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大学教授都说，大学里的学习与中学相比，从方式到目标再到本质都有巨大的差别。但“人间真实”是，经过高考艰辛磨砺的青年学子，又将在大学校园里展开新一轮的淬火角逐——以绩点为中心的学业竞争。
困境中的大学生甚至会这样回望高考：“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原来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在绩点赛道中领先，大家不得不延续“高考逻辑”：汲汲于每门课程的成绩和排名，并且熟谙各类提高GPA（平均学分绩点）的攻略。比如，“作业加码”，5000字的期末论文写到8000字；选课“看人下单”，比起课程质量和个人志趣，更倾向于选择“打分宽松”的老师开设的课程、并积极打听、迎合任课教师喜好……在绩点世界里，劳碌取代深思，竞争盖过友谊，成功压倒成长。
清华大学一份学业评价调研报告指出，在“GPA导向的学业成就观”熏陶之下，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内在动机不足、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思想强烈等问题，这既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全面成长，从长远来看也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和对待大学里的“绩点竞赛”？怎样在大学校园里安放身心？何以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为国育才的目标？这些都是学生、高校、教育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认真面对的议题。
在大学愈演愈烈的“绩点竞赛”，根源是什么？
绩点竞争之所以激烈，关键在于GPA与评奖选优、保研推免、海外留学、求职就业等事关学生前途的一系列重要事项紧密挂钩。换句话说，不管未来规划是什么，无论明天走哪一条路，似乎绩点都是基本前提。我曾见过有人因为绩点没排进年级前30%，直接失去某家顶级企业的面试机会，也有人靠着0.01的微弱优势，直接拿下令人羡艳的保研推免机会。
以“保研推免”为例。在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学生寄望于提高学历，以增强就业的核心竞争力。故此，近年来考研人数屡创新高，2021年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377万，相比5年前人数激增一倍以上——在这场升学“锦标赛”中，获得推免资格意味着提前拿到入场券，吸引力自然非同寻常。再进一步看，自从2015年教育部施行推免生招生改革以来，高校推免计划猛增，部分顶尖高校的优势专业只招推免生，这无疑助推了“绩点竞赛”的愈演愈烈。
本来，绩点制作为资源分配环节必不可少的客观评价机制，实际上提供了一套公开透明的游戏规则，仍然是现阶段最为公平的竞赛方案。但是，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是，努力提高GPA成为不少大学生校园生活的“终极关切”。
北京大学教授李猛曾将燕园的学习氛围概括为“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实际上这也是目前高校的普遍现象，只是在顶级学府里排名的“厮杀”格外惨烈。
社会学家项飙也曾指出，大学生围绕GPA“内卷”的症结在于，这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职场不顺心，想干点别的，开个面馆不行吗？如果回答是“不可以”，那么大家必定要挤在一条道上。
因而，当所有人都认准一个目标，以此为唯一追求，必定会带来过度竞争。
哪一类学生最容易陷入绩点漩涡？
大学阶段被不少人看作是职场“预备役”，这也是为何不少大学生往往把在同辈竞争中获得的优势位置与未来的前途和收入直接挂钩的原因。
如何才能从绩点的困顿中突围？这就需要回到教育的初心：认识自己，主动地掌控人生而不是被外部世界完全掌控。“我是谁”“此生为何而来”“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事实上，这些形而上的内在探索，本应是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智识活动，但在绩点竞争的外在压力下，往往被搁置一边。
微妙的是，自我认识教育的阙如，恰恰可能是卷入绩点困境的根源，缺乏强健的精神和清明的心智，更容易湮没在绩点浪潮中而无力自拔。相反，认清自己，以“自我实现”而非“自我变现”为鹄的，有助于将更多的精力与热情，投身于富有意义的阅读写作、知识探索和创造实践之中。那些内心充盈、目光长远、思想厚重的学子，有着足够强大的心智品质，他们能正确面对绩点，也具备足够充沛的学习能力去战胜绩点、甚至藐视绩点——起码做到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
观察身边的年轻学子，我们会发现，那些不清楚自己终究想要什么、不明白自身志趣之所在的同学，更容易陷入绩点漩涡，也更容易生发苦恼。而反观那些“别人眼中的‘学霸’”，往往是学习、兴趣、才艺、生活样样精彩，按照自己所想，步伐稳健地迈出通往未来的每一步。
就此而言，短期的绩点困境背后，隐藏着深层的、长远的实质性问题，即对知识世界与社会生活的真切兴趣，以及自我实现的意志和抱负。即便不谈那些形而上的“意义”，单单从现实功利性的视角来看，在人生的马拉松中，志趣和雄心才是职场成功、事业有为的最重要保障、是真正的底层竞争力，大学绩点最多也仅是一张门票而已。
不想被输赢所羁绊，到底应该怎么做？
在倡导个体主动“突围”之余，眼下，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在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开展通识教育，在理念上致力于打破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养鸡场”教育方式，在实践上探索“去绩点化”的评价标准和管理体制。
例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对大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大二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全校任何一个专业，没有任何绩点、比例限制，引导学生从DDL（Deadline，截止日期）、绩点、评奖等程序化的生活节奏中跳脱出来，从同辈竞争的漩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更加自由的心智探索和更接地气的社会实践，在广阔的世界中舒展自我。
绩点突围最后的“阵地战”，或许是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特别是超越眼下对于“成功”的狭隘定义，毕竟校园只是社会压力传导链条的末端。如果社会对“成功”的评价标准仅仅是“发达”“兴盛”“名利”等贫乏的概念，倘若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就是光耀门楣，如何指望年轻学子可以超然于绩点竞争之外？事实上，身边不少学生的“内卷”动力，正是满足父母的期待，成为家长展示给亲朋好友的“别人家的孩子”，甚至被寄予了改变家庭命运的沉重使命。曾经有同学向父母表达了跳脱绩点攀比、追寻自身兴趣的想法，得到的并不是温情的理解和鼓励，而是“不求上进”“没出息”等斥责，“兴趣”被看作是“偷懒”的借口。
有位教授曾在第一堂课对学生说：“我会给你们两次逃课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比上课更重要，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今晚的月亮。”清华大学今年的开学典礼上，教师代表梅赐琪给新生的寄语刷了屏：“与成功相比，失败能带给人更多可能性，会让你看见自己能力的边界、输赢之外的风景。谁也不想被输赢所羁绊，那就要保持自己的初心，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知识探索和创造实践中去，想要成功就必须放下自己的包袱，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大学象牙塔里，一定有比绩点、比输赢更美好的东西，关键要有能够承接美的心智品质，以及滋养美的社会条件。
作者丨李海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