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下午，博思论坛暨2019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49场在传播学院212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期论坛邀请到了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刘康老师作客传播学院，围绕“今日美国传媒与文化政治”议题进行了主旨分享。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新闻学系潘妮妮副教授等，以及传播学院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一同聆听了本次讲座。传播学院李守石副教授主持了本期论坛，吕新雨教授做简单开场白，对刘康老师的到访交流表示欢迎并期待大家长期的合作交流。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刘康老师在讲座
刘康老师首先感谢了传播学院的盛情邀请。他表示，本场主题会是比较切合时事的一个话题，并希望从传媒与美国政治传媒的新动向，以及其背后的宏观背景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和实际的案例分析等几个方面，和大家探讨一下如何把握当下复杂的世界格局与影响到我们中国的中美关系。
美国政治传播生态“三次革命”
刘康老师先是对美国政治传播生态的历史变迁作了简单回顾。他指出，美国政治传播生态可以说经历了三次革命性变化：第一次是1933-44年期间以“炉边谈话”为标志，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启了利用广播实现美国白宫和国会跟民众的沟通。在此之前，美国政治传播是没有动用过电子传媒，基本上都是报纸杂志等严肃性很强，而时效性、直接性与宣传性都不够强。从罗斯福以后，美国总统用广播来传递政治信息开始变成了一个常规和一个（传播）范式；第二个是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总统竞选——这是首次以电视辩论形式树立了美国政治的新气象，美国政治不再是躲在幕后或是偶尔的少数选民参与而是面对全美大众的行为。美国政治也开始变成一个明星政治，并在以后确立了模式。当年尼克松和肯尼迪辩论的时候，有个民意调查显示，没看电视但听广播的人有80%相信尼克松赢了，而看了电视但没听广播的人却有80%认为肯尼迪赢。所以这体现了媒体本身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第三次他称之为川普的“推特革命”。在刘康老师看来，大家经常忘记川普是一个媒体大腕，他会不停地利用媒体来做秀和来给自己拉广告。美国（建制）媒体往往是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主导的，基本上都是偏向于民主党的自由，但是川普知道自己的选民基础，所以他立刻跟（建制）媒体对着干并挑起了一个右派大旗。为此，他还“发明了他自己的媒体”——每天发很多的推特信息——以此改变整个媒体的生态，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媒体是美国政治的第四领域，但现在加上社交媒体后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了。现在白宫的权力跟社交媒体（twitter）权力绑在一块，川普基本上把媒体的议程设置变成了川普自身的议程设置。可以看到，美国所有的媒体（专业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平面媒体以及电子媒体也好，基本上都是围着川普的指挥棒转——要么跟他对着干，要么就是逢迎。
此外，刘康老师还补充到，学术界很多政治传播学者对最新的“传播革命”的研究可能还比较滞后，包括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还没有严肃地认真地将“川普现象”（推特革命）作为一个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甚至是传媒事件来研究。他指出，目前学者们可能还需要把情感上的“爱恨情仇”暂时搁置一下，沉下心去研究一下。
传播学院师生在聆听讲座
美国人文研究中历史回顾及其困境分析
随后，刘康老师对这些传播革命背后的深厚思想理路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政治运动、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与学术实际上各成体系，但是它有相互关联——即它有个大历史——这就是政治经济。换言之，学术史、思想史和大历史是关联而不完全是一个同步的关联体系。
具体而言，刘康老师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历史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在思想史上或者说在美国思想上，它有一个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代表与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两极对立光谱存在，但基本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上还是占上风的，这是在思想史上的大致描述。在学术史上，它实际上与现代主义思潮是相辅相成的，即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性批判之间的纠缠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鲜明的学术史特征。
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他认为大历史则变成了一个“自由世界秩序”与“冷战世界”的对立。那么，在思想和文化上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借鉴其他学者的论述称之为60-70年代的“全球文化革命”现象，当然这个现象包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法国1968年5月风暴以及美国的反越战运动，这些是在现代主义思潮上面更左翼的、更加激进主义的思潮运动和社会运动。所以，此时在学术上新左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闪亮登场，随之各种“后学”也登台亮相。这些“后学”包括从法国来的后结构主义，之后演变成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这些“后学”美国又产生了“美国后学”——又被称为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是借鉴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于西方文明的一个批判，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普世价值的普遍怀疑，这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相契合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一贯是以一种对西方的主流思想和文化持激进的、批判的态度。
刘康老师继续指出，随着20-21世纪转折期，即近二三十年以来，全球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危机，全球化改革高进的局面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主义所调整，全球化与国家主义对立成为了新的大历史格局。最好的例子一个是英国脱欧，另一个是美国川普上台，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就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可以发现民族民粹主义开始跟自由激进主义一个相互的互动，它不一定完全是对抗的关系，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也并没有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种更加让人们吃惊的面目出现。所以在学术上，人文学科现在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完全找不到自己了，不知所云。
在进行历史回顾后，刘康老师还分析了当代美国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他认为，（美国）文学批评首先是有一个从新批评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的合流过程，实际上它最终要实现一种“去疆域化”的概念，进而把美国的现实政治，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社会结合起来。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综合的国家，在美国普世价值、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大旗下，“美国大熔炉”似乎把各种差异都消融了。
因此，到了20世纪后半期，差异日益凸显，以至于出现了在一个极具美国特色的把欧洲大陆的理论引入到美国的状况，这个极具美国的特色叫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可以看到，在这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的大旗下，形成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巨大潮流，他举了很多例子来呈现文学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像文化研究，什么是视觉研究、性别研究、女性研究、LGBT研究以及语系文学研究等等，如何在美国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笼罩下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
所以，刘康老师指出人文研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困境与摇摆，呈现出一种人文社科学术的多重错位。一方面，人文理论背后的1960-70年代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与今天的全球化之间有强烈的错位。就人文学科而言，欧美近三十年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方法，其滥觞为20世纪中叶的文化左翼思潮。而从1980年代以降的欧美社会迅速走出了激进年代，通过推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后现代理论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立场，越来越与当代西方社会不合拍甚至脱节。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之间错位和对立日益加剧。美国的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一贯是象牙塔里的精英姿态，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但近40年来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不断加强，成为左翼激进主义“政治正确”、“认同政治”以及各种左翼社会运动如反全球化运动、同性恋等运动的代言人，而处于另一端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却是越来越向自然科学倾斜，把建立无懈可击的数学模式作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
最后，刘康老师以在美国生活的个案经历，为在场听众生动活泼地呈现了相关上述观点与论断。
现场观众在与刘康老师进行对话交流
文/邹月华
摄/邵心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