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的对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变、比较视野与中国经验”的一个环节，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以下内容，所有文字已经发言者审订，限于篇幅有删减。 任何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历史学做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那么学科的发展可能很难获得一个内在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组织这个论坛确实有这样一个意图，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促进新闻学内部的新闻史研究跟历史学在理论、方法、视野、问题意识和史料解读等多个方面有一些互动。我想除了这些研究范式的共识之外，新闻和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说新闻是追求真实的，那么历史也是追求真相的。我自己无论是以早年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专书《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还是今年刚刚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都是致力于沟通历史学中的知识分子研究、思想史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的报刊史研究，希望通过个体的学术实践促进两者的内在融合而非彼此鄙视。 虽然在这样一个所谓后真相的时代里面，对历史学有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对新闻学也属于后真相时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致力于学术，以学术为志业的话，那么无论是新闻史也好，历史学也好，通过我们不断的学术工作和努力，虽然不可能完全地还原历史现场与过程，但不断地努力还是可以有抵达的可能，如果你连求真的基本信念都丧失了的话，那确实我们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只是一个智力游戏而已，肯定会走向一个虚无化的结局，那就变成一个炫耀甚至炫技的知识竞赛而已，根本的学术意义就被抽离了。 第一点，关于“阅读”的含义。我这里不展开术语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已经非常多，比如“阅读”有广义狭义之类。最广义的像写《阅读史》的曼古埃尔，他曾说，人类一切认知感知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阅读。但“阅读”的意思如果泛化到这个程度（而且这个最广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比喻义），好像就没什么意思了。一般情况下，我们讲“阅读”的时候，会强调“书面”文化、“视觉”文化，比如说李仁渊在梳理中外阅读史的时候，就突出了这一点，也即阅读史的基本思路主要关系到“视觉”与“文字”。 我们现在讲媒介问题，主要涉及报刊。但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下册《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一书里面，讲知识传播的方式，第一类不是什么近代报刊，而是“谈话”，包括对话、辩论、演讲这些。这个是偏于听觉上面的，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偏于“耳学”，然后讲完“耳学”，才开始讲“眼学”，讲展示、讲书籍报刊这些东西。 当然，演讲辩论实际上是兼具视觉和听觉的，它本有一点“多媒体”的意味。而在中国近代的时候，现场演讲在听觉上很多时候不太靠谱，由于各种原因听不清楚，还要让人回头去“阅读”演讲稿（可能是演讲底稿，也可能是演讲现场记录稿），那么我们对于演讲稿性质的文本参照阅读史思路的分析，是不是要多考虑一些，比如在这种时候，将“阅读”仅仅限于视觉上的意义是否合适？阅读史喜欢讲“挪用”“改写”之类的问题。比如五四运动时杜威的演讲，他还需要翻译，那么从杜威到他的一些翻译者（包括现场的翻译者），然后从现场翻译到成稿、到变成书面稿，然后书面稿被阅读或者现场听众对于翻译的反应，这里就存在交错的多层次，而且是跨多种媒介的“挪用”“改写”。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就要再现一个多媒介的历史情景，而不宜以过窄的“阅读”定义，限制自己关于整个传播与接受行为的眼界和思路。 相应地，就算主盯“视觉”问题，在近代史中我们也不宜只盯着报刊，或者在传播史或阅读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报刊”相对于“书籍”的新颖性。比如在一开始的时候，无论编作者还是读者方面，对于“书籍”和“报刊”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他们的体验理解和今天也不一样（当然如果往深了讲，时人对“报”和“刊”的同异的理解，和我们今天也不一样）。举个例子，在晚清戊戌维新时期，中国读书人所办的刊物在很多时候就直接声明这个刊物是需要读者来分拆的，即按栏目拆掉，刊物甲本的一栏和乙本的同一栏内容订一块，这个装订的工作由读者来做，对此很多读者也都很配合，因为他们也默认这个报刊理所当然是要拿来拆的。也就是说，他们会把报刊理解为一个成“书”的预备阶段，报刊相对于书籍的独立价值，这个时候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出现。据此，我们不好将我们今天编作者和读者关于“书”和“报刊”的区隔意识，反过来施加于早先的历史情境。 而阅读史当然需要顾及媒介与思想的结合。那么这种结合，在具体操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简单讲几点。 首先，“报刊”读者的角色，它的“出现”和在思想传播中开始受到重视，本身有一个历史过程。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研究的杭州《经世报》作例子。这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和《时务报》时间差不多的一个报刊。这个报刊的最初主笔是章太炎、陈虬、宋恕。在维新时期之前，陈虬、宋恕已经出版了一些我们现在理解为早期经世思想家著作的书，受到张之洞等人的肯定，但他们在维新时期的办报经历，却遭遇了滑铁卢。“书”受欢迎，办“报”却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对于“报刊”读者与“书籍”读者存在的区别缺乏心理准备。那些早期承载经世思想的著作，一开始是他们自己，去找感觉比较靠谱的一些大官，或是学界比较著名的人，实现第一步的传播，大官和名学者看了觉得好，就会有一些推荐意见，让书在士林里比较顺遂、可也是比较有限的流传。但报刊的话，是会在一开始就面对规模更加不可控、开初的读者也包含更多陌生人的局面。当时《经世报》的读者对这个刊物反馈不佳，宋恕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我的文章不如章太炎‘高古’，但比康有为、梁启超之类水平强得多，因为读者里面浅人太多，所以都看不懂我的文章”。他觉得“曲高和寡”是理所当然，而觉得理所当然的代价，就是报刊办砸了。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媒介性质和思想问题的结合，就会左右到某些早期经世思想家的历史命运。 其次，不是说媒介形式、传播形式越来越新，读者的观念和思想偏好也就会越来越新。如吕西安·费弗尔（也作费夫贺）和马尔坦的那本《印刷书的诞生》里就讲到过印刷书也可以用来“推广旧信仰、强化传统的偏见”。还是那句老话，技术很多时候是一把双刃剑，新瓶不一定装新酒，也完全可以装旧酒。具体到阅读史，一是新媒介可以承载旧内容，二是即便是承载新内容的新媒介，读者也完全可以从中读出旧东西。而反过来讲，对于旧文本读者当然也可以从中读出新东西。这个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第三点，我讲下“地方”和“阅读”的问题。因为我做地方史，牵涉到阅读史，也可以理解为地方史和阅读史的一种结合。这里简单谈两点心得。 首先是地方怎么获取这些书报的问题。这个不能只考虑地方客观上、物质条件上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物质条件的“认知”问题，虽然这个地方有报刊的代派点，但是很多人还是更愿意通过亲朋好友，亲自把书报带到地方，这牵涉到他们对于当时交通邮政系统的信任与理解问题。另外一个是地方权力格局的问题。比如说余英时讲到，他老家安徽潜山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还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很多人就直接拿这个来说，潜山这个地方“闭塞”。但这个可能涉及地方权力结构，如果一个地方的头面人物，能够封锁或者垄断这个地方主要的知识信息渠道，那么“父兄”对于某些思潮的“不认可”，就会导致“子弟”的“不知道”。 我的研究主业并不是新闻史，而是近代中国大学史，只是偶尔出于兴趣涉猎一些新闻史研究，但谈不上专业，因此只是作为一个新闻史的外行谈一下对阅读史的一点粗浅看法。 我下面主要讲三点，主要是近期个人补课，突击拜读了一下我们新闻学界几位老师的阅读史研究的成果，在此提出一些我自己很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首先，我认为目前我们新闻学界的报刊阅读史有一个问题，容易把这个报刊阅读史想象成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想象的共同体”。我们做新闻史的学者比较重视报刊阅读史，有意识地把书籍和报刊的阅读史分开，历史学者一般不太会有这样一个主动意识。我想，这种对报刊阅读史和书籍阅读史的区分，大概认为报刊阅读的过程有一种互动性和及时性：编者或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通过报刊传递到读者那里，然后读者读了之后再反馈到编者那里，从而可能再影响编者的风格和态度。总之，在新闻史的一般描述下，似乎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阅读都有一种良性互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围绕报刊展开的“想象的共同体”。 然而，这些观点在我们做历史的看来似乎很值得商榷。其实很多近代中国的报刊，它的读者投书栏目或编读往来栏目，有时候并不是简单、单纯的读者投稿，往往是一种有计划或安排过的产物。很多的所谓读者来信，其实就我的一些了解，很可能是这个编者自己写的，或者他自己找人来写的。他通过读者来信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些编者不好表达、或不方便正面表达的一些观点。甚至有的时候就完全是双簧戏，比如我们知道《新青年》上钱玄同和王敬轩的争论就是一个双簧戏。然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看了，就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这个报刊有这么大的影响，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编读往来，我们很少看到对报刊的批评，即使刊登，一般也是作为一种靶子，由编者对他进行再批判。因此，即使是“想象的共同体”，也高度单面化。总之，近代中国的很多报刊实际上处于一种既没有什么人关注、又没有什么反对的状态，所谓及时的沟通，良好的编读反馈机制，很可能是我们这样一个基于某种理想化的新闻状态的一种想象，它未必是历史的真实。 其次，我们目前对报刊阅读传播机制的研究得过于简化。比如我们会比较喜欢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读书人，研究他们对新报刊的阅读，然后考察他们的阅读反应。只是传统的教材中更多是一种简单的描述，对于具体的读者是怎么反应，因为当时资料有限，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近些年来由于文人日记、文集的大量出版，让我们一些学者得以有机会更精确地到这些文集日记去找一些材料支撑自己的论点，考察这个报刊的影响。但目前看下来这类研究主要是简单罗列式的，就是先有一个问题意识，比如设定新报刊会产生哪些影响，再到当时的有代表性的读者那里去找材料——某人读了、某人读了、某人读了，结论是确实有影响。但这是一种简单罗列式的史料堆砌，学术增量比较有限，其描绘的传播机制其实过于简单，没有揭示背后那些很复杂的东西。研究者找了很多读过的人的材料加以证明，但还有那么多人没读过，那这个材料你怎么利用？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来研究，可能更多会关注，这些言论和知识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制作的目的是什么？怎么传播，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其中还包括传播的时效性、地域性，等等。我们可能会更关注这些更细致的问题，而不太会做“谁读了”、“怎么读”这种罗列式、拼盘式的研究。 第三，我觉得目前关于阅读史的研究，在运用材料和理论方面还不够让人满意。我们目前的研究似乎比较局限于晚清民初，晚清民初是一个思想变动的时代，可能材料也比较集中。但目前历史学界大概有一个晚清民国研究慢慢降温的一个趋势，比如新革命史和1949年之后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这个转变的背后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1949年后的阅读史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可以深入挖掘的热点。新闻学界目前做阅读史使用的资料，还是集中于少数比较熟悉的人，比如郭嵩焘、周作人、林则徐之类，材料也基本是我们熟知的材料，能够有意识使用档案的似乎不多见。目前关于西方背景的报刊阅读史研究也不多。最近《近代史研究》发表一篇李珊的文章：《〈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我觉得这是一篇很好的论文。中国近代有大量的西方在华报刊，其中的编读往来版块很多，我们的关注似乎不多。历史学界可能普遍外语没那么好，新闻学作为社会科学专业的一部分，一般应该有不错的外语功底，所以很期待有这方面的研究。总之，我们要多多关注这些以前被忽视的报刊，而不是传统老三样《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 也就是说，从媒介史或者媒介考古的层面谈阅读，阅读实质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媒介实践。以往的阅读史研究比较关注文本，以此了解集体心态、思想世界、知识结构。从媒介史去理解阅读史，则将视野转向了一些新的层面，如，关注这种媒介本身如何影响阅读。仅以版面大小而言，读书与读报不一样，读屏也不一样。其实书也大小，张秀民老师讲印刷史的书里面提及书有很多形态，如那些科举用书，也非常小的，有各种本、各种版，媒介形态和信息组织方式相差很大，涉及到每一种知识形态的组合和分化过程。这些都与阅读群体的确定、阅读方式和阅读场景等有着直接关系。 报纸也是一样。如1930年代的《申报》与上海《立报》，版面大小和编排相差很大，导致其读者定位、阅读场所和阅读方式都不一样。《申报》适合在家、在单位阅读，偏于“静”读；而《立报》因为是小型报，方便携带，价格便宜，是一个“移动媒体”，黄包车夫、坐公交的人都可以阅读。因此整个阅读所处时空和阅读主体完全变了。 总之，从媒介史层面理解阅读，将其作为一种具体的媒介实践，其主要的意义在于突出媒介自身对于阅读的意义。由此，不仅可以生发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同时可以借此反思我们这一读屏时代的心灵和精神状态。 刚才韩老师所讲的东西句句戳中我的心，我现在也是带着学生在做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那些外报，包括《北华捷报》，但是《北华捷报》因为已经电子数据化了，所以从文本上来讲，我可能更加偏重的是美报，比如《大陆报》、《大美晚报》这些报纸，所以他讲的我们需要做这个研究，我觉得是非常必要，因为那些报纸已经都发脆了，每次去翻的时候都非常心痛。我在读达恩顿的《屠猫记》的时候，就发现另一个让我吃惊的地方，就是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居然在法国和德国是不同的版本，似乎一共有22个版本，从法国的小红帽是被狼吃掉的，但是穿过了莱茵河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达恩顿在他的阅读史的研究当中，就是从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讲，去探索人的无意识的母题和他的心理机制，所以我突然间发现这个所谓的阅读的问题，不仅是事关一个个人的成长史，心灵史，而且是关乎一个民族的集体的心灵机制和无意识母题的宏大的东西，所以我突然间就开始对阅读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兴趣。 接下来针对徐老师和韩老师的引谈我有一些想法，我们除了有关怀之外，我一直觉得在中西方研究阅读史的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的研究存在方法如何落地的问题，所有的阅读史其实讲的都是比较宽泛的，那么问题如何落地？比如说在这个大量的阅读过程当中，阅读史指的到底是什么？读什么，给谁读，是借还是抄，有多少书，这些书的内容是什么？针对的是哪些群体，它的市场价值到底如何？所以这个阅读我觉得是需要去细化的，因此这个阅读应该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还要是制度层面的。 所以我们在做小人物的心灵史、阅读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这种互动性的关系，这是我表示我一直不敢做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包括刚才徐老师所提到的投书人，我在看《大陆报》的时候，里面很多都是无名氏，到底是这个编者主编自己写的东西，还是读者真正地去回复的，我觉得这个里面从史料的角度来讲，是存在很大的缺漏的。 卞冬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如果要在新闻传播学科里做阅读史，绝对不能满足于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注脚，虽然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思想资源。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当时就努力论证，报刊阅读史作为一个新主题的合法性。它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于是就去找理论资源，这方面新闻传播学的论述其实非常多，最显著的就是麦克卢汉，他说“书”和“报”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是在精神上是非常遥远的两种媒介。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但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跟历史研究的叙事连接起来比较“隔”；于是后来会找到社会学中更加经验性的表述，比如说塔尔德的《传播与社会影响》，他在最后两章中谈到了很多“书”和“报”的差异，给了我很多帮助。 但光有理论是不够的，我必须还要回到中国的历史场景里面去寻找证据。徐老师提到当时很多读书人把报纸装订起来当书读，这种现象是有的，这种认识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上来考察阅读。与之不同的是，我基本上在“断裂”的层面上来考察阅读，尤其是讨论合法性的时候存在着一定的偏执——主要强调“书”和“报”的差异，这方面的论述当然也很多，我找到很多支持，譬如最早在《申报》创办的时候，这份报纸就已经试图区分它和中国传统的书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因为新报讨论的是当下的事情，不是中国典籍中刊载的不变的知识。维新运动期间，这类观点更为流行，由于甲午战败，读书人开始思考中国知识的危机，认为社会中缺乏“通今”的知识，读书还是读报就成为讨论的焦点。比较保守的说法是，读报是读书的补充；比较激进一点的讲法就是，在当下这种要求识时务人才的情境下，我们需要的不是读旧书，而是读新报，一定要以读报为主。 过去十年来，我基本上是想立足新闻传播学的特殊性，探寻阅读和更大的社会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研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如何让新闻史或者阅读史的研究能够向外贡献知识，而不总是封闭在领域内部。新闻传播学有一个优势，在于它可以连接人文与社会。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同时加上历史学的滋养，形成自己独特的知识贡献。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追求，我们一方面就可以和历史学进行对话，也能在社会科学中贡献知识。在这两方面的吸收和吐纳中，会使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走出封闭，恢复活力。 我虽然是一个局外人，但当谈到阅读史时，我确实感受到各位老师都是在谈晚清民国，然后有老师也谈到为什么不谈毛泽东时代，谈1949年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提供一点初步的线索。 首先是，在毛泽东时代乃至改革初期的历史语境中，“读者”的概念与“人民群众”的概念有很大的重叠，“读者”因此获得重要的政治内涵，读者问题被高度重视。如果说阅读史的重心是关注下层民众的阅读，那么这与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重心也有很大的重叠，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和阅读史的研究视野都是向下的。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可行性条件。 其次，读者来信制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乃至到改革初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1950年，《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要求“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继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指示，要重视群众来信，这些都直接推动了报刊设立读者来信制度，像《人民日报》《文艺报》等都率先设立读者来信栏目，专门刊登读者来信，以后几乎所有的重要报刊都设有读者栏目，并有专人负责读者来信，久而久之成为了一个传统。 最后，在读什么的问题上，这一时期读报与读书似乎也具有不同的效果。从文学作品特别是改革初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读报这一阅读行为常常被描述为具有更强的政治性，是公开、集体的行为，而读书则常常被描述为具有更强的个人性，是私下的行为。读报与读书似乎被建构为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仪式，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 所以阅读不能只限在一个对文本的阅读的层面上，它怎么跟社会运动结合，可能是我们更要关心的。那么，不同的社会运动它的历史脉络，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阅读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有可能把阅读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历史的脉络或者是历史的重要的时刻去看阅读和历史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小的只是文本、报刊是怎么被阅读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有老师讨论的这个精英办报，就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里，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中国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农民能不能读报，所以我们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延安时期，还有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和报刊大众化运动的结合，以及中共办报的群众化，都是要求阅读、朗读、还有口语化，这些我觉得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阅读史是近些年来国内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个论坛的宗旨就在于史学界与新闻学界的互动与对话。所谓学问的会通必须要能找到不同学科之间的“重叠共识”，阅读史其实也是历史学跟新闻史会通的最大公约数之一。所以今天特意邀请两位史学界涉足阅读史的新锐学人，来跟新闻传播学的学者对话，希望能够产生碰撞火花，形成交光互影的效果。
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这里我想模仿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里，强调历史学者作为“匠人”的角色，“匠人”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比较关注具体操作和技术层面，那么我也想分享一些这些方面的“技术活”性质的经验，争取能够抛砖引玉。
韩戍（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最近五六年，我主要聚焦媒介史研究，特别是最近几年关注媒介考古。在媒介史、媒介考古学这一块，对于阅读也是非常关注的。如，像麦克卢汉，他在《谷登堡星汉灿烂》这本书梳理了西方世界因手抄本和印本的出现导致阅读从朗读到默读的转化。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一书中，讲到路德的新教改革，起因在于印刷机的出现导致阅读方式的变化，原来是僧侣对大多人的讲读，后来因有了复制技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圣经，单独阅读，异教由此萌发。德国媒介学者基特勒教授在《话语网络》这本书里，借鉴了福柯的很多思想，研究18世纪建构的话语网络转型之中，当时书写媒介，如儿童教科书，怎么建构了当时的话语网络。最近我们翻译的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里面也谈到同样的问题。当然，如果将阅读的含义更加扩展开来，如将观镜也当做阅读，可以看到，在乔治·克拉里的《观察者的技术》一书中，从透视镜到立体镜，有着不同的阅读目光和姿势，也意味着不同的主体的形成。
沈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还有我们在研究当中有那种主题先行的痕迹，像达恩顿、包筠雅研究中国问题，其实都存在一个用西方的知识共同体的概念来诠释中国的阅读的过程。在西方，来自于13世纪的宗教设置的图书馆，它有很多的启蒙的行动在里面，那么这个知识共同体实际上是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的，也就是某个群体它是有一个知识的共识，并且通过知识的共识，用一种思想的方式产生彼此的连接，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来自一个比较伊拉诺斯的、比较理想化的知识共同体的概念。
石岸书（华东师范大学新闻系讲师 ）：
文学领域很推崇的一个理论家叫杰姆逊，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永远历史化。”我觉得所有的历史叙述所承载的就是这种历史化的意识，而这种历史化的意识我想完全不是只局限于历史学科的，恰恰相反，它普遍地弥漫于所有学科。“永远历史化”的关键就是把所有的要素（文本、事件、思想和实践等）都还原到作为主体的集体的运动过程中来考察，还原到作为总体性的关系之中来考察。而这完全是不局限于历史学的，完全没有必要说新闻史依附于历史学，我们是依附于一种历史化的意识，而不是依附于作为学科的历史。从此出发，历史化还意味着不断将被过去的历史叙述所排斥的、忽略的因素，一次次地重新叙述到历史之中来。因此，新闻史和阅读史也都是在这种“永远历史化”的探索中生成的新的研究方向。
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还是要回到谁的阅读何种阅读，这个阅读的目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宗教运动，那宗教运动的宗教小册子的兴起和印刷术的推广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讨论的这个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就是文言文的阅读和白话文的阅读这个关系是在五四里面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到五四的时候，报刊大量使用的都是白话文，那么白话文的兴起，它和阅读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了很核心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和宣传本来就是宗教的概念，那重大的历史结论下，法国大革命也是宣传一个新的革命理念，它需要有大量民众的阅读，所以是讨论民众的，就是说作为民众的阅读还是作为精英层面的阅读，二者的这个关系问题。我们不久前刚开了一个口语传播会议，我就突然发现这个音的问题，言文音的问题，包括普通话的推广，就是言文音合一的一个运动。
张彦武（《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任编辑）：
刚才吕教授的评议和回应里也有一些我有同感的地方，如果说传统的阅读史研究还是侧重大众层面，那即使是相对精英的阶层或群体的阅读，只要对其研究做得足够细致和深入，不轻易受域外时髦学术理论的影响，不管从什么学科视角介入，还是会有所发现并能出成果的，似乎不必担心新闻史被历史学“碾压”或者怎么样。听了老友唐小兵教授在主持刚才这个环节时对各位与谈的优秀中青年学者的代表作和研究亮点如数家珍地一一介绍，我马上联想到，即使是“学院派”朋友们写论文在做基础性的文献综述时，论文作者前期广泛地涉猎跟案头阅读，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微观甚至中观层面的“阅读接受史”。刚才与谈并点评的上海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韩戍兄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去年第9期上的论文《蒋介石与〈申报〉、史量才关系再研究——基于台北“国史馆”藏档案的考察》受到了不少师友关注，给新闻史学者和我们媒体从业者带来了历史学的视角，据说该刊的技术编辑都开玩笑说“真看懂了”。韩戍兄刚才点评时肯定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李珊博士在2018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上刊发的论文《〈北华捷报〉上的中国投书人——国民革命时期民族主义的对外表达》，去年4月13日在北大文研院研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时，恰好也听过李珊小姐的研讨发言，她从“近代中国人面向西方的英文书写”角度切入的论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类似的，这次引言或与谈的不乏学界中坚或新秀，他们默默地在不同的学科角落都做得很好，我倒觉得对谈主题中这个“交光互影”其实还没有真正实现，还没有真正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