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日，第十二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思群堂隆重开幕。本届大学生电视节由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共同举办。此次开幕式的高峰论坛的主题是“海派纪录片见证改革、面向未来”，特邀了六位海派纪录片的重量级嘉宾，他们分别是真实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SMG纪录片中心主任李逸，《上海解放一年间》导演谢申照，《东京审判》 导演、制片人陈亦楠，《人间世》总制片人周全，《巡逻现场实录》导演邵英藜，《七分之一十周年纪念片：一个电视栏目的家国十年》导演、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编导吴钧。本稿是对这场高端论坛的详细内容记录。
真实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SMG纪录片中心主任 李逸
刚才放映的短片其实是SMG纪录片的前世今生。1993年，是上海电视发展61年来的重要年份，因为东方电视台在当年成立，上视和东视的良性竞争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电视节目，这其中就包括纪录片。上海电视台的盛重庆台长当年审看国际部编导制作的上海国际电视节的参展纪录片，就觉得非常精彩，“堪比电影”，这句不经意的表扬促使上海电视台当时的国际部刘景琦主任暗暗下定决心开设一档电视纪录片栏目。在那个时代，编导完成一档纪录片节目，完全不知道节目会在什么日期什么时间播出，因为没有固定的播出时段。尽管这样，上海电视台国际部制作的一大批纪录片还是在电视观众中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口碑。1993年2月1日，上海电视台正式开播了一档周播栏目：《纪录片编辑室》，这也是全国首档以纪录片命名的专业纪录片电视栏目，海派纪录片终于有了自己的播出阵地，为接下来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纪录片导演。
据第一任制片人汪求实老师介绍，第一期《纪录片编辑室》的选题是“上海斗鸡”，讲述了洋品牌肯德基和上海本地品牌荣华鸡市场竞争的故事，节目播出后一炮打响，之后精彩的海派纪录片层出不穷。
当时还有一部纪录片《毛毛告状》，在上海创造了30%以上的高收视率，由于纪录片分上下集播出，上集播出后，就有观众堵在汪求实老师的家门口，希望提前获知下一集播出的内容。可见当时上海电视纪录片之火，在观众中的影响力之大。2002年，上海的电视台开始频道专业化的改革，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纪录片频道：上海纪实频道，频道的主要班底就是《纪录片编辑室》的团队，再加上原东方电视台的纪录片团队，海派纪录片成为全国纪录片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2014年，上海纪实又成为全国首批上星的纪录片卫视，正式吹响了海派纪录片进军全国市场的号角。
SMG广电事业发展到当下，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在新形势下变革创新，所以今年SMG正式成立了纪录片中心，把SMG优秀的纪录片团队集合在一起，来更好的助力纪录片创作。传媒环境飞速变化，我们也会相应进行一系列转型，我相信在座的学生们，可能已经不再把电视作为一个主要的信息接收渠道，我们会把很多优质纪录片内容转向手机端，转向大荧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回顾海派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是想和大家一起回归初心。80年代，90年代创造海派纪录片辉煌的老师们大都已经退休，可是他们当初不为名利，纯粹质朴的创作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坚守。
用客观的镜头记录今天、记录当下，我想SMG纪录片中心一定会担负和传承这个责任。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纪录片创作中来。刚才听到本次大学生电视节已经有上千部征集作品，我也深受鼓舞。6月16号，上海纪实频道将全新改版，在这里我们提前发布预告片。众媒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如何去创作更多有价值，启发大家思考的纪录片作品。谢谢大家！
《上海解放一年间》 导演 谢申照
很多人想到历史，可能感觉就是黑白的，然后是比较宏大的，很有距离感，但是我们不想要做这样的历史纪录片。我们想做的纪录片是有趣好看的。
纪录片就是活着的历史，你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那个时代的人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的穿着，整个环境是什么样的。这是今年我们特别从俄罗斯采购的，是影像资料馆给我们提供的， 1949年有一个苏联的摄影队来中国，跟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合拍纪录片，当时这些素材就留在了俄罗斯。
我们今年是通过版权采购的方式把它买过来，用在片子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可能大家看完这个影像就已经觉得蛮好了，但是我觉得不够。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声音的？对于我们做电视的人来讲，画面和声音是要同时存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历史节目，一般都是旁白配的音，然后加点各种情绪的音乐。
但是这次我们觉得如果简单地这样处理，是很大的浪费。所以我当时就是拿了BBC获奖纪录片《TheyShall Not Grow Old》去跟我们的音效师说，你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努力。音效师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历史类纪录片的新方向。我们在做历史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画面，历史也要有声音，我不要求音效师给那些人配音，但是要加一些各种车的声音、船的声音、叫卖声等等，这些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是比较新的一个尝试。
《东京审判》 导演、制片人 陈亦楠
五年前，我认识了上海交大数学系的向隆万教授。他的父亲叫向哲濬，在70年前，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令我的惊讶的是，向教授以前对父亲的这段经历知之甚少，于是他和我们摄制组一起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寻父亲的相关资料。因为在那里珍藏着由美国军方摄影师拍摄的庭审影像画面。历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有近700卷胶片，总时长达100多个小时。抵达后，经过4天的大海捞针，最终我们找到了一卷有他父亲的16毫米胶片。由于存放了70年无人问津，铁盒已经生锈，当我用笔撬开盖子时，仿佛撬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黑白影像映入眼帘，那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国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据理力争，用英语陈述和反驳。转身看到向教授时，他已老泪纵横。他告诉我说：因为父亲生他时年事已高，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40岁时的样子，居然是以这样方式。这一刻，作为导演，我切切实实地感到纪录片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有句话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纪录片，就好比一个家庭没有家庭相册。
第二年，《东京审判》第一季完成，这是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纪录片，小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后期剪辑都是由导演自己完成。但就是这么一部小成本纪录片，在当年的亚洲电视节上，击败众多大成本制作，斩获最佳系列纪录片奖项。第二季又荣获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一等奖。
那么，这样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纪录片是怎样让国际观众接受的呢？其实在开始策划时，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相对于国际观众容易理解的美食、旅游、文化等民生类话题，东京审判涉及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等相对严肃领域，和绝大多数重大题材纪录片一样，主要面临以下三大困境：一、如何在专业学术领域里寻找国际共识？这个题材之前被多次拍过，80年代日本导演拍摄过纪录片、05年央视拍过系列专题片、06年更是被搬上了大荧幕。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问，为什么你们上海电视台还要做东京审判呢？你们能做出不一样吗？二、如何就历史题材进行电视化表达和呈现？历史纪录片往往利用文献影像资料，黑白画面缺乏生动性和吸引力，与当代观众的生活存在巨大历史隔阂。三、如何向国际观众解读历史争议问题？历史争议问题在国际传播中一直是大家避而不谈的话题，在东京审判上尤为突出。如何避免自说自话，用国际观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历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道课题。
那么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和策略解决以上问题的呢？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导演团队，这是一支以80后女生为主的外语纪录片队伍。但我们坚信，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查阅了大量英文版历史和专业学术书籍，力求做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出处可循。我们想拿出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电视作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
于是在纪录片里，我们采用了以下方法：策略一、在共同国家记忆里，寻求“最大公约数”。举个例子，我们在片中不仅从受害国的角度，还选取了侵略国的角度，拍摄了89岁的日本老人山口宽，他的父亲原本是三菱公司的工程师，二战时被强制招入神风特工队，在战争中死去。这样一来，对于战争的反思，不仅来自受害国，也来自侵略国，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都渴望和平。策略二、熟悉故事的陌生化叙述。对于国内外观众来说，南京大屠杀都不陌生，讲述东京审判又绕不开这个事件。怎么拍出新意呢？于是我们结合最新学术发现，首次在纪录片里披露了日本律师团为南京大屠杀被告有计划地作大量伪证。就连日本观众看完都特别震惊。策略三、平衡各方观点，客观、冷静、立体展现思想碰撞。通过采访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的国际专家、政要、当事人和后代、记者，从历史人物到现实生活，用真实的影像资料，跳脱民族主义情绪，用客观、冷静、平和的叙述方式，阐发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我们还采访了三任日本前首相。策略四、直面质疑，主动回应国际关切。在刚制作完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得知日本NHK马上要播出纪实剧集《东京审判》，经报上级领导同意，我们将片子的播出时间紧急提前到和日本同时播出。在第一时间，主动进行回应，反驳了日本右翼的错误史观，在重大历史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
去年冬天，我们带着纪录片《东京审判》应邀回到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展映。那天迎来了美国东部的第一场大雪，但晚上影院里座无虚席，反响热烈。在现场的我，心中无限感慨：是我们的努力挖掘、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却永远都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事实。在历史题材纪录片方面，我们形成了海派纪录片的独特风格，让世界认识了海派纪录片，认识了上海纪录片人。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能够拍摄具有民族历史意义的重大题材，我感到万分荣幸！我为我们的纪录片团队感到非常骄傲，为我们上海电视台感到无比自豪！
《人间世》 总制片人 周全
我想更多地从对于纪录片的社会化功能的思考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部作品播出了两季，每一季的制作周期都是两年的时间，第一季是2014年到2016年，然后第二季是2017、18年开始，2019年播出的。
从《人间世》第一部之后，我发现一旦社会上出现一些伤医案件，或者说一些医患纠纷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当中，很多的医疗界的人员并不会去就此就事论事去讨论说这个事情到底谁对谁错，而是会转发我们《人间世》的相关的内容，说明《人间世》反映的还是比较真实的医患生态。
一个纪录片，它真正的内核到底在哪里？其实《人间世》这个团队所有的创作成员之前都是新闻调查记者，然后转型做社会观察类纪录片。所以在我们看来，一个纪录片，首先第一点是有新闻性，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时代当下的一些真命题。比如说医患纠纷，比如说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逝去，我们如何面对一次失败的手术？这些都是当代社会所应该面对的一些争议。但是在表现手法上，我们又应该主动地去增加一种纪实表达。
《人间世》是一个医疗类纪录片，但是我自己觉得它更重要的一个属性是对当下热点问题的一个深度调查。我相信纪录片具有新闻的属性，它是主动关注当下的真命题，有主动设置一些社会议题的能力和功能。我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观察社会的初衷。
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直面真实，比如必须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如果一个医疗纪录片都不敢于面对死亡话题的话，它就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生死问答。
第二个我们要破除很多职业的刻板印象，不要轻易地说这个是好医生还是坏医生，也不能够轻易地说这个病人是个好病人。因为在敏感的医患关系中，双方各自贴了太多刻板的标签。
第三，我们讲的所有故事是引导大家去做一个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把我们的观点一定要嫁接给观众，让观众一定要认可。所以我觉得纪录片的功能不仅仅是影像的记录，更重要的是填补认知的空隙达成社会共识，这对于主流媒体纪录片创作团队而言，本就是应有之义，也是最后的专业门槛。
另外我觉得好的纪录片应该是五个层次，第一是精彩的故事，第二是真实的生态，第三是独立的观察，第四是善意的表达，第五是态度呈现。我觉得我们光记录不够，一定要把一些我们应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把这个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一种态度表达出来。
最后有句话想送给各位，叫做“在逆境中也要把歌唱完”，因为我觉得从事纪录片生产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是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你们心中的那首歌。一个好的纪录片往往都会经历过一个逆境的时刻，能不能从那个逆境走出来，决定了这个作品最后能不能成功。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把心中那首歌唱完，谢谢大家！
《巡逻现场实录》 导演 邵英藜
在我们的感受中，纪录片就是一个比较高冷、艺术的东西。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下，每个人都可以是演员，每个人都可以是导演，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记录者。
201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民视频用户的数据是7.25个亿。对我们电视媒体来说，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新媒体。所以我下面就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下，巡逻现场实录是怎么做的？要竞争，首先就是得有实力。这方面很幸运，我们巡逻现场实录2018得到了上海公安局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信任，我们才能跟拍民警接处110警情的全过程，让观众近距离看到一个个原本感觉神秘的接警现场，甚至可以以执法记录仪的主观视角来还原每一个案例。《巡逻现场实录》不是港片《警察故事》，整整十二期节目里的近100个案例中没有大案要案，几乎都是一地鸡毛琐碎小事，但这才是观众没有见到过的一线民警真实的日常工作。
现在纪录片主要的收视用户是学生群体和青年观众，我们的制作团队也都是年轻人，而且这个团队都是做综艺节目出身的，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中看到日本动漫和浪漫韩剧的影子，我们还用了一些二次元的表现手法，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馈。
另外我们的这部纪录片不光在东方卫视的平台上播出，在爱奇艺、腾讯、B站上都有播出。这些二次传播就迅速扩大了我们的受众群体，一些高颜值的警察还能收到女粉丝的早饭。这些警察成为网红的同时，也带动了我们的节目成为网红。我们也会经常去B站上看弹幕。有了弹幕网站，我们的沟通方式就被创新了。 我们导演去刷弹幕网站，可以看到无数观众的即时观感，这个沟通其实是双向的，我们看到了他们，我们也反馈给他们。
最后我想说，我们节目能够成为一个网红爆款，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精心策划过的意外。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很注重宣传推广。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就把微博作为一个宣传的阵地，在播出的时候，我们会制作各种不同主题的海报，剪辑小花絮，利用了一切新媒体的技术手段。
《七分之一十周年纪念片：一个电视栏目的家国十年》 导演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编导 吴钧
我做了27年记者。先是3年广播，3年报纸，加上21年多电视。今天带来的演讲是《用对编机和场记本对抗遗忘》，向各位介绍《一个电视栏目的家国十年》，想请大家共同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剪刀手，什么叫烂笔头？
上海电视台深度评论节目《七分之一》，从2004年1月4号开播，到2014年的1月4号，走过整整十周年。十年、520期、1560集节目、32000多分钟的素材，我用对编机，看一盘又一盘磁带，挑选我需要的镜头；我用烂笔头，在场记本上把我需要的画面镜头统统记录下来，最终重构、混剪、原创了一部上下两集、每集52分钟、总共104分钟的《七分之一》十周年纪念片。这个对编机时代的纯手工作品，体现出我对影像可能性的探索，更呈现出中国记者关注人情命运、记录家国变迁的努力。
2003年年初，我参与了创建《七分之一》的筹备工作。2004年1月4日，节目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式开播。每周日晚上七点，播出硬新闻、软新闻和人物传三个版块，时长六十分钟的节目。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理想，一个节目、一个媒体，应该如何去呼吁公平正义，如何报道这个国家的进步，如何通过一档又一档，一年持续一年的节目，把中国人内心对真善美，对爱与承诺的美好心情表达出来，去呼吁和推动这个国家的变革。
每周一个小时，我们带着观众走进矿井，攀登高山，报道中国重大公共事件，我们也走过很多医院，见过很多人情的聚散离别，阅尽人生的眼泪和欢欣。这些一次一次地冲击我们，让每一个编导，每一个摄制组都看到这个国家的丰富多元、复杂无奈与精彩活力。
在《七分之一》，我是主持人、现场出镜的调查记者，我还超爱剪片子。在新闻现场我拎着三脚架，扛着机器四处奔走。我要找选题，然后和我们的采访对象交流访谈，拿到核心的新闻事实。回到电视台，就三个字，剪片子！找各种文档、旧书、老影像资料，反复地看，反复地琢磨，接下来就是剪片子。
剪片子是本人最爱。当我走进对编机房，场记本不离手。每周一期三集，一集片长18分钟，短的片比，大概要拍十来盘30分钟的磁带，长的能拍四五十盘。我们在内蒙、海南、黑龙江、宁夏拍下来一些什么样的片子，采访对象说什么，我们记录到哪些镜头，场记本统统记录下来。同时手边是対编机，从第一盘磁带的第一个画面，第一帧，一个一个点开始琢磨。
采访一时爽，回来做场记就很苦。你得记、写、编、思考：你的镜头记录到这个国家的什么，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在哪里，在每个星期天晚上7点钟，《七分之一》和我们其他的一些优秀的新闻栏目，将要如何呈现这个国家的丰富多彩的面貌？必须要思考。对我而言，思考的阵地是素材带、对编机、场记本。
一年，一年，又一年，从98年开始，我跟着我的师父们学电视采访、拍摄、剪片子，上对编机。时间真得很快，已经过了21年了，好像就在昨天一样。做广播、做报纸多简单，有时候单人匹马，打遍天下。做电视是长链条，多工种，超复杂，当我从开始完全不懂不会，到找到门路花了很多时间。对编机是我超级沉默，但是很友善的伙伴。在很多很多的深夜，它会陪着你。你剪错了，它会报复你——剪到凌晨时分，打瞌睡了，或打错一个点，它会把你一个晚上的工作全部抹掉。你剪得顺畅高效，天光放亮时，按下退带键，他会交给你一盘凝聚整个节目团队心血的精剪带。
很苦，但我们也很幸福，因为我们在记录这个时代。所以到了2013年7月份，虽然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七分之一》，去做一些其他的纪录片，我仍然立下一个宏愿：想用520期、1560集、3万多分钟的《七分之一》工作版素材，剪一部十周年纪念片。这是我向《七分之一》发出的致敬，也是一个职业采访记者的自我救赎。我不怕，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电视记者。从2004年的1月4日的第1期工作版借出来，再到第520期。看一本本的磁带，记一个个镜头，回顾一段段的中国历史，去想这十年的变化、去构建整个片子。我不仅是在为《七分之一》做十年回顾，我是在想这十年中国经历了什么？要走向哪里？编片子不是为了出产一部片子，是为了观照自己内心，是为了告诉观众，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是什么东西，永远召唤着我们往前拼命地奔走？
对，我做到了！花了6个月时间，看了3万多分钟节目工作版，摘编28900多个镜头，改了剪辑文本64稿，写了场记15多万字。我把十年来我觉得重要的每一期节目，以及每一期节目里可能需要用到的镜头统统记了下来，记了十本场记本。虽然我中途离开了《七分之一》，到了它十年的时候，我用什么来说：我爱你，《七分之一》？为了自己热爱的一个栏目，人生能有多少回这样的经历？值得！最后顺利播出了，没有送评，没有得奖。我保留了素材场记本，这是最珍贵的。
我是从广播记者编磁带开始的，然后到了电视继续编磁带。今天看来，我觉得用对编机还是电脑剪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拍摄、编辑这些影像时，到底想告诉我们的观众：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向前走？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向未来的孩子，讲述我们这个国家的故事？谢谢大家。
《海派纪录片见证改革、面向未来》论坛
1.罗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海派纪录片，见证改革面向未来。今天台上坐的每一位导演都是当代海派纪录片的中坚力量。当我们在谈海派的时候，我想先听听导演们各自对海派纪录片的理解。
谢申照：我们上海人做的这个海派纪录片其实是比较关注个人的，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出发。我本身是做历史类纪录片的，当我面对那些宏大选题的时候，比如《纪念抗战》，我也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小一点的视角切入。就比如说这次做上海解放的节目，我们关注的是70年前的人，就是普通的人，所以我们采访的对象，寻找的嘉宾，基本上都是当时的亲历者，包括当时的老兵、地下党员、学生等等。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在正统的史书上，但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能够特别真切的感受到一些时代精神。同时，从这些细节出发，人们对历史也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感受。
陈亦楠：海派纪录片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记得我10岁的时候，那时海派纪录片刚刚起步，我们全家坐在电视机前看完纪录片《沈漱舟的家》，这部片子对我的一生影响太大了。现在我还记得沈漱舟说的那句话：别人有的，我没有，我有的，别人没有。进入电视台我从事纪录片工作，这可能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我遇到了《沈漱舟的家》导演冯乔老师，我告诉他这部片子对我的影响，他说其实台里有好多年轻人都和他说过这部片子多么触动自己。我突然就意识到，一部好的纪录片影响的不止是一个人，它影响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代人，这就是海派纪录片的魅力所在。直到今天，海派纪录片关注的还是人类本身的命运。虽然说我做的《东京审判》看上去是一个历史类的题材纪录片，但讲到底，它还是关乎人性，在人类道路上的至暗时刻，人类是如何走出来，走向未来的。
周全：我觉得海派纪录片具有社会责任感，它跟上海、中国发展的脉络都是息息相关的。仅仅就社会大动迁的选题就已经拍过很多遍，这个现象在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是很罕见的，因为动迁是一个很敏感的选题，而且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这说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我们丝毫没有离开这个火热的时代，反而深入其中，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致敬。另一方面，作为影像记录者，我们愿意去呈现那些不同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所创造出来的这种包容性，也是海派形成的一个很大的特点，甚至包括在国际事业上。
邵英藜：我们接触下来的那些民事纠纷，其实就是一些很小的事件，但这些小事件反应的是我们整个超大型城市的管理问题。《巡逻现场实录》整个12期节目里有两期的主题，叫做《绣花针管理》，其实就是以小见大，来反映我们整个时代的法制化进程。
吴钧：《1/7》和海派纪录片关系很难界定。我们在非常严谨的新闻报道框架之内，做一些机构化、地域化和个人化的媒体表达。在这点上，我觉得上海始终能游刃有余地去寻找到这个平衡点。上海的媒体，一直能够把握住“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上海就是去了解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窗口。在这一点上，上海很多优秀的新闻人，制作了大量的非虚构类的作品，一直在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对职业的责任心。
2.罗薇：各位导演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纪录片创作，您觉得今天上海的纪录片对于这个城市、国家，乃至对于世界来说，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又能做些什么贡献？
谢申照：我能想到的是我们要踏实一点。我们做的《上海解放一年间》播出之后，我发现很多观众给到我的反馈很有意思。比如培训士兵的场景，我当时是找了一个小册子，叫“城市手册”，教那个士兵怎样进城，怎么坐车怎么买票。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我把它放到了这个片子里面。很多观众就会感叹说原来以前共产党人是这样学习的；也有很多人评价说这样的小册子现在应该放一点火车站、机场，告诉大家这个城市规则。还有就是我引用过陈毅在丹阳讲的一段话，他说上海有20人口，每天要消耗20万吨煤，要解决几百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说如果每天的大小便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那么几天就堆积如山。我其实就是单纯地引用了这段话，但是网友们看到之后会联想，评价说现在上海的垃圾分类，从最早的大城市治理到现在其实一直是个难题，所以也从一个侧面上对我们当下也有着现实意义。
周全：我之前注意到邵老师讲的现状，60%的纪录片观众都是年轻观众。所以坦率地说，我觉得它需要一个更开阔的国际视野，也可能是今后的纪录片从业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这其实是一种倒逼机制，因为你最主要的60%的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不像我们那样去了解一个本地化的上海，但他们一定是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可能在刚刚接触纪录片的时候，看到的就不光只是中国的纪录片，而是一个全球视野下的单元。国际上其实已经很少会单独把纪录片作为一个类型了，非虚构里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这种边界的模糊，实则就代表了一种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后在做这种问题内容的时候可能要想得更多一点，要更多地在受众的层面上理解。我去英国参加电影电视制作联盟的时候，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说像伦敦、纽约、香港、曼彻斯特这样的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个纪录片去讲述他们的城市运行背后的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中国好像没有，特别是上海，没有一部纪录片跟你说上海这个城市是怎么运行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国际化，它不是说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事情，而是说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种改变。
陈亦楠：其实我以前也经常被问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像我们做纪录片《东京审判》、《中国通》、《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时候，每次出去我们联络嘉宾，联系一些高端采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题材为什么是你们上海这样一个地方电视台在做？这种中国类的话题的应该是由国家企业，比如说是央视来完成的。后来我发现这跟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地位和经济发展有关系的。比如说《东京审判》，当时的中国代表就是从上海出发的，具有深厚的上海根基，包括我们后来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都是站在上海这个角度，来讲它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再来讲和中国、世界的关系，我们现在的外交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的积极作为。我们需要一个中国声音掷地有声地在国际上拿出来。包括我们现在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可是在战争的波及下，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在命运上的共情，大家都想远离战争，呼吁和平，就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关照现实，对未来有前瞻性。现在大家看网上对中日、对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提问特别多，其实东京审判在二战后，为国际秩序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石，它也为现代国际刑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关照现实，怎样携手走向未来，在国际传播的角度，上海以后将大有作为。
吴钧：作为一个来自上海的新闻人，同时也是一个党史政论历史片的创作者，我有机会去看中国的声音，世界的表达。我们的电视节目运行得其实非常宽广，我们的叙述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我想可能我就是一个例子，从当年熟悉各种矿难、公共事件，到做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宣传片，在全世界的政党组织政要面前塑形，这背后应该是一个系统。我们上海的同志，上海的媒体还是有能力去讲好中国，讲好上海的，背后是来自上海这么多年的基础，也为我们的思想文化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一个共同的平台。
邵英藜：这其实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中国的进步，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展示一下我们的医疗机构、国家执法机构它是怎么工作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中国形象。如果从一个小的点来说，我们这样一个纪录片，希望至少可以做到一些普法的知识。如果是把我们作为一个警务纪录片作为一个普法节目来说，我们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3.罗薇：想请各位导演，在你们纪录片创作的职业生涯中，最让你受挫的时刻是什么？最满足的时刻又是什么？以此来鼓励和鞭策一下台下这些未来的电视人。
吴钧：当500多盘磁带摆在我桌上的时候，我觉得可满足了。但是要剪片子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因为要熬夜加班。
邵英藜：我觉得首先是那些警察能够成为网红，第二个就是我们让大家认识到了一立体的警察形象。在这个方面我们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正面的作用。
周全：我们编导拍一季的话基本上会经历三十次到五十次的死亡时间，所以我其实不大会去思考说什么是最鼓舞人心的时刻，或者说什么是至暗时刻。我觉得应该讲最难的时候就是当他拍不下去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办法劝他，特别是做这种与生命有关的医药纪录片，可能需要他自己走出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最艰难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有最鼓舞的时刻的话，并不是那些死的惊心动魄的人，而是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们。
陈亦楠：我觉得纪录片人真的是孤独的，不被理解的。我在做《东京审判》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一个在当时看来的至暗时刻，我会觉得人类怎会这样，但是慢慢地，当我们把这种感觉平均到每一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态好很多。作为纪录片人，你要承担折磨，承担被误解、承担磨练。至于最鼓舞的时候，就是一个片子问世的时候，就好比10月怀胎，婴儿出生那一刻就很高兴。
谢申照：这个我特别同意，就比如说你对这个选题不完全陌生，但你突然发现历史上原来有一些东西是那个样子的，可能不适合讲述或者怎么样，你会触碰到一些你以前没有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时刻。但是还有一些时刻是给你鼓励的，就是当你做出来的东西获得肯定的时候。
周全：其实她们两个做的事情啊比我们压力更大。她们两个做的东西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的。她们一定是如履薄冰地去选去想，特别是当它跟我们惯常认识的历史事件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怎样去表达我的观点，同时又不会是一种泛泛的观点，这也使得他们压力非常非常得大。
同学问答
1.现在大量的历史类纪录片中，充斥着一些“搬演”，虽然对我们观众来说看得很过瘾，但是我总是觉得这和剧情片出入不大。我想问一下两位导演，对于历史类纪录片搬演的问题你们是怎么看的？
陈亦楠：现在做的很多历史题材，尤其是一些非常遥远的历史，可能连素材都缺乏，搬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景再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情景再现，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去展现、去弥补。情景再现往往会影响纪录片客观真实的本质。现在国际上很流行的docudrama,其中会有大量演绎的片段，而那些其实都是在为了他们的观点服务。
谢申照：我们叫“真实再现”，这是一种手法，可以让视觉更加丰富，增加了故事的完整性、可看性。我觉得，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表达的内核是真的，就是你对事实的尊重。形式上只要不违和，其实我是不排斥的。但要做“真实再现”的话，你要让观众知道这是演的，不能误导大家。
2.像《人间世》和《巡逻现场实录》这样热门的纪录片，是否有可能登上大荧幕？或者说是否有考虑过搬上大银幕？在国际传播中，你们是否觉得电影形式会比电视系列剧的形式更有利？
周全：我们已经在剪一个影视纪录电影了，这次所用的素材也全是真实的。我们把一些屏幕上没有看到的故事，重新建构。但是在电影的宣发、制作方面，我们也在尝试找一个真正专业的团队，重新剪辑这个片子。讲到这我想讲一个概念，我觉得国际化的合作绝对不仅仅是内容上的合作。电影是一个分工很细的工作，我们走向国际化有很多东西是缺乏最基础专业能力的训练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说我的内容要怎么国际化，而是应该很冷静的想一想，这个美好愿望的背后有哪些具体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去做。
邵英藜：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在新时代中各个媒体平台的融合问题。我觉得《人间世》这个题材是很适合在院线播放的，但就我们巡逻来说，我们应该不会去做。因为我觉得国际品牌也要适合节目内容。《人间世》整个的故事走向、人物的情感是适合放在大银幕上看的。而我们的主题是以短平快为主的，每个案例都很紧凑，就更适合我前面说的网络碎片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走市场道路。
周全：我觉得大家可以不需要这么多界限，包括前面讲的“真实再现”，其实什么样的类型都可以去尝试。这两天有人跟我说，像《巡逻现场实录》它可能不能履行长90分钟的电影，但是他觉得里面有很多线索，他愿意进行基于巡逻现场的故事改编的一个虚构类的作品。所以我是觉得各种题材类型都很多，我觉得都可以，尝试错了又怎么样，反正是媒体融合对吧？大家都在玩新的东西，错就错了，也不丢脸对吧？
吴钧：首先我是不会去做情景再现的，因为我不懂，所以我不做。另外，确实这20多年来，我做了很多历史纪实的节目，但是不过瘾啊，所以我从去年10月开始写电影剧本。从1995年到2018年，有的故事我想了23年，终于在电影厂的鼓励下，写了出来。我觉得好的故事，精彩的内容，真实的感受，不管什么媒体时代，都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走到很多的年轻人心里，去了解国家是怎么样的，中国共产党怎么发展过来的，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时代。
陈亦楠：进院线你说心动吗？肯定会心动，因为我们手里有更好的故事。今年马上要上映的电影《八佰》，讲述的是淞沪抗战的历史。但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故事的开头，却不知道故事的结局，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今年我们正在制作的纪录片里就有这一段历史，淞沪抗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们，后来有一部分被地狱航船运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做苦力。我们也有大银幕情怀，是因为我们希望能有这种把真实的故事通过大荧幕呈现出来的方式。
谢申照：我们在做纪录片声音的时候，眼界要放宽，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做一个小的节目，只是给普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的，因为纪录片以后可能在院线推出，放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也有人调侃我说，你声音做那么好，但手机上根本放不出来，但其实我们的目标还是要看得远，你不能够以为自己达不到，有一天可能就会达到。
寄语
罗薇：在座的这个同学们很可能就是未来的上海电视人，请几位导演为我们的同学留下一些寄语，表达一下你们的期望，希望未来与什么样的纪录片新人合作？
谢申照：每做一件事情，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限制，想到了就去做，要敢想，要有创新精神。
陈亦楠：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纪录片人才时代。但我相信90后、00后会是下一个十年的纪录片新生力量，我今天可以大胆预测，会主导下一个纪录片的十年。我希望和我们合作的同学，能够吃苦耐劳，同时也有创新精神。
周全：我对未来的年轻的从业者还是抱有蛮大的希望的，对于现在的小朋友们来说，影像记录就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的人们在对影像的理解一定是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很欢迎优秀的编导同学到我们纪录片中心来，我们愿意用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真正的锻炼大家，我很期待能跟大家成为同事，谢谢大家。
邵英藜：我对我们未来同事的期望是胸怀大志、脚踏实地。我希望如果同学们有机会来我们这里实习的话，能够多注重一点细节，从小事开始，踏实认真。这是我觉得纪录片人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吴钧：希望大家能够多保重身体。
现场视频：上海大学生电视节嘉宾演讲（上）
文字|杨涵、沈欣妍、翟子颀、刘丹、王子琪、高睿曈、刘明瑞
审核| 杜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