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晚，“保钓运动与文学”专场讨论会于逸夫楼431会议室举行，由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赵刚主持，淡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吕正惠，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亚马所研究员罗岗为讨论会作评议。
文学讨论会现场
首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文学所博士生一年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成员邵海伦就《失效的“自由”如何重燃左翼——从郭松棻<月印>说开去》展开论述。她借阐释郭松棻对自由主义所进行的思想批判，在论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启蒙”的基础上，试图从五六十年代文学史认定的“断裂”中找到保钓左派左翼思想复归的历史脉络，曾于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之间的真实关系。
邵海伦发言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吴明宗以《谈谈台湾的文学》与《论写作》为讨论中心，旨在探讨郭松棻的文学创作与其钓运思想之间的联系。他指出，《谈谈台湾的文学》实际上与郭松棻其他的钓运论述共享许多思想资源，而《论写作》则是他通过文学创作体现这些思想的具体成果。
吴明宗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罗岗老师率先对两位学者的文学见解进行评议，他提出，挑战既有论述不仅要有立场，而且要有对于文本的解读作支撑，吴明宗引入《谈谈台湾文学》，从中看郭松棻是如何看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倾向，《论写作》属于艺术家创作小说，有自我指射性，我们在阅读时不能将小说中作家的态度等同于作家态度，它们往往呈反讽关系而非对应关系。革命的文学如果不能面对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问题，会产生许多麻烦，而郭松棻的思考有某种困惑、幻灭、危机，在之后80年代的小说中实际上是将困惑和危机深化了，革命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罗岗评议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双一表示，冷战时期，妖魔化新中国的虚假新闻报道在港、台及美国之间循环回荡而不断放大，建构起“反共意识形态”而成“台独”思想根源。“祖国行”作品对于台湾、提示了清除“反共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对于大陆，则关系着正确评价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增强道路自信和发挥制度优势等重大问题。
朱双一发言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张立本谈到，陈映真曾在1960年代提出对岛内“现代”文艺的反省和批判，但尚不足以扰动文坛。1972年“现代诗论战”因其本身与后续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陈映真的思想与实践，故引起了陈映真的注意；自1975年出狱之后至2000年代，陈映真便不断提及相关的人、事的意义。他认为，陈映真总是在“建立民族文学”的架构中思索“保钓”的深意，从而是“现代诗论战”的意义。
张立本发言
随后，淡江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吕正惠评议道，只有新中国能够救旧中国，新旧中国之间存在一些辩证性，真正的爱国者很多都生长在战乱的抗争年代，历史是一个过程，保钓的年轻人士不了解历史的中国，只幻想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很完美。一个文化中国和一个现实中国一定不是相违背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吕正惠评议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胡子沛的主要观点围绕着曹禺剧作的演绎展开，在保钓运动这场爱过保土的政治运动中，曹禺剧作曾与鲁迅作品一道成为保钓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左翼青年宣扬反帝反殖思想和斗争精神的利器。其间，由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刘大任、郭松棻、李渝、傅运筹等人发起成立的“日出剧社”，率先对《日出》、《雷雨》进行了编演。通过考察“日出剧社”选择《日出》、《雷雨》作为上演剧目的内在动因，分析他们对曹禺原著的具体改编，追踪这两部剧在“钓运”期间的演出实况和其所带动的演剧热潮，以从中管窥海外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胡子沛发言
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杨君宁试图以郭松棻小说遗作中至今为止面世最为晚近的作品《惊婚》为切入视角，探讨文学俦侣的互助共生关系及其对彼此创作的影响，兼及文本内外“本事”与虚构的对照参差现象等问题。进而探讨郭松棻和李渝在钓运之后回归文学写作，两人何以并无可真正成为“保钓文学”的作品？这与二人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大有干系。
杨君宁发言
最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总结道，介入现实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产生了“究竟左翼运动与保钓运动何者为先，孰因孰果”的问题。他谈到，形式需要注意内容的表达才是有价值的，只提形式而没有讲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地论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