞模式”，指出在今天它们已经是新媒体两种典型的平台垄断模式，并逐渐成为“国中之国”，其与主权国家层面上的管理或治理的博弈就会越来越复杂。她表示，新媒体时代的发现或者说发明，就是资本积累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资本化，人自身的再生产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而“用”户，才能把他们的“劳动力”卖钱：不仅卖给广告公司，卖给“市场”，也卖给政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延伸。这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公众服务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交集与边界的思考，而在寡头争霸的市场竞争下，BAT的“大数据”都是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状态。她强调，今天的传媒已经被强有力地吸纳到上述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的逻辑之中，如果我们不能检讨和反思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在捍卫社会公正和民主意义上的失败，新媒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全面失败也必将会到来，只要这一媒体的市场化枢纽依然是主导性的，媒体的脱缰之势就会继续拖跨所有既存的框架。最后，她还重新指出，“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正是BAT作为中国企业的政治生命线”。
赵月枝：在对立统一中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赵月枝老师从纪念马克思之年的“万马奔腾”和自身跨文化新闻传播学术实践所面对的“左右合流”语境谈起，指出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境：西方新闻自由的话语和新闻理论框架依然强大；以马反马现象,“如果一个人大谈特谈纪念马克思，却做着马克思强烈批判的事情，那这种纪念是没有意义的，也是虚伪可笑的”；线性逻辑和永远的自由主义“中国梦”。她认为，应该从东西方传播学术关系视野定位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重新思考以下四个问题：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去魅问题；西方批判传播理论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自洽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与当下实践的脱节问题。为此，她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八对关系：（1）理论和历史逻辑的统一，即要把握全球史视野中资产阶级新闻体制和新闻理论与实践演进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演进两者关系；（2）普遍和特殊，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体系的普遍性和共产主义作为理念和社会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关系；（3）事实与价值，在“后真相”时代重构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认识论基础；（4）国家与市场；（5）自由与规制，即对自由与规制问题的理解离不开国家理论，需要重新反思资本主义和程序民主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新闻自由与规制的关系；（6）引领与批判，即国际斗争媒体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转变——从资本主义的主导历史，和认识西方媒体的倡导功能需要警惕某些“陷阱”；（7）专业与业余，即马克思主义新闻传统中专业与业余的统一；（8）理论和实践，即如何在“真马”、“西马”、“中马”/“非（洲）马”、“反马”中，培育自己的“马”/或起码建立起自己与各匹“马”的关系。最后，她通过自身连续多年举办的缙云暑期班，表达了试图改变中国传播科研、教学和媒体生态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河阳乡村研究院“微小实践”。
严海蓉：解析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国际话语
严老师从《战狼2》、春晚小品节目为切入点，开始谈国人对非洲的印象，由此展开中国社会如何通过“中国在非洲”而被构建和认识。如今欧美媒体关于“中国在给非洲”的关注与论述，大多都是负面的，这种负面论述主要是讲中国在非洲对非洲的种种影响，中国的贸易、中国的投资对非洲的发展带来了这种阻碍性的影响，不是帮助了发展而是阻碍了发展。而这些负面的论述是“黄祸论”的延续，将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政治精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和敌手。她强调在我们今天讨论非洲发展的问题时，不能割裂非洲被殖民的历史去讨论，非洲在80年代经历了债务危机后，非洲的市场是向全球开放的，而严海蓉老师给出了很多中西方在非洲的贸易、进出口以及投资的相关数据，通过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是有失偏颇的。严海蓉老师强调，在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的话语里，全球化和资本没有被问题化，被问题化的是“中国在非洲”。作为新闻传播类的研究者，如何去理解，怎么讲好或者怎么讲：中国在海外、中国在非洲，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她看来，西方在试图营造一个特殊的、吸引人眼球的“中国在非洲”问题，而这是西方的一个话语手段。由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问题被种族化为中国问题或中国人的问题，从而转移了批判的方向，遮蔽和保护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体系。
潘维：中国社会主义与媒体价值观
潘维老师循序渐进地讨论了以下几个题目：（1）价值观与传媒；（2）价值观；（3）社会价值观；（4）社会核心价值观；（5）中华社会核心价值观；（6）社会主义价值观；（7）国家观与国际观。他认为，继承和传播价值观的主要载体是传媒，传媒从业者以及领导传媒业的精英在价值观上的混乱与当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密不可分。他指出，价值观是关于物和事是否“值钱/重要”的主观判断。一方面，价值观（的对象）无限多，五花八门，变幻莫测；另一方面，价值观能塑造人们的“客观”利益。社会价值观是关于社会关系是否“公正”的道德判断。社会关系仅十来种，但排列组合也无限多。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他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是被“社会主流”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重要”社会关系主要指的是“贫-富、尊-卑”间的关系；“社会主流信奉”指的是贫富尊卑共同信奉。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治理体系中占据了政府管理社会四大基本手段之最高级、最困难者的位置。潘维老师还指出，要让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主流”必须具备四大条件：“表达简洁、官民一体、文化特色、国际接受”。他认为，“大家庭”观念是中华社会核心价值观，所以有了中国人的家庭责任与家国同构的“精神十字架”。“大家庭”的内涵构成完整的逻辑体系，并具备成为当代社会主流认同价值的潜力。他还指出中国自古就存在“中华的社会主义理想”即“大同理想”，并与当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形成了本质上的同构融合。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现在当下就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人民拥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免于恐惧。最后，他从国家观和国际观视角出发，区分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
吴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
吴靖老师解释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系列的文化的现象和文化议题。在思想史的叙述中，文化研究或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包括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德国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超越，或是在批判它们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为此她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梳理。她引述哈贝马斯对批判学派的理论体系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整个的知识生产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经验分析的科学；第二类知识他说是历史和阐释的；第三个层次是批判为目标的或是为导向的一种科学，它最终的目的是一种解放。哈贝马斯还对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任务做了归纳：（1）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合形式（2）法兰克福学派有一整套艺术理论，并认为艺术本身是可以介入社会的。（3）法兰克福学派最高级的是实证与社会科学和客体的一些批判。这些任务相互之间是有相关联的。吴靖指出，从九十年代开始，在大众文化或者说传播科技的层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就是从大众传媒、通讯技术的迅速的发展，以及在冷战期间完全，主要是在军事工业中形成的这种电子和通讯的高科技，在冷战结束初期，从八十年代里根上台，新自由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渗入到民用的领域。媒体格局或者说媒体产业链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过程之中的，而且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需要用一个整合性的、相互联系的这么一个方法来去看待这样一些东西，当我们今天去理解信息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哪里来的，然后它和所谓战时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她认为，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研究可能需要去了解或者是说需要用一些新的框架或者视角，就是把信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去观察精神体系或者是价值观念变化，然后媒体文化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数字科技或者是信息科技和信息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现代科技的批判研究，批判理论既然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拓宽的一个过程，它不断要把资本主义的外部吸纳到资本主义内部之中，那么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三、学员风采以及学习感悟
在此次研讨班上，有一个可爱的身影，一个名叫冯伊婍的小姑娘和她爸爸妈妈一起上完了本次研讨班的全部课程，没有一天缺席。虽然现在研讨班的内容对她来说还有不少困难，但是全程都安静地坐下来，已是不易。课堂上，她认真地写写画画，虽然没有参与到课堂上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之中，但是有时还是会进入到课堂之中，在听到潘维老师关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称谓时，她笑出了声。在课间，她和其他学员聊天，坦诚说自己根本没有听懂老师们在讲什么，但是听完童世骏教授“作为哲学概念的‘事实’”课程后，她按照自己对“共识”概念的理解举了例子：小红小丽小明决定去买鱼，这是共识；小红小丽去了A市场，小明去了B市场，只有B市场有鱼，所以最后并没有在行动上达成共识。作为研讨班里的开心果的冯伊婍对摄像机也非常感兴趣，亲切地称呼它是大蜘蛛，在吃饭的期间也会杀入会务组自行social，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笑声。
在课程进行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会务组成员们为小姑娘手绘了一张结业证书，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张结业证书，虽然没有公章，但是却有班主任吕新雨老师的签名。7月6日的结业证书颁发仪式上，郭克彤秘书长与吕新雨教授把这张特殊的结业证书颁发给了这个特殊的学员，希望她在未来成长的道路中快乐健康。
此次研讨班因为这个小姑娘，多了更多的笑声，氛围也变得轻松和活泼，我们也为小姑娘的父母致敬，在百忙之中，带着孩子坚持参与到课程学习之中，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和发展正是有了这群可爱而又坚持的人才会得以可能。
四、研讨班学员学习体会与建议
研讨班招生通告发布以来，络绎不绝通过各种方式前来咨询、报名的者主动扩散宣传。至7月1日正式开班，研讨班现场座无空虚，来自浙江传媒学院、广西梧州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及上海财经大学等多个高校教师与研究生都前来旁听学习。在6天的相处学习过程中，学员们一同聆听授课老师的学术饕餮盛宴，一同思想碰撞圆桌论争，一同组织午餐/晚餐沙龙，形成有情有爱有交锋有共识的学习生活学术共同体。研讨班将精彩相处瞬间摄入·了照片，将热情温暖的学习感想写在了笔端，因此会务组节选部分学员感想体会，呈以下方：
研讨班给我的欣喜，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课程设置的新视角。
课程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批判传播学等视角，从不同方向审视“新闻学”的发展现状与路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的视角。新闻从“无学”到“有学”的过程，是需要不断积累与建构的。把新闻学放在一个“十字路口”交叉的地段，让不同学科集体观照与审视，为新闻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全新视角，这种深度与广度，让人豁然开朗。
二是授课教师学养的深度与厚度。
这几天我看到，每一位老师，都在用心血授课，为学员答疑解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只有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之后，才能站在一个高度去启智。授课老师的学养让我学习的不仅是深厚的学识，更有高尚的人格。真正的师者，不仅能够启智，更有人格魅力的传承。这几天感受师者智慧与高尚人格，自己作为十几年教学经历的老师，内心是震动的。
三是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灵魂回归”的语境。
从诸多学员的提问我能够看到，在新闻传播领域浸淫多年的我们，困惑点其实很多。在世间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失去方向，甚至因为对历史没有直接感观，而没有切肤之痛。于年长学者而言，多年行走，感觉路越走越窄，甚至困惑到夜不能寐，总觉得有一口老血每天堵在心头，咳又咳不出来。我就是后者。
——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周燕琳
1.学科交叉，视野开阔。哲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文学、电影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各种学科交叉，视野非常开阔，了解了新闻传播学在各个学科的不同面向，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考路径和启发。
2.现实出发，理论归纳。很多专家的研究起点，都是现实问题。如胡凌老师虽然是研究网络法律，其中涉及到很多代码等专业术语，但是从我们非常熟悉的支付宝、网约车等问题。吕新雨老师更是通过对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微信、支付宝等新媒体的深入分析，展示出技术与资本的合谋，资本对民主的劫持，揭示出新媒体挤压传统媒体的结果是摧毁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机制，这些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3.中国意识，国际视野。把中国的新闻传播现状放到国际大的传媒格局或者说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这里既涉及中国的新闻观念在国内的传播问题，也涉及国外的政治经济或者文化领域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这正好契合了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利用好我们的传播媒介，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4.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从事实这个概念出发，到大的国际传播关系，既有小的历史横截面上的具体阐述，也有纵向的历史发展变迁脉络，视野由小到大，理论由浅入深，逐步深入，且环环相扣，看似没有关系的不同学科之前隐藏着大的理论架构，研讨会的上层架构非常的成熟和完善，值得颂扬。
5.正确引导舆论格局。什么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与西方传播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目前我们的新闻传播学届和业界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引导，都在这次会议上有所展现。
6.问题意识，理论架构。很多老师是带着问题去做论文，一步步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而把这种办法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这是我们年轻学者需要学习和强化的。尤其是在以后的研究当中，不能拍脑袋而写，最后会不知所云。
——合肥学院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