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报道】回到家乡,90后寻找抗战记忆

发布时间:2015-08-31浏览次数:5294

      回家听老人讲抗战故事和记忆,华东师范大学的这项暑假作业有意思。


90后聆听“90后”老人回忆往事。 周寅杰 摄
      时间回到两个月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陈红梅公布了给学生们留的暑假作业——回乡寻找当地健在的抗战亲历者和抗战知情者,听他们讲述抗战故事,完成采写、拍摄任务。


      “抗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没劲。”“太难写了吧。”同学们的嘀咕,陈红梅听见了。当场,她没有给出回答,“有些问题还得靠他们自己去寻出答案。”
      因为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传播学院新闻系大一、大二的65名学生中,还是有2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了这项实践活动。他们分成六组,分别回到自己的家乡——安徽皖北、皖南,江苏南通、泰州,河南平顶山、安阳,湖南长沙、湘西,四川成都、宜宾,山东平度,京津和东北长春等地区,开始了一场年轻的寻找。

      随着寻找的深入,随着先期出发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不断刷屏抒发感受,更多的同学自发要求加入这场寻找,最终参与的学生人数达到了42人。

寻找

      2015年7月8日,新闻系2013级学生崔文闯从家中出发,骑车奔向鱼子山村。

      那是一个坐落于北京平谷曲折峡谷中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与盘山南北呼应,成为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崔文闯看到的是鱼子山村的宁静和美好:路旁有栅栏围着的桃树,缓坡上来,眼前出现一片农舍,依次铺成条状。
山风吹粉了桃儿,不见当年殷红的血。

      但在出发前,崔文闯在“百度”里读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鱼子山村——1941年11月22日,200多名日伪军包围鱼子山村,在山梁架起机枪。凌晨,村民往村外突围,遭到机枪疯狂扫射,当场有60多人被残杀。12月11日,天刚亮,日军又包围了鱼子山村,抓住了30多名来不及撤离的群众,其中4人被扔进火里烧死。从1938年到1942年,鱼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杀害,10户人家绝户。

      过去与现在,时空交错,让崔文闯有些恍然。

      在村里兜兜转转,他没有寻到抗战英雄,而是见到了20多位平常的长者,在村里过着平常的日子。

      但老人们的叙述,还是把崔文闯硬生生地拽进了70多年前的鱼子山村:大火过后,全村只剩下两户人家,村头村尾弥漫着焦糊味。

记忆中的惨烈,痛过网络上的文字。

      当年惨剧发生时,这些老人都只是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跟着父母躲进深山,躲过灾难。他们活下来了,历史就跟着他们活下来了。

      但如果不是因为崔文闯一再的追问,老人们并不乐于开启记忆中这一道闸门。“有位老人对我说,这几十年一直有活干,吃得也不赖,过去的事都忘了。”崔文闯说。

      在这些经养着一亩三分地、不愿提起过往的老人身上,崔文闯仿佛看到,70多年前的他们也过着如此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想成为英雄,因为战争从来都不是他们想要的。

      但战争来了,4万万同胞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大部分村民没有拿着铁锹、菜刀和鬼子拼命,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藏在鱼子山村两侧大山里的八路军兵工厂,省下口粮补给游击队。”崔文闯说。

      靠着30多个放下锄头、拿起枪的村民,鱼子山村成了山谷里的坚固堡垒。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寻找,崔文闯或许永远不能理解“全民族抗战”是一种怎样的波澜壮阔。“以前在教科书上读到,8年抗战,中国人民伤亡3500万人。当时我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数字里就有很多像鱼子山村村民这样的老百姓。”

      家离鱼子山村仅10多公里,崔文闯却是第一次在山村的宁静背后感受到历史的脉动。“以前真的不知道,接到任务后去网上找线索,才知道以前来玩过的鱼子山村有过这么一段既惨痛又辉煌的历史。”


看见
      寻访,让同学们看见历史,看见真相。

      寻找路上,同学们与之面对面的,有传奇的抗日英雄、双枪老太,也有当年的普通修路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经历和支援了抗战。

      和崔文闯同班的陈卓在成都长寿桥一处幽僻的干休所里,找到了电影《平原游击队》 里李向阳的原型刘尚武老人。老人原名叫“刘守仁”,从“守仁”到“尚武”,从亡国奴的命运中走出来,成为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战英雄,陈卓看见了老人肩上、腿上、腰上的12处伤口。

      采访“双枪老太婆”陆文妹的叶子青,如今在老人脸上看见的只有平静,但在被日军关押的1个月零6天里,老人是怎么熬过7次刑罚的;当也是游击队员的父亲关照陆文妹“爸爸死了,你不能说一句话;你被抓了,我也什么都不说”时,又是怎样的心境?叶子青努力地想要“看见”。

      童宛琪采访了自己90岁的太公,老人家已经出现了一些老年痴呆症状,但他依然把当年遇难的同村村民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报出来,在那一刻,童宛琪“看见”了太公的选择——选择记忆,是对遇难者的一种尊重。

      对与战争隔着70多年时间沟壑的90后来说,寻找,首先是去看见那段历史。“我以前对抗战史的了解,就是教科书上几大战役的名称。”陈卓说,“但当我面对面坐在老人们面前时,历史是我眼前活生生的日子。”

      “我跟家里86岁的奶奶从来没有贴得这么近过,”瞿依贤说,江西修水县四都镇彭姑村的车轩老人右耳失聪,采访时她一直紧贴着老人的左边,“我看见车爷爷脸上的老年斑,看见他说到激动处手上暴起的枯筋。”


记住
      听说有大学生要来听自己讲抗战故事,有的老人一夜没睡好,有的老人翻出了压箱底的戎装和奖章,有的老人在采访结束后,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镜头敬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军礼。

      有位老人对寻访而来的同学说:“虽然你来我这里听我讲只有几个小时,但一旦记录下来,这些就是历史了。”

      老人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被记忆,但,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曹亦菁在“手记”中写道:“我一直尽量避免问一些过于血腥或是敏感的问题,但老人却主动说了一些我不好意思问出口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老人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比我们通透得多。他们愿意诉说往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比让他们盲目仇恨更重要。”

      叶子青也有同感:“陆奶奶听说有人找她说抗战历史,非常激动,看得出她非常渴望表达,但她把自己从反动派手里抢粮的凶险,手使双枪击毙敌人的英勇,子弹飞过脸颊和鼻子的伤痛,都说得特别简单,反复念叨的是他们的队长朱亚民怎么带领着他们,在浦东朱家店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仗。”

      所有的讲述,都是为了记住——

      记住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苦难; 记住这个民族曾经迸发的不屈; 记住这是一场多么艰辛而又惨烈的胜利。

      也有老人们不愿学生们记住的,那便是仇恨。

      车轩老人告诉瞿依贤,当年他作为黄埔军校学生大队的学员,受命去杭州萧山接受日本投降时,曾路遇落单的日本兵,在那个日本兵差点要被老百姓打死时,他出手拦住了。“我跟大家讲,要让他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中国人不能像鬼子那样干。”

      还有一个寻访中获得的资料让同学们感到震撼:当年为了永久侵占中国,日本在侵华期间,组建了1000多个开拓团,向中国东北移民共166万人。日本战败投降后,有4000多名日本战争孤儿,被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和蹂躏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收养。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抗日神剧里没有的真相。


改变
      越来越多的同学要求加入寻访的队伍,参与寻访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几人变成了最终的42人。

      瞿依贤也是半道加入的,之前她有过犹豫。按照学校规定,大二学生在这个暑假要完成一次“小实习”,可以得到1个学分。父母早早替她联系好了       县里的电视台作为实习单位,只等她回去,当听说她改主意、想要报名参加抗战寻访时,父母起初并不支持,觉得没必要去吃这份苦。陈红梅一开始也不建议瞿依贤参加,因为她在同学中没有老乡,如果参加,意味着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小组行动,而要独自成行。

      一个姑娘去偏远山村,确实让人放心不下。

      但瞿依贤在网上做了一番查找后更加坚持。“以前虽然知道有抗战老兵,但从没想过自己家乡就有,所以就特别想去。而且,那时已经有部分同学完成了寻访任务,我看到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一些感慨,就更想去了。”

      从不明白有什么关系,觉得写抗战没意思、很难写,到主动请缨,改变悄悄发生。

      寻访之初,有些同学甚至分不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为是一码事;一位同学还“懵懂”地在初稿中把日军的暴行写成了对村民的“误杀”。但在走进历史现场、走近那些老人的过程中,那场战争,变得不再遥远。2014级学生田生涛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我要好好补补抗战史。”这句话,是很多同学的心声。

      郭斐珺来自湖南长沙市第一中学,她三易其稿,三个版本的稿子,让我们看到寻找改变她的整个过程。长沙一中是一所有着抗日救亡革命传统的学校,在郭斐珺没有真正“走”进去的时候,她交上来的稿子是墙上校史的“翻录版”。但是,脚的丈量,心的寻找,让我们在第三稿中看见了她的感动。《从课堂走向抗日救亡第一线》 是她的文章题目,而她自己何尝不是从课堂走向了历史?

      童宛琪说,以前大家聊起抗日神剧时都会觉得很搞笑,现在自己笑不出来了,只要是和抗战相关的,她都觉得不该拿来开玩笑。

      对抗荒诞的,是祖辈们真实的勇敢。当陈卓问刘尚武老人,当年为什么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参军时,93岁的老人挥起右臂,声音有些颤抖:“当时完全不知道要打多久,会不会打赢,但我从来没想过做其他的选择。”

      正是老人们的这种精神,促成了同学们的改变。“身处和平年代的我很难想象,是怎样的信念和情怀,才能使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谱写了这一首首壮烈的赞歌。有你们的昨天,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有同学给老人写下这样的信。

      周寅杰,解放日报摄美部记者,从头至尾,参与策划与组织了这次暑期实践活动,在事先培训学生采访摄影技能、事中跟随部分学生一同寻访、事后整理学生作品的过程中,他清晰地看到了学生们的改变。他说:“寻访让同学们触摸到了历史的厚重,开始反思现在的生活。”今天的耄耋老人,当年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时,也正是今天这些寻访者的年纪,“这让学生们特别有代入感。”周寅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材,提醒青年一代和平与自由的重要性。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不让前人的血白流。”

      毋晓燕说出了同学们的心声:“也许由于阅历的浅薄,我不可能完全感知抗战,然而,我愿意去了解,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重新去认识这片熟悉的土地。”

      历史,就是过去和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


行动

      抗战老兵的存在,给了现在与过往一丝维系,但这维系又是何其脆弱。

      尚芳剑第一次走进矮寨公路寻找当年修路人时,听说有位92岁的亲历者正巧生病,便没去打扰,一周后,她第二次走进矮寨公路,再要去看望那位老人时,老人已于4天前过世。“最后出现在文章中的这位94岁苗族老人,应该是寨子里唯一健在的修路人了。”

      随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故去,历史的记忆正在慢慢消逝。“有些人专门开车来矮寨公路寻刺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当年是为抗战而修的。”尚芳剑去各级公路局、档案馆、交通局、史志办查相关资料,“最后只在市档案馆里找到一些民国时期的记录,非常简单,好像大家都没有用心去记这些事。”

      还有多少抗战老兵,没等到有人聆听历史,就离开人世?

      崔文闯用这样的文字记录鱼子山村层林深处的原冀东地委遗址:深山老林中,孤零零的一处遗址,寂寞得让人害怕。

      这是一条正在被遗忘的山谷。被遗忘的又何止是一条山谷?

      叶子青在手记里引用了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父亲的一句话:“我们不怕死亡,我们害怕被遗忘。”当年这句话被用来形容二战老兵的心境。

字里行间,看得出同学们对抗战记忆正在不断流逝的焦虑。从困惑于这样的寻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到因焦心于记忆的消失而迫切地想要寻找更多,短短一个暑假,改变如此巨大。

      金典芝、洪文豪等同学在文章中叩问自己:“历史留下的痕迹在渐渐淡去,面对历史,我们还该做些什么?”

他们看到,今年60岁的志愿者傅培昌还在继续四处奔波记史; 他们看到,15岁参加新四军的苏忠武老人,自1983年离休后,前后撰写了110多万字的回忆录,还在家中办起了革命传统教育纪念馆。

      洪文豪在朱家店纪念碑前,与抗战老人合影,他在照片说明中写道:“背后是历史,前面是未来,身处中间的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

改变,带来行动。

      瞿依贤是通过“修水县爱心联合会”这家公益组织找到车轩老人的,采访结束后,瞿依贤继续和爱心联合会保持着联系。“有时跟着他们一起去看望老兵,有时帮他们整理老兵的口述录音。”瞿依贤说,为老兵做点什么,能让她心里有种特别踏实的感觉。

      崔文闯说,以前空下来喜欢看科幻小说,和朋友出去玩、踢球。而现在,喜欢看的书变成了军史书籍。但他更想做的是,继续这样的寻访,找到更多的抗战亲历者。“这些人曾经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可如今他们日渐老去。一旦他们带走了那些故事,以后我们就只能通过书上那一个个概念、数字,还有想象,去了解历史了。”


尾声
      需要行动的,不止是90后。

      “很多人对90后有标签化的误解,觉得他们是远离历史、缺乏责任感的一代,其实只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走近历史,走进真相,他们自己会寻到生命的支点。”周寅杰说。

      面对历史,每一个人,要做的和可以做的,很多很多

      “远远的是军乐队奏着 ‘联合国歌’,渐渐地出现了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像一道洪流,在人造的两岸缓缓流过……流浪人多年没有看见海,现在又引起他们对海洋的憧憬……”

      这是1945年的9月4日,日本在投降协议书上签字后的第二天,《国民公报》上记录的庆祝胜利的场面。

抗战胜利是近代中国从衰败走向兴盛的转折,它告诉我们,只要万众一心,任何苦难都可以战胜。

而这一点,应该被今天的年轻人铭记,应该被70年后的我们铭记,因为它指向的是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