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二级教授李彬大学毕业第四十年。时代风云变化，他历经中国社会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再河东”，看着一批批记者奔赴祖国各地谱写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却仍同三十多年前参加“阳光灿烂”的黄山会议时那样，葆有清明的学术思想和朴质的治学精神。
李彬教授喜爱读书，笑称自己是一介书生。在《同新闻学子漫谈读书》一文中，他说“作为新闻学子，大家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也叫书生”。5月13日，李彬教授来到传播学院211会议室接受访谈，刚一进门就被墙上书法作品吸引，伫立观摩许久，询问作者和来历。访谈过程中，古今中外各类名家趣闻他都信手拈来，文章著述中的诗词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新闻是家国天下，是社稷苍生”，在李彬教授看来，新闻学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之处，即在独特的人文关怀。新闻学子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又要有高远的境界。“扎根中国大地”是永恒不变的母题，我们要了解自己从何处走来，面临什么样的情境，又将往何处去。在追求大多数人现代化的进程中，新闻工作者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把握其中的种种问题、激浊扬清，更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的议题。这个下午，我们围绕立足中国土地、讲好中国故事和文化学养积累等问题对李彬教授进行了访谈。
立足中国土
Q：每年清华新生入学时，不论专业，您首先都会推荐《乡土中国》和《黄河边的中国》。请问您是基于什么出发点选择这两本书的？
A：让本科生认识中国、了解世界，这是非常适合的入门书。两本书的特点是文风非常好，平实生动，很容易看进去。虽说是入门书，但实际上学术分量、思想含量都不低，属于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大家之作。其实，古今中外大家之作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
《乡土中国》有助于认识旧中国，《黄河边的中国》有助于了解新中国。概括来说，旧中国是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唐诗宋词，是多民族大一统、家国一体、四海归一，为我们奠定雄厚基础和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新中国则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所不懈追求的目标——建设一个现代化、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国家。
一方面，旧中国是前现代，而我们如果想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现代化，而且是高度现代化。另一方面，新中国必须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满清，不是北洋，更不是四大家族的旧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是全体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旧中国显然已经是是过去式，新中国还是进行时。我们的现代化目标、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还在进行中。
中国过去五千年基本是乡土社会，直到现在这种乡土社会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乡土中国》对于认识这种传统大有裨益。《黄河边的中国》有助于理解新中国，虽然曹锦清写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原农村，是三农问题特别严重的时候，但实际上辐射的是整个当代中国的状况与问题。
Q：现在学生常会被西方理论影响，有时甚至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A：问题的症结不在学生。学生年轻单纯，阳光，有赤子之心。化用毛泽东的话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能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问题其实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一个惯性。新闻学也好，其他学科也好，都存在一波三折的现象。
第一折可谓“三十年河东”。新中国前三十年追求的目标、价值，我们称之为“人民新闻学”，培养造就了成千上万正心诚意的人民记者，还有一大批扎根大地的人民通讯员。
第二折发生在八十年代，也就是“三十年河西”。这也是大势所趋，要全面开放，引进西方的技术、管理、现代化理论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说，“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外国教授的观点或理论，如果立得住的话，也是立足于他所处的文化语境。我们可以吸收，可以借鉴，但不能神化。凭什么中国人做研究，先要套外国人的理论？
最近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王慧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记者、作家，是范敬宜（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弟子。当年在武大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也受这种潮流的影响，整理出了许多西方教授的理论。当导师范敬宜跟他谈论文时，直接给他介绍许多在经济报道方面非常有影响、有特点的记者，让他踏踏实实去找记者做访谈。后来半年，王慧敏就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地访谈，论文最终非常优秀地通过了，这些也奠定他后来在新闻行业做大做强的一个基础。
现在又到了“三十年再河东”，这同样是大势所趋，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中国道路越来越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价值。我们的现代化，也从30年前的一部分人的现代化开始大踏步地走向多数人的现代化，比如精准扶贫、全面小康，还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为了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不能再照搬照抄美国教授怎么说了，要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5月14日，李彬教授在传播学院讲座
讲好中国故事
Q：您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记者或报道？
A：太多了！在讲故事方面我们有必要向西方学习。比如《光荣与梦想》，一部美国当代史，妙趣横生，鲜活的细节令人过目难忘。再比如卡特当选总统的时候，记者问他的母亲，儿子当总统是不是感到骄傲，结果老太太回答是的，但同样为另一个当农民的儿子感到骄傲。类似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擅长讲故事，故事讲得最好的，还是要看“新华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最好的记者是谁？毛主席。他一辈子最想干的两个职业，一个是教师，另一个就是记者。解放战争转战陕北的时候，新华社就跟着他，好多报道都出自他的手笔。毛主席的三篇经典文献，就是中国故事的经典表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不仅故事讲得出神入化，更重要的是其中寄寓的精神价值。张思德的故事让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入人心，白求恩的故事让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家喻户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点出自强不息、发奋图强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讲中国故事，只追求生动性、可读性，却往往忽略了其中的精神价值。讲故事不应该只为了讲个故事。毕竟，西方记者的故事里，也无处不在地包含着他们的精神价值。
Q：新闻本质在政治，前提在故事。您认为新闻学子应该怎样提高讲故事的能力？
A：两方面，一个是政治素质，另一个是文化功底。
怎么能够把握住历史？这就跟记者的政治素质、政治眼光有关。历史上很多的新闻大家名家，都能够比较准确、比较敏锐地判断出一些重大的时代变化。
政治觉悟能够保证记者站得高、站得稳。新闻工作者不懂政治，那就转行吧。像《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以前就是拉美著名的左翼记者。马尔克斯谈自己经历的时候说，“作为小说家，我最美好的东西是来自我对新闻工作的爱好、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经验。这为我培养了对现实的感受力。当然，我最美好的东西即政治觉悟，也是来自新闻工作”。很多西方的优秀记者，像李普曼，同样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不要觉得只有中国人“讲政治”，西方人不讲。一些西方记者的所谓“专业主义”、“客观公正”，其实是遮眼法，他们也有鲜明的政治意识。比如最近的疫情、新疆棉花等，哪里没有政治？哪里有所谓的专业主义？
我们说的“政治”，是跟我们所追求的、国家民族所追求的道路相关联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正在建设中、还在进行时的新中国，是一个要追求大多数人现代化、大多数人当家作主、人民民主的国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新闻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职能？我们应如何去理解、认识、把握这个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通过记者的笔去引导、激浊扬清？这就需要记者的政治觉悟。
那什么是政治觉悟呢？马尔克斯说，“政治觉悟，众所周知，是对现实的感受能力的最高表现”。你看那些大文学家，其实骨子里都可以说是大政治家。像路遥、柳青等人，都对新中国的大政治趋势有着深切的理解体悟，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文化功底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就是有话好好说。记者要说得入脑、入心、入情、入理。1990年代国企改革，詹国枢做报道，取标题《如何把企业搞死？》。范敬宜先生稍加修改，境界就完全不一样：《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这其实道出了中央的初衷：让实在不行的企业转企改制，以便更多的企业“满血复活”。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有话不会好好说”。文化功底是广义的文化，包括辩证思维、方法论、认识论等。
Q：平台化时代，为了迎合受众口味，很多文章都向媚俗、媚雅的方向发展，真正扎扎实实写出来的严肃文章，传播效果可能又不太好。您怎么看这个矛盾？
A：还是要回到历史，从新闻的历史来看。在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传播形态出现时，总会有一段混乱、动荡的时期。等动荡期过了以后，应该就会趋于常态化。正经、扎实的东西会留下来，一惊一乍、博取眼球的会慢慢消失。
功夫在诗外
Q：您在文章中提到“新闻要有文化、记者要有文化”。您是怎么理解文化对于新闻的意义的？
A：这句话是我们老院长范敬宜讲的。这里可以先讲一讲范敬宜先生。他成就一代新闻大家主要有两点：一是文化底蕴深厚，厚积薄发；另外一点就是他深耕、扎根在中国大地上。
范敬宜先生早年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求学，诗词书画功底深厚。18岁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时，被特准从三年级读起。1951年大学毕业后，赴东北从事新闻工作，正是春风得意大展宏图的时候，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全家被下放到辽西建昌县一个落后的山村，一待就是十来年。
文革后，一些知识精英往往把这段经历当成一种苦难，但范敬宜从来不抱怨。恰恰相反，他反而觉得因祸得福——能够真正深入到基层，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当年有一张照片，他穿着朴素至极的衣服跟房东大爷一块照相，笑得那叫一个阳光灿烂。他对于老百姓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做记者一定要跟群众血肉相连，就像穆青说的——勿忘人民。
Q：您曾写过一篇《不学诗，无以言》。请问您如何看待诗歌？
A：中国是个诗化的国家，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可以说是一个诗化的文明。老百姓的很多口头禅、流行语都有诗的味道，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又比如“说曹操，曹操到”。很多新闻大家之所以能有大成就，跟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字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
王慧敏写的文章，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散文，都让人拍案叫绝。记得王慧敏当年考范敬宜的研究生时，面试时被要求背吴伟业的《圆圆曲》，他背了开头几句就没办法继续了，结果范敬宜哗地背了出来。王慧敏自以为文学功底不错，结果遇见高手了，出来时一身是汗。
梁衡（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下乡采访的时候，早上起来田间溜达背的就是唐诗宋词。现在一些的年轻记者和学生，语言文字是差了点火候，这跟个人的功夫有关。好多名家都会讲到这个问题，背百首唐诗宋词其实不算多，但如果肚子里没有积累，用时就会枯竭，想象力也与此有关，诗人的想象力也会拓展你的想象力和认识空间。
Q：叔本华说，“20年内的书最好不要读”。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A：叔本华的意思是说，流行的东西少看，热闹的东西少看。虽然说新闻跟现实社会接触的非常密切，但一般来说，特别是对大学生来讲，还是要多读经典，我推荐的那100种书目里，绝大多数都是20年以上的书。20年这个数字比较绝对，有些新书当然也是要读的，像曹锦清的书——虽然不知不觉间也过了20年了，这类书就需要看。现在中国的好书有很多，在本科生课业压力大、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多着眼于一些基础和经典。
原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会把经典的大部头著作拆开来读，每天读一个小时。这种大部头，有时候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和精力去读，分解开来读可能更见效。比如《资治通鉴》，一口气读完，你可能会望而生畏，但如果一天读一个小时，说不定一年就读完了。
Q：对于最近的“内卷”、“绩点为王”的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A：这就是大环境和小环境的互相作用。大环境是整个社会，熙熙攘攘、争先恐后，生怕被落下，说得好听点是都在奋斗中、竞争中。那么蔓延到学校这个小环境里，为什么会进入到这样的状态？还是因为社会的影响，毕业以后要找到好的工作，需要这些光鲜亮丽的资本；只有找到好的工作，才能买车买房，留在上海。所以身处这个大环境小环境中，怎么应对？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定力？还需要个人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