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听老人讲抗战故事和记忆，华东师范大学的这项暑假作业有意思。
“抗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没劲。”“太难写了吧。”同学们的嘀咕，陈红梅听见了。当场，她没有给出回答，“有些问题还得靠他们自己去寻出答案。”
因为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传播学院新闻系大一、大二的65名学生中，还是有2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了这项实践活动。他们分成六组，分别回到自己的家乡——安徽皖北、皖南，江苏南通、泰州，河南平顶山、安阳，湖南长沙、湘西，四川成都、宜宾，山东平度，京津和东北长春等地区，开始了一场年轻的寻找。
随着寻找的深入，随着先期出发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不断刷屏抒发感受，更多的同学自发要求加入这场寻找，最终参与的学生人数达到了42人。
寻找
2015年7月8日，新闻系2013级学生崔文闯从家中出发，骑车奔向鱼子山村。
那是一个坐落于北京平谷曲折峡谷中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它与盘山南北呼应，成为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
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崔文闯看到的是鱼子山村的宁静和美好：路旁有栅栏围着的桃树，缓坡上来，眼前出现一片农舍，依次铺成条状。
山风吹粉了桃儿，不见当年殷红的血。
但在出发前，崔文闯在“百度”里读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鱼子山村——1941年11月22日，200多名日伪军包围鱼子山村，在山梁架起机枪。凌晨，村民往村外突围，遭到机枪疯狂扫射，当场有60多人被残杀。12月11日，天刚亮，日军又包围了鱼子山村，抓住了30多名来不及撤离的群众，其中4人被扔进火里烧死。从1938年到1942年，鱼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杀害，10户人家绝户。
过去与现在，时空交错，让崔文闯有些恍然。
在村里兜兜转转，他没有寻到抗战英雄，而是见到了20多位平常的长者，在村里过着平常的日子。
但老人们的叙述，还是把崔文闯硬生生地拽进了70多年前的鱼子山村：大火过后，全村只剩下两户人家，村头村尾弥漫着焦糊味。
记忆中的惨烈，痛过网络上的文字。
当年惨剧发生时，这些老人都只是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跟着父母躲进深山，躲过灾难。他们活下来了，历史就跟着他们活下来了。
但如果不是因为崔文闯一再的追问，老人们并不乐于开启记忆中这一道闸门。“有位老人对我说，这几十年一直有活干，吃得也不赖，过去的事都忘了。”崔文闯说。
在这些经养着一亩三分地、不愿提起过往的老人身上，崔文闯仿佛看到，70多年前的他们也过着如此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想成为英雄，因为战争从来都不是他们想要的。
但战争来了，4万万同胞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大部分村民没有拿着铁锹、菜刀和鬼子拼命，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藏在鱼子山村两侧大山里的八路军兵工厂，省下口粮补给游击队。”崔文闯说。
靠着30多个放下锄头、拿起枪的村民，鱼子山村成了山谷里的坚固堡垒。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寻找，崔文闯或许永远不能理解“全民族抗战”是一种怎样的波澜壮阔。“以前在教科书上读到，8年抗战，中国人民伤亡3500万人。当时我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数字里就有很多像鱼子山村村民这样的老百姓。”
家离鱼子山村仅10多公里，崔文闯却是第一次在山村的宁静背后感受到历史的脉动。“以前真的不知道，接到任务后去网上找线索，才知道以前来玩过的鱼子山村有过这么一段既惨痛又辉煌的历史。”
看见
寻访，让同学们看见历史，看见真相。
寻找路上，同学们与之面对面的，有传奇的抗日英雄、双枪老太，也有当年的普通修路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经历和支援了抗战。
和崔文闯同班的陈卓在成都长寿桥一处幽僻的干休所里，找到了电影《平原游击队》 里李向阳的原型刘尚武老人。老人原名叫“刘守仁”，从“守仁”到“尚武”，从亡国奴的命运中走出来，成为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战英雄，陈卓看见了老人肩上、腿上、腰上的12处伤口。
采访“双枪老太婆”陆文妹的叶子青，如今在老人脸上看见的只有平静，但在被日军关押的1个月零6天里，老人是怎么熬过7次刑罚的；当也是游击队员的父亲关照陆文妹“爸爸死了，你不能说一句话；你被抓了，我也什么都不说”时，又是怎样的心境？叶子青努力地想要“看见”。
童宛琪采访了自己90岁的太公，老人家已经出现了一些老年痴呆症状，但他依然把当年遇难的同村村民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报出来，在那一刻，童宛琪“看见”了太公的选择——选择记忆，是对遇难者的一种尊重。
对与战争隔着70多年时间沟壑的90后来说，寻找，首先是去看见那段历史。“我以前对抗战史的了解，就是教科书上几大战役的名称。”陈卓说，“但当我面对面坐在老人们面前时，历史是我眼前活生生的日子。”
“我跟家里86岁的奶奶从来没有贴得这么近过，”瞿依贤说，江西修水县四都镇彭姑村的车轩老人右耳失聪，采访时她一直紧贴着老人的左边，“我看见车爷爷脸上的老年斑，看见他说到激动处手上暴起的枯筋。”
记住
听说有大学生要来听自己讲抗战故事，有的老人一夜没睡好，有的老人翻出了压箱底的戎装和奖章，有的老人在采访结束后，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镜头敬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军礼。
有位老人对寻访而来的同学说：“虽然你来我这里听我讲只有几个小时，但一旦记录下来，这些就是历史了。”
老人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被记忆，但，不是为了他们自己。
曹亦菁在“手记”中写道：“我一直尽量避免问一些过于血腥或是敏感的问题，但老人却主动说了一些我不好意思问出口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老人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比我们通透得多。他们愿意诉说往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比让他们盲目仇恨更重要。”
叶子青也有同感：“陆奶奶听说有人找她说抗战历史，非常激动，看得出她非常渴望表达，但她把自己从反动派手里抢粮的凶险，手使双枪击毙敌人的英勇，子弹飞过脸颊和鼻子的伤痛，都说得特别简单，反复念叨的是他们的队长朱亚民怎么带领着他们，在浦东朱家店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仗。”
所有的讲述，都是为了记住——
记住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苦难； 记住这个民族曾经迸发的不屈； 记住这是一场多么艰辛而又惨烈的胜利。
也有老人们不愿学生们记住的，那便是仇恨。
车轩老人告诉瞿依贤，当年他作为黄埔军校学生大队的学员，受命去杭州萧山接受日本投降时，曾路遇落单的日本兵，在那个日本兵差点要被老百姓打死时，他出手拦住了。“我跟大家讲，要让他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我们中国人不能像鬼子那样干。”
还有一个寻访中获得的资料让同学们感到震撼：当年为了永久侵占中国，日本在侵华期间，组建了1000多个开拓团，向中国东北移民共166万人。日本战败投降后，有4000多名日本战争孤儿，被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和蹂躏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收养。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抗日神剧里没有的真相。
改变
越来越多的同学要求加入寻访的队伍，参与寻访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几人变成了最终的42人。
瞿依贤也是半道加入的，之前她有过犹豫。按照学校规定，大二学生在这个暑假要完成一次“小实习”，可以得到1个学分。父母早早替她联系好了 县里的电视台作为实习单位，只等她回去，当听说她改主意、想要报名参加抗战寻访时，父母起初并不支持，觉得没必要去吃这份苦。陈红梅一开始也不建议瞿依贤参加，因为她在同学中没有老乡，如果参加，意味着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小组行动，而要独自成行。
一个姑娘去偏远山村，确实让人放心不下。
但瞿依贤在网上做了一番查找后更加坚持。“以前虽然知道有抗战老兵，但从没想过自己家乡就有，所以就特别想去。而且，那时已经有部分同学完成了寻访任务，我看到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一些感慨，就更想去了。”
从不明白有什么关系，觉得写抗战没意思、很难写，到主动请缨，改变悄悄发生。
寻访之初，有些同学甚至分不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为是一码事；一位同学还“懵懂”地在初稿中把日军的暴行写成了对村民的“误杀”。但在走进历史现场、走近那些老人的过程中，那场战争，变得不再遥远。2014级学生田生涛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我要好好补补抗战史。”这句话，是很多同学的心声。
郭斐珺来自湖南长沙市第一中学，她三易其稿，三个版本的稿子，让我们看到寻找改变她的整个过程。长沙一中是一所有着抗日救亡革命传统的学校，在郭斐珺没有真正“走”进去的时候，她交上来的稿子是墙上校史的“翻录版”。但是，脚的丈量，心的寻找，让我们在第三稿中看见了她的感动。《从课堂走向抗日救亡第一线》 是她的文章题目，而她自己何尝不是从课堂走向了历史？
童宛琪说，以前大家聊起抗日神剧时都会觉得很搞笑，现在自己笑不出来了，只要是和抗战相关的，她都觉得不该拿来开玩笑。
对抗荒诞的，是祖辈们真实的勇敢。当陈卓问刘尚武老人，当年为什么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参军时，93岁的老人挥起右臂，声音有些颤抖：“当时完全不知道要打多久，会不会打赢，但我从来没想过做其他的选择。”
正是老人们的这种精神，促成了同学们的改变。“身处和平年代的我很难想象，是怎样的信念和情怀，才能使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谱写了这一首首壮烈的赞歌。有你们的昨天，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有同学给老人写下这样的信。
周寅杰，解放日报摄美部记者，从头至尾，参与策划与组织了这次暑期实践活动，在事先培训学生采访摄影技能、事中跟随部分学生一同寻访、事后整理学生作品的过程中，他清晰地看到了学生们的改变。他说：“寻访让同学们触摸到了历史的厚重，开始反思现在的生活。”今天的耄耋老人，当年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时，也正是今天这些寻访者的年纪，“这让学生们特别有代入感。”周寅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材，提醒青年一代和平与自由的重要性。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不让前人的血白流。”
毋晓燕说出了同学们的心声：“也许由于阅历的浅薄，我不可能完全感知抗战，然而，我愿意去了解，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重新去认识这片熟悉的土地。”
历史，就是过去和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
行动
抗战老兵的存在，给了现在与过往一丝维系，但这维系又是何其脆弱。
尚芳剑第一次走进矮寨公路寻找当年修路人时，听说有位92岁的亲历者正巧生病，便没去打扰，一周后，她第二次走进矮寨公路，再要去看望那位老人时，老人已于4天前过世。“最后出现在文章中的这位94岁苗族老人，应该是寨子里唯一健在的修路人了。”
随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故去，历史的记忆正在慢慢消逝。“有些人专门开车来矮寨公路寻刺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当年是为抗战而修的。”尚芳剑去各级公路局、档案馆、交通局、史志办查相关资料，“最后只在市档案馆里找到一些民国时期的记录，非常简单，好像大家都没有用心去记这些事。”
还有多少抗战老兵，没等到有人聆听历史，就离开人世？
崔文闯用这样的文字记录鱼子山村层林深处的原冀东地委遗址：深山老林中，孤零零的一处遗址，寂寞得让人害怕。
这是一条正在被遗忘的山谷。被遗忘的又何止是一条山谷？
叶子青在手记里引用了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父亲的一句话：“我们不怕死亡，我们害怕被遗忘。”当年这句话被用来形容二战老兵的心境。
字里行间，看得出同学们对抗战记忆正在不断流逝的焦虑。从困惑于这样的寻找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到因焦心于记忆的消失而迫切地想要寻找更多，短短一个暑假，改变如此巨大。
金典芝、洪文豪等同学在文章中叩问自己：“历史留下的痕迹在渐渐淡去，面对历史，我们还该做些什么？”
他们看到，今年60岁的志愿者傅培昌还在继续四处奔波记史； 他们看到，15岁参加新四军的苏忠武老人，自1983年离休后，前后撰写了110多万字的回忆录，还在家中办起了革命传统教育纪念馆。
洪文豪在朱家店纪念碑前，与抗战老人合影，他在照片说明中写道：“背后是历史，前面是未来，身处中间的我们，可以做的有很多。”
改变，带来行动。
瞿依贤是通过“修水县爱心联合会”这家公益组织找到车轩老人的，采访结束后，瞿依贤继续和爱心联合会保持着联系。“有时跟着他们一起去看望老兵，有时帮他们整理老兵的口述录音。”瞿依贤说，为老兵做点什么，能让她心里有种特别踏实的感觉。
崔文闯说，以前空下来喜欢看科幻小说，和朋友出去玩、踢球。而现在，喜欢看的书变成了军史书籍。但他更想做的是，继续这样的寻访，找到更多的抗战亲历者。“这些人曾经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可如今他们日渐老去。一旦他们带走了那些故事，以后我们就只能通过书上那一个个概念、数字，还有想象，去了解历史了。”
尾声
需要行动的，不止是90后。
“很多人对90后有标签化的误解，觉得他们是远离历史、缺乏责任感的一代，其实只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走近历史，走进真相，他们自己会寻到生命的支点。”周寅杰说。
面对历史，每一个人，要做的和可以做的，很多很多
“远远的是军乐队奏着 ‘联合国歌’，渐渐地出现了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像一道洪流，在人造的两岸缓缓流过……流浪人多年没有看见海，现在又引起他们对海洋的憧憬……”
这是1945年的9月4日，日本在投降协议书上签字后的第二天，《国民公报》上记录的庆祝胜利的场面。
抗战胜利是近代中国从衰败走向兴盛的转折，它告诉我们，只要万众一心，任何苦难都可以战胜。
而这一点，应该被今天的年轻人铭记，应该被70年后的我们铭记，因为它指向的是更远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