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4月17日-18日，“机器与劳动：算法时代下的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主办，邀请了数十位来自新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青年学者进行学术研讨。与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结合理论与田野调查，对近年来的学术热点，如算法劳动、人工智能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等问题进行集中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吴冠军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就主体的变化、竞速学、人的价值三方面，围绕人工智能与数据资本主义展开了主题演讲。他指出，在机器与劳动的议题下，应当引入agency（谁是做事的那一方）的概念替代人类主义框架中的主体意识。后人类时代，机器不再是对象，而是一个介入者（intervener）。速度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范畴，竞速（dromology）统治的革命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一起到来，在此，人的位置需要进行重新思考。当人在劳动、就业中逐渐赤裸化时，如何用智能、后人类的方式为人类的劳动、人类的智慧获取位置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命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政治学系系主任吴冠军教授
分论坛一：机器与劳动的意义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永从技术与技术的应用两个维度，考察人工智能对未来劳动的影响。作为人类智能化“延长了的手和脚”，人工智能既有可能成为解放人类的技术基础，也有可能成为资本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能否从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原理自觉变革生产关系，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行坤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让很多人处于不稳定的非充分就业状态，无法从工作中获得自尊与承认，更达不到罗尔斯与霍耐特所说的“有意义工作”。若想使人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就必然指向私有制的消灭和生产关系的改造，人类需要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减轻人类辛劳的同时，帮助自身发展合适技能。
分论坛二：未来的劳动VS.劳动的未来
澳门大学传播系博士后宋林和澳门大学传播系教授刘世鼎聚焦健康码作为一种生命政治和情感治理手段背后的文化逻辑，通过对于中国数字平台化背景下的政府和私营企业合作以及健康码作为治理手段的演化、官方文件和在线话语的分析，考察了健康码中的本土化安全理念和治理逻辑与个人层面的情感政治，并试图解剖健康码这一算法驱动的治理手段在中国本土取得成功的原因。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小茗通过《起风之城》、《鼠年》和《天生我才》三本科幻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对于人类的“多余”的想象，讨论未来可能的工作形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社会和技术关系的一系列认定，如何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未来之“余”，同时强调这一类对于工作之“余”的想象方式是建立在十分具体的社会语境的基础上的，而正是这些具体的特征构成了它们被重新审视的入口。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助理教授章戈浩结合批判政治经济学与新物质主义，为死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引入两个新的路径。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模式上，传统法律与福利制度对于劳动力后备的有限保障在文化意义上被消解，从而变相鼓励趋向过劳死的死劳动。另一方面，数字来生逐渐变成可能，在人类后生命状态下反而仍会从事无休止的死劳动。
分论坛三：机器衍生下的劳动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认识到目前大量数字劳动研究中对于平台数字劳动的“创造价值”与“剥削”等概念的滥用，从而提出了作为当代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新盲点”——平台问题。他尝试从物质性的角度将平台视作基础设施，进而讨论对围绕平台展开的新经济活动和劳动类型重新进行历史化的政治经济学分类的可能性。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孙哲借助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以上海新车间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黑客群体创新劳动关系的实践，以及反转空间秩序的可能性。新车间劳动形式虽然是“零工化”的，但在内容上仍然试图还原劳动的全过程，形成了不受数字平台干扰和异化的作品，并不断制造线下空间与赛博空间相结合的空间形式。
浙江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吴桐雨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夏冰青在2019年7月-2021年1月对全国中西部、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的5个省份的数据标注基地进行了田野调查（实际有效天数99天，完成深度访谈123个，焦点访谈组6个，179348字田野笔记），将当前中国的落地数据标注产业初步分为“政策导向型”、“慈善导向型”、“教育合谋型”三种模式，从而展开对于典型的机器补足型劳动者——数据标注员及其背后的数据标注产业进行深度分析。
分论坛四：平台与算法劳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以互联网外卖平台的骑手配送为例，从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两方面，讨论了外卖骑手的双重身份，指出电动车、手机等看似骑手所有的“生产资料”并非真正的“生产资料”，因此骑手并非是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的“独立承包商”，呼吁互联网平台企业承担对非典型劳动的保护责任。
上海纽约大学互动媒体与商科助理教授王菁聚焦“线上理财人”的实践，以“决不让资金站岗 ”为驱动，对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学习、理解和使用，并将之视为劳动。她从积蓄、时间、精力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展示了这一群体的投入与互联网助力的金融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林仲轩围绕（前）短视频的生产和变现，从创意和脆弱不安两个概念间竞争融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创意视频生产的过程。数字平台的可供性在允许短视频创作者商业变现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限制，彰显了短视频制作者与平台之间的不对称权利关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平台的政治性质以及数字平台时代平台化的多元性质。
青年学者论文写作工作坊：期刊论文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要求
借本次会议的契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记者》特约编辑白红义教授，《文化纵横》编辑董牧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新闻大学》编辑姜华教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林仲轩教授，与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编委会成员王菁，以论文写作工作坊的形式对“期刊论文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要求”展开了分享和交流。白红义提出，作为考研贴合度最高的期刊，《新闻记者》主要关注与新闻学有关的话题，近些年才略微才加入部分传播学研究。而作为特约编辑，他首先关注的是论文的选题，其次是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材料。董牧孜以读者和编辑两个视角，提出《文化纵横》更青睐有问题意识导向的稿件，强调经验的具体性和题材的重要性。姜华教授指出了目前学术论文所共同存在的几处弊病——可读性低、重复性高、“两张皮”现象严重，强调论文要有理论的建设，并且要严格符合期刊的调性和要求。林仲轩教授自2017年以来发表SSCI, CSSCI, TSSCI论文近三十篇，以自身的实证研究经验入手分享了国内外期刊论文的不同风格。王菁助理教授认为应突破对于论文写作的悲观看法，将其视为是学术精进的一种方法和观点的自我表达。她提倡应主动了解期刊审阅者的研究内容并逐步推进，从而提高学术写作的动力。同时她也认同姜华教授对于“两张皮”的批评，强调研究必须在理论和对象之间不断连接。随后，在座嘉宾接受博士生的提问，对相关发言议题进行热烈的对话和讨论。
青年学者论文写作工作坊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任编辑张彦斌主持，与会学者纷纷围绕个人分享环节中的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探讨。罗小茗副教授指出，今天讨论劳动过程中的价值问题，除了以经济理性展开利润或数字的计算之外，需要增加一个文化的维度，即以是否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或增长为考量而展开对于价值生产的重新判断。另一个是，今天这种社会人文和经济技术彼此撕裂相互“歧视”的社会状况下，社会人文需要更主动地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在社会中所起到的实际的高强度的文化作用和示范作用展开思考。王洪喆副教授认为，运输是价值生产和实现的必要环节，因此运输和数据生成都构成了外卖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麻烦在于，论断送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会引起理论上的两难，因此平台劳动问题可以策略性的使用成本与收益这些简单概念来厘清，但在最后的问题意识上，局部的田野调查，总是应该回到关于社会总生产和总劳动的讨论，也就是社会总剩余的再分配问题的讨论。吴桐雨副教授认为还是要把劳动过程带入到平台劳动和平台资本的讨论中。从劳动过程角度思考有利于我们回答一些关于平台劳动的更宏观问题。比如从“去技能化”还是“在技能化”角度发问，有利于帮助我们解读到底是“机器代人”还是“人机互补”。比如生产方式的角度发问，可以探讨外卖劳动的原始生产资料是什么，以及平台是以何种机制（包括运输）将原始生产资料转化成剩余价值。从生产层面厘清这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在宏观层面探讨平台经济以及平台经济对于劳动者的影响还是有帮助的。章戈浩助理教授谈到了三点，一、如果考虑数据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那么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了。二、在不根本改变宏观结构的前提下，个体甚至集体的抵制或反抗多大程度能取得效果值得深思。三，技术的演进，从物质性的角度来思考，可以放到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范畴里来考虑。王行坤副教授指出，金融广告等行业没有意义，因为这些行业本身不创造价值。他们是攫取社会财富，但是却获得不相称的社会声誉。而环卫工等所谓低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价值，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污名化。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投机者资本效率主导，对社会生产的证明作用并不是很大。王菁助理教授认为，在研究数字技术与劳动的过程中，对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讨论需要考虑到金融资本的角色。在所有平台企业的运作中，金融资本影响到生产周期，成本，定价，商品形式等各个环节。因此，“价值规律”在金融资本主义环境下，有着新的内涵。。孙哲助理研究员在此基础上继续延申，认为当今时代加速主义的根本便是金融化，我们要从金融化出发，重新看待价值与劳动。
为期两天的“机器与劳动：算法时代下的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论坛”顺利落幕。诚如各位学者所言，加速主义时代，人文学科的学者“自搬板凳”，用跨学科的方式共同推进对重要话题和基本概念的讨论，以期回应时代的某些母命题，是一次非常难得且有意义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