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至29 日，第六届中国新闻史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八十多位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围绕“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变、比较视野与中国经验”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坛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陈虹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文钰首先代表文科院向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且对本次论坛在热烈讨论中取得丰硕成果给予热切的期待。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在致辞中谈到，目前全球新闻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新闻学与新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研究员指出，当今新闻传播史研究缺少主轴和共识，并提出三大开拓创新的路径。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审视新闻史研究；其次，积极引入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通过多元观点的碰撞和融合来开拓新闻史研究的发展空间；最后，要重视新闻史研究史料的整理，学科体系的完善，以及学术体系的建设。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教授于在线致辞中强调，“我们应重视新闻史研究的守正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陈虹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文钰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昶教授做了题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的主题学术报告。 刘昶教授在概述后现代主义主要理论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指出，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从中心转向边缘，从少数转向多数”、“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历史和日常生活”两个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提升了历史研究的敏感性和丰富度，迫使我们研究历史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理解历史变迁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昶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佳贵、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韩戍、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唐海江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卞冬磊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石岸书，共同围绕《阅读史——新闻与历史的交光互影》展开了主题学术对谈。
在为期两天的学术活动中，青年学者们围绕十二个专题，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方式宣讲研讨，话题新鲜，观点新锐，讨论热烈，充分体现了新闻史青年研究者的活力和创新力。
在闭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方奇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季为民研究员做总结陈词，并将会议吉祥物移交给了下一届论坛承办单位代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龙伟教授。
分论坛一：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与政策专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季为民研究员主持了中共新闻思想与政策分论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武志勇教授、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沈荟教授作为点评人，和学者们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互动交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指出，现代/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以空间占领、权力填充和确立主权（法权）为重要方式，“流动的空间”则是一种反抗这种殖民现代性的方式。他进一步指出，流动的根据地所开创的是一种空间的游击战和流动中的社会建设，用流动的空间来回应城市、铁路等现代性/殖民性的挑战。同时，流动的媒介又塑造了流动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流动的根据地和流动的媒介是理解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特殊维度。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朋发现，在大革命时期，《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等报刊，通过转载国民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了大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学生等群众团体运动。中国共产党藉国民通讯社建立了革命政策与媒体“可见性”的相对稳固的新闻发布和沟通机制，反映了当时都市民营大报占据的新闻舆论空间中，中共政治声音以曲折方式的“在场”状态，工人群体的政治实力亦首次在上海新闻舆论舞台上有组织性的充分展示。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志辉通过研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现了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红色报刊不仅是经济动员的报道者和见证者，也是经济动员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具体实践中，《红色中华》逐渐形成“号召 —— 响应 + 革命竞赛”的独特作用机制，为动员的起动、扩大和深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虞鑫 、人文学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李闫涛二人发现，齐泽克对列宁的再认识给予长期停滞的列宁新闻学研究以崭新的理论空间与发展前景，为探索列宁新闻学“何以可为”的主体思想动力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林哲元、传播学院本科生杨典通过梳理列宁著作中“党性”一词的使用，探究党性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斗争中内涵的流变。最后研究发现了列宁“党性”概念的运用具有相对明确的阶段性，而且其内涵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发生变化。在小组习气盛行阶段，党性与小组习气相对立；革命低潮时期党性则运用于纠正俄国马赫主义者的唯心主义错误，以及与取消派等小资产阶级“无党性”倾向作斗争。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卞冬磊探讨了1920年创刊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的版面设置及其蕴藏的群体逻辑。他指出，《劳动界》的创办者通过设置“演说”、“界”和“来信”三种栏目，对新兴崛起的工人群体展开动员。其中，“演说”诉诸听觉，将工人从读者变成集体式的听众。“界”则报道上海、全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使之获得“可见性”，工人们借此知晓自己处于更大的群体之中。“来信”将刊物变成一个“开放空间”，工人的现身说法和叙事主体性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尽管这些栏目并非《劳动界》首创，但在《劳动界》创造性地应用下，首次将中国城市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工人群体看作社会力量，这种政治诉求使刊物的版面呈现一种特定的样式，表达了清晰的群体逻辑，成为中国近代诸多报刊应因启蒙和革命需要而对特定群体展开动员的代表。
分论坛二：健康传播史
伴随着疫情时代的到来，健康传播也成为了当下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健康传播史这一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张满丽研究员作为主持人兼总评人，同点评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祥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姚霏副教授一起与学者们展开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张蒙指出，学界一般认为近代的中文解剖学书籍如其他西学书籍一样经历了从翻译引进到国人自行撰述的过程。然而，汤尔和的学术经历却是一个反例。他先是撰写出版了近代第一本中文的《组织学》专著，此后才从事翻译工作，有十多部译著问世，是民国时期非常高产的译者。这背后的原因，除了社会经济因素之外，还与经由德国和日本传入中国的解剖学在1920年代之后日益哲学化和神秘化有关。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刘杰发现，一方面凭借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设施，国家内部与国际之间的交通网络成为病毒传播的网络，身体的旅行构成了病毒传播的核心机制，身体成为生产性的、工具性的传播中介；另一方面，现代性政治下的民族国家话语亦将身体纳入生命政治范畴，在“疗治型国家”的构型下，形成身体隔离、身体溯源与身体疗愈三重治理技艺。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林丹菁通过对《申报》关于清末三次严重的鼠疫报道分析发现，报刊在港粤鼠疫中侧重宣传防疫手段，在上海鼠疫中着重协调矛盾，在东北鼠疫中注意维护主权。在这一过程中，《申报》通过中西对比、遮蔽中医议题、将西医与主权种族勾连等方式逐渐建构西医在抗疫活动中的先进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常峥以媒介的视角考察“病人的选择”，通过分析1895-1927年间报刊媒介如何引导民众认知和选择医疗主体、技术和空间，试图揭示近代中国就医模式转向的媒介驱动。研究发现，媒介通过形象建构促使新兴的洋医和女医获得认可，借助先赋魅再祛魅的手段让西医技术不再是“奇技淫巧”，对手术场景的媒介复现将医院从封闭和神秘中解放出来，使得普通民众的就医选择趋向多样和开放。他强调，模式转向的背后是社会观念在起主导作用，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引入、接受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充满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讲师徐婧、硕士生王楠以《“中西医之争”中“中医”话语的媒介建构——以1929年“废止中医案”为例》为题，选择发生在1929年的 “废止中医案”事件为个案，透过历史中的媒介对 “中医”话语的呈现、建构，解析话语背后的社会观念与政治权力结构。研究发现，对于“废止中医”事件，媒介所承载呈现的舆论话语场呈现出“多声部复调”的结构形态，其提议内容激发了不同报刊文本、多方传播主体以不同话语策略进行讨论与回应的声音，同时这些话语也折射出其话语体制背后所存在的空间观念差异与政治权力间的博弈。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张睿在量化《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健康传播报道的基础上，对延安时期健康传播的传播议题、传播对象及劝服方式进行了分析。张睿指出，延安时期的健康传播实践，其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民本”思想和群众史观及群众历史主体性的凸显，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一以贯之，纵贯历史实践。
中国国家博物馆职员王晨燕以《从菲律宾到全球：美国殖民时期热带医学知识的“逆向”传播》为题进行了分享。她指出，20世纪早期，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是热带医学知识的重要生产场所，借助个人书信交流、国际医学会议、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调动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经验共享等途径，具有鲜明菲律宾印记的这些知识流动到全球，对相关研究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她最后得出结论，在全球知识、权力网络当中，“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并非一成不变。通过由被殖民者、殖民者共同运作的传播体系，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长期存在双向甚至多向交流，共同塑造了热带医学领域的面貌。
分论坛三：媒体与知识社会学
在媒体与知识社会学这一分论坛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白红义为主持人兼总评人 ，同评议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刘影副教授，一起为线下和线上进行研究分享的学者们提供了极富启发价值的意见。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鲁文禅指出，新闻“概念”的成形与突变与媒介技术的变革息息相关：“撒播”媒介的技术“座架”将“新闻”从人类的一种“朴素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最终形塑为界限分明的“定义”；“互联”媒介的诞生与普及打破了“新闻”概念成形的内在“共识”，解构了由“撒播”媒介确立的“新闻”概念的现代性神话，而其“再中心化”和“寡头化”的内在演化趋势使“新闻”概念面临重构。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操瑞青指出，因晚清中下层文人较多参与外商报刊，遂使记事活动异军突起。他们以“稗官野史”审视报章记事，创造性转化了西方理念。此间，注重实录的史学“直笔”传统构成报刊媒体新闻记事的一种制度性准则，长期延续。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林若野发现，当前中国新闻学界普遍将1978年视为中国传播学的起点，但这一认知在无形中将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学研究置于视野之外。林老师通过对1950年代至1990年代台湾传播学研究的大致梳理，认为1966年台湾学者徐佳士出版《大众传播理论》应被视为中国传播学建制化的起点，且台湾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引介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以科学话语取代政治话语的面貌，并对华语传播学的交流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想通过分析二战期间非美裔的犹太马克思主义者逃亡至美国，与美国学术界、政界的互动故事，理解知识分子在大政治时代下，参与“形而上学的建构”的进取心，同政治以及学术自治倾向之间的张力。吴畅畅研究发现，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外籍、外族和红色信仰，都没有成为他们在美国发展的障碍。一方面，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对他们群体造成了很强的背叛和疏离感。另一方面，他们在战后，在敏感的麦卡锡时代，他们却都公开表示拒绝成为反共主义者，相继进入学界，无形中助推了美国传播学早期的理论发展。这种不选择（政治上的）“革命家、超现实主义者”身份，体现的并非是他们的学术投机，而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弹性。
分论坛四：文化传播史专题
关于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梳理，能够为我们分析各类传播媒介、传播形式及传播主体的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意义。在这场分论坛中，各位宣讲的学者与主持人兼总评人、《新闻大学》编辑部主任姜华，以及评议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吴畅畅副教授，共同对于民国电视、说唱文学、摄影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深刻探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薛毅帆和其导师曹培鑫教授发现，在1930-1940年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译介与观察两种手段，为中国引入了不同层次的电视知识。而这一电视知识体系，超越了简单的现象描述和概况介绍，无论在当时的学术视野中还是在当下的学术标准下，都堪称已具备系统、科学、前瞻的理论性色彩，并且这些理论成果在整体的内容取向、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方面，都彰显了着彼时中国的历史烙印。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在上海领导左联、赴中央苏区主持《红色中华》报三个历史时期切入，发现了在他学习、模仿、宣传和改造说唱文学的过程中，其文艺大众化理论也从初具雏形到日臻完善。瞿秋白通过对民间曲艺和方言土语的运用和调适，结合革命宣传的特点，创造出一种基于旧体裁、又改造旧体裁的渐进式的“乱来腔”。他试图用这种注重口头表达的“杂糅式”文腔，突破既有的文体约束和士绅文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瞿秋白的说唱文学创作是其文艺大众化理论具体实践的一部分，通过改造和提炼口头语，为五四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学语言注入新鲜血液，从而锻造、淬炼出一种“真正”鲜活的、属于大众的现代文体。
南京财经大学新闻系讲师夏羿探讨了摄影期刊与近代中国摄影知识生产的关系，他认为期刊构造起包括技术、实践、历史、审美、批评等多方面知识，进而经由人员与出版物进入教育领域，奠定了本土“摄影学”的知识框架，催生了中国摄影教育的萌芽。期刊是本土知识得以孕育的重要媒介，都市经济的兴起是近代摄影学及其教育得以萌发的关键原因。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甜认为，“精英性”是我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外显”属性，但在观念层面却处于“内隐”状态。“形象化的政论”“文人电视”两者共同形塑了“精英文化”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本质是人文理想的影像化呈现，文人情怀所带来的文人审视视角，使得中国纪录片难以走向大众。赵甜强调，撕去“精英文化”的价值标签，从“精英文化”走向“精品创作”，实现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的观念转向，才能助力其产业的良性发展。
分论坛五：报刊与政治专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报刊和政治存在着极为密切和复杂的联系。《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刘瑞生作为主持人兼总评人，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韩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佳贵，和学者们就此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许高勇从民初政党政争与报刊传播的角度，考察民初读者阅报的心路历程，研究读者的读报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研究发现，民初肇基，政党性报刊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直接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偏好。读者对报刊的选择性阅读，表明政党报刊具有明显的舆论导向。
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讲师郭静从“科学救国”的视角切入，首先对近代中国出现的“科学救国”理念及其变迁路径进行了阐释，然后对《科学》杂志与“科学救国”理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剖析，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学术刊物的《科学》杂志对于“科学救国”政治理想的表述与传播过程，并由此管窥出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以及当时中国学人的学术与政治关怀。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赵佳鹏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大公报》承继清末民初以来知识分子对国民改造议题的关注，以国民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为中心实践其现代的国民生活观建构。在对“现代国民”的渴望中，《大公报》对现代性规范和条件的敏感性有所觉察，在现代化价值坐标“工具理性-个人权利-民族主义”的三个维度上既不激进诉求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也未退缩至文化相对主义的堡垒，塑造了一种具有“复杂现代性”面孔的现代国民。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小龙指出，范长江采写的西南通讯是《大公报》当时西南系列通讯采写中的重要一环，并且以其平民视角和平民报道立场，以及它对四川现实状况的有力揭露和批判，在《大公报》当时的西南系列通讯中显示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奠定了《中国的西北角》系列通讯的采写基调。
分论坛六：党报、革命与文化专题
在这一分论坛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为主持人兼总评人，《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任编辑张彦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向芬研究员为评议人。他们不仅充分肯定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提出了睿智的批评和极富建设性和启迪性的修改意见。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部博士研究生张海超考察了，上海、广州、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创办的《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三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发行对象的劳动刊物。他认为，“追本溯源，深刻理解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工人报刊的传播实践策略，继承并发扬中国无产阶级工人报刊的优良传统，对当今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罗敏发现，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作为在国统区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报刊，在猛烈的炮火和密集的反共意识形态宣传中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另一种传统”：一是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列宁党报理论的影响，该报在抗战中发挥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大众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重要功能；二是在新闻实践中不断调和“党性”、“人民性”这组关系，在新闻话语中彰显了从“为人民喉舌”到“提高战斗性”再到“党性人民性统一论”这一观念变化；三是通过将“人民的报纸”属性与新闻专业诉求相统一的方式避免了被西方新闻理论的同化，实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新闻观念的升华。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唐荣堂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对外宣传人才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海外党、团组织的发展及其内部训练为中共早期对外宣传活动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撑。巴黎、莫斯科、东京、东南亚等地的党、团员利用身处海外的便利条件，通过创办媒体、组织集会、公开演讲、谈心谈话等方式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使得中共的政党形象以及革命主张能够在勤工俭学生、华人华侨甚至外籍人士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宣传人才，他们同样构成了中共早期对外宣传工作的人才队伍。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晗指出，自中国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湖南及其孕育出的湖湘文化，经由1949年创办的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在国家政治文化要义和湖南地方文化内涵高度融合方面的想象性建构，被赋予新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诉求，并通过在宣传观念、传播路径、象征符号以及版面、修辞等方面的在地化呈现，建构了公民的国家观念，又通过颇具湖南地方特色的文艺专栏、与受众的高度互动、重文化教育的内容偏向等措施，将忧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的文化气质进行本土化的媒介呈现，重塑湖南民众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想象。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解庆锋指出，在促进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主要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借助媒体呈现问题、促进问题解决的功能性角色，保护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借助媒体扩音器的作用，唤醒了受众告别旧社会被压迫的意识，在新社会积极实现、获得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新中国建国初期党和政府积极倡导保护人权，并在实践中积极保护人权。中国人权新闻理论的建构可以从新中国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人权新闻报道实践中汲取知识养分。
分论坛七：晚清舆论与传播专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维江教授担任本场分论坛的主持人兼总评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果中以及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志辉为评议人，他们对青年学者们新颖的研究话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高度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青年学者们如何进一步修改提供了中肯而深刻的意见。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龙伟教授借助严修旅行日记及清代山西票号间的商业通信，观察在电报等现代信息传送技术产生前，清代民间通信跨区域传递的基本状况，并尝试对晚清民间信息流动的速度进行了细致考察。书信交流虽是清代士人的日常活动，但远距离的通信仍较为不便，传递的时间也极为漫长和极不可控。但是山西票号苏州与京城的商业通信，特别是加急的邮件服务已展示出相当高的效率。龙伟教授指出，“民信局的通信效率并不弱于此后的近代邮政，只是限于通信工具的制约，民信局的通信效率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丽红和博士研究生刘斌通过研究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有关光绪帝“废立”的流言传播为线索，一方面还原守旧派与维新派围绕“废立”流言之舆论角力，透视流言如何成为舆论斗争的工具，影响清末的时局与社会；另一方面揭示清政府在流言冲击之下危机传播应对之变，从而理解其藉立法手段掌控舆论的深层政治机理与社会背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白华康以1891年“长江教案”为中心，探讨教案发生前后，教会如何利用报纸这种新式传播媒介进行报道和辟谣。他发现，教会报纸在新闻中通过使用官方权威信源，借用儒教伦理和天主教教义，展开科学论证，塑造教会正面形象以及转嫁“民教冲突”矛盾等新闻处理方式，希望能够熄止谣言，保护传教事业。白华康指出，“新式报纸确实为教会在辟谣方面提供了帮助，但彼时报纸传播的诸多局限，又限制了辟谣的效果。”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董书华从传播技术的角度出发研究清末著名的东陵照相案，进而探讨清末摄影、报刊等新的传播技术和中国政治现代化之生成的关系。慈禧奉安大典由于报刊、摄影等新媒介的加入，增加了政治的公开性和可见度，消解了政治人物葬礼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并启蒙了民众平等民主的意识。面向现实主义的新媒介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膜拜的观看方式”，使中国政治的观看方式发生了现代性转化。东陵照相案的发生折射出中国传统风水、鬼魂等观念因具广阔影响，使得文化、政治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注定缓慢而曲折。
深圳报业集团智库研究员张琦发现，晚清社会思想中的“省界”性，需要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包含革命立场的“省” 意识。以《湖北学生界》更名事件来讲，在刊物更名之前，编辑群体整体上并未有明显的“省界”观念。刊物更名意味着“省界”观念在编辑群体的被确认和接纳。更名后的 《汉声》标志着“省界”性在刊物的明确。“省界”所呈现出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晚清社会的悖论之一。
分论坛八：晚清新闻与社会专题
晚清时期，西学、西潮、报人、报纸、改革、革命，交织流动，异常纷繁。作为本场分论坛的主持人兼总评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建云与评议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操瑞青副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张蒙，一起和学者们探讨交流了晚清新闻与社会的交光互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璇，通过考察了广州纪录报》对律劳卑死因的认定程序和逻辑结构发现，该报借由律劳卑之死制造了一个裹挟着政治博弈、商业诉求和思想侵蚀的凶杀谜题，生产了一套有关中国的知识，传播至西方世界。“客观现实与新闻知识之间的脱节令西方人基于偏差和误读建构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并作为一种“常识”进入西方的思想文化体系，将中国拉入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分野。”王璇最后指出。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洋和程丽红教授发现，韦廉臣仅主理同文书会两年有余，虽未能有足够的时间来亲自实践他所构想的庞大政治传播计划，但他为同文书会确定的以书刊为媒介，以中国士人学子为对象，以传播基督教和世俗的“常识”为手段的指导思想。同文书会也成为李提摩太、莫安仁（E.Morgan）、高葆真（W.A.Cornaby）、季理斐（D.McGillivray）等后来人开展对华意识形态渗透的绝佳平台。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黄飞指出，《申报》报人游走于中西文化、体制内外的身份属性具有一定张力，影响其新闻实践。中法战争爆发后，《申报》于传统体制外构建了新信息采集网络，同时，在报道时秉持华人立场，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出华人声音，反映《申报》报人的实践方式与立场认同。伴随中法战争的进程，对核心议题——“战”与“和”的参与，让《申报》报人在实践中面临处理与体制内言路——清流关系，以及应对民间舆论场内对其立场质疑的考验。黄飞老师强调，最终《申报》报人面临的舆论困局，因清廷内部对清流的弹劾以及国内舆论的合流，逐步消散。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刘泽达指出，晚清时期报刊的商品性特征与部分报人牟取私利的贪欲结合，产生的负面效应尤为突出，如新闻失实毁人名誉、刊载淫秽内容、威胁暴露隐私索诈财物等情形，严重侵害了国人的个人权益。1900 年前后频繁发生的系列报人索诈案件，报人犯案主观性强，情形恶劣，其审案经过真实记录了索诈的手法和详细过程，其审判结果标志着报业的逐步完善，其社会影响则反映了国人对报人借报牟取私利的排斥和对报刊“公器”身份的逐步认知。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余玉聚焦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新闻职业共同体自近代新闻业开启以来在中国的嬗变历程，探寻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溯源与孕育（18151905）、萌芽与建构（1905—1928）、分化与重构（1928—1949）的独特演变轨迹和发展逻辑，并考察各个历史阶段新闻职业的信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的现实表征，从而揭示出了中国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演进的源流关系。
分论坛九：战争与舆论专题
战争与宣传、战争与舆论历来是新闻史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和重点。主持人兼总评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唐海江教授，和评议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咏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海波，与宣讲学者们再次就此热点进行了热烈讨论。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俞凡、博士研究生杨帆研究发现，我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动员大体遵循这样的模式：政策的落实与贯彻经由省部级党组织——区县党组织——乡村党组织形成一个具有高度执行力和主观能动性链条。在动员手段中，最主要的是“会议”与“报刊”，辅之以标语口号等方式。在动员主体上，知识分子形成的基层干部与组织团体是主力军。在持续的动员过程中，动员效果也显而易见，民众和政府间形成了良性互动，革命的理念与意识形态逐步被民众所知晓、接受甚至贯彻到个人行为中去，民众也确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建构的认同，完成了从以宗族为信仰的“自然人”到以现代政权为依靠的“组织人”的身份重构。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胡凤指出，抗战语境下三大舆论场之间的舆论交锋的焦点是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舆论交锋显然是反映交锋双方或者多方的利益分歧，但同时也反映交锋参与者对历史事件的关注，交锋本身是交锋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侧面的理解和诉求，也是某一历史情境下的共识。应当说，以抗日根据地为核心的舆论场域的建构，是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助力，也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抗战群体形成的重要手段。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程磊发现，报刊论战导引了社会的观看和表达，为时人提供了感知政治环境、站位舆论风潮的标准视野；舆论合法性强化了联合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并影响了战后中共政治话语建构的路径。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高龙彬梳理了《鲁迅晚报》是如何开展舆论宣传工作的。高老师研究发现，从创刊到停刊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鲁迅晚报》积极进行关于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和反对“反苏反共”等方面的宣传，刊发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揭露了国民党阴谋的本质。 高老师强调，“《鲁迅晚报》虽然生命太短，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与鲁迅精神旗帜的结合，利用鲁迅精神发动人民，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分论坛十：报人与社会文化专题
报人身上所蕴含和流露出的价值理念、行为操守不仅是一个时代文化传承与社会嬗变的投影，而且也会进一步影响一个时代报纸的风骨和风采。在这一分论坛中，主持人兼总评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王敏教授，同评议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胡凤、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洪九来副教授，就研究者们的得失利弊、优劣良窳进行了细密解析和深入辨析。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讲师陶丽探讨了蒙元时期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对于结束中原地区南北割据、复兴东西方丝绸之路、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的历史作用，以及基于交通网络形成的人、财、物的大流通对于构建区域共同体的现实意义。通过丝绸之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蒙元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同时也极大地促进沿线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繁荣和文化交流传播，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的双层互动。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贾登红以“女司机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中国新闻史、传播技术以及女性本身的三重意义。他指出，女性的职业诉求得与技术结合，其声音亦得以通过电话而跨入到公共领域，被广泛的“听见”，并在社会各种力量地参与下，实现了自我身体，尤其是女性声音公共性的编码与塑造，填充了近代中国社会对电话通讯技术的记忆与认知。同时，女司机生从“私声”跨入到“公声”的过程，是女性走向解放的历程。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马烨发现，从《独立评论》的争论中可窥见知识人在文化价值危机中的焦虑，一方面是在传承与接受新知之间的游移与艰难抉择，另一方面，也是知识人为了维持社会精英地位、进入权力中心，启蒙大众并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上，对自身的艰难的“重新定位”。争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找寻出路，化解文化秩序危机，也有知识分子如何利用文化资源，重塑社会地位的愿望。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路鹏程发现，继承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借鉴西方现代职业道德，民国新闻业形成一种个人品性新闻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对记者品性提出极为高远严格的要求，甚至将记者个人品性优劣当作评判其新闻道德与职业活动高下的标尺，充满了泛道德主义以及儒家传统道德精神的色彩。新闻理念上的道德绝对主义与新闻实践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使记者在面对道德困境时虽然有清晰的衡量标准，但没有切实的实现手段，在权衡与抉择的过程中或充满矛盾，引发焦虑，带来痛苦。
分论坛十一：政治宣传与运作专题
在历史中，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不同媒介、不同报人如何进行政治宣传？有何不同的策略，具体如何运作，最后产生怎样不同的效果？本分论坛的学者们就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主持人兼总评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龙伟教授和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俞凡教授、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余玉副教授，一同对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并为青年研究者们提出了极富启发性的修改意见。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德学研究发现，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前的十余年，大连放送局基本忽视中国人听众群体，仅在日语节目中夹杂少量汉语节目。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该局则创办专门汉语广播，用于奴化教育和战争动员，对“关东州”中国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极大创伤，对其民族国家观念也产生深刻影响。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虞文俊分析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宣传机构，以及其对华战争舆论宣传与操控的手段。研究发现，关东军司令部宣传机构对内是名副其实的全“满”宣传总司令部，以宣传启发与新闻统制为主要任务，即举行新闻发布、制定宣传文件、操控弘报机构，为此投入大量的经费预算；对外，关东军司令部宣传机构向关内地区渗透，收买与创办新闻机构，输出宣传经验与工作人员，并与关内的华北、华中日军宣传机构相互勾结，共同承担对中国的宣传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保平和刘洋对上海《平报》运作方式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上海《平报》通过不刊社论的伪装和暗置政治意图的新闻编辑手法，以及副刊、广告与发行方面的运作，代表了汪伪报刊的能动性极限。以《平报》为代表的的附属于日伪势力而兴起的日伪报刊，无论经过何等精心的运作，终会随着侵略战争注定失败的宿命而彻底崩坏。
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咏梅和其博士研究生王素华发现，除了战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外，《大公报》还面临着在即将爆发的内战中，到底要支持国共哪一方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保持中立的问题，徐铸成与胡政之等对此问题的不同见解最终导致了徐与《大公报》分道扬镳。但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还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严峻形势之下，都丧失了生存和喘息的空间。
分论坛十二：国际政治与传播
今天，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一变局促使我们必须既展望国际，又聚焦本土，既立足中国，又怀抱世界，从中外理论与经验的交织互动、交相辉映之中去探索新闻传播的未来之路。主持人兼总评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磊，与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林哲元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虞鑫助理教授一起，就此议题展开热烈研讨。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易妍，系统阐述了从媒体政治时代到网络政治时代美国总统所运用的主要新闻管理策略及其实现途径的变迁。他认为，美国总统新闻管理策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特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新闻环境以及总统个人风格等。从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他们都试图整合各种途径与技术平台，采取适合自己及其所代表政党的针对性新闻管理策略。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窄化传播成为今天美国总统新闻管理的重要趋势之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代中国研究方向助理教授秦蕾通过考察两战间明岑伯格多次针对中国的跨国政治运动中的文本、图像和影像，探究了两战间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想象和文化建设。跟众多针对跨国政治组织的研究不同，秦蕾老师并非从社会学或哲学层面对无产阶级联合的概念进行界定和探讨，而是从国际政治宣传的角度考察文学/艺术如何想象，建构和表现跨国的无产阶级联合群体，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这个群体包含谁，排斥谁，“他者”的建构，该国际联合的命题里包含的悖论，以及该联合与其他跨国组织（如慈善会，人道援助组织，兄弟会姐妹会等）想象的集体的关系。
北京印刷学院讲师刘珍对美国多地的原始档案、新闻报道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留存的资料进行耙梳的基础上，首次较为完整清晰的还原了武道的生平经历。刘珍在研究中发现，武道于作为美国教师他有着独特的新闻教学思想，非常注重中西方新闻的对比教学。同时他也深度卷入在沪的各种社交场中，享受着职业和国族带给他的便利。此外，武道还有着“学院派”风格的新闻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他对专业精神的追求和纯熟的操作技巧。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巧丽通过考察《大公报》近代报道中的“时空观”书写，探求了此类观念的改换在当时社会语境中产生的震荡，分析了相应的影响如何铺展开来。宋巧丽最后强调，观念所蕴含着的动态力量，即可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含的社会制度，而从时空观看向社会制度的反映，所需的正是面对当下空间，汲取时间经验，充分尊重个人能动，以实现个体在时空中对自由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