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院博思论坛系列活动第八期顺利举行
讲座伊始，戴老师直接切入了问题的缘起：即在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似乎已成为默认（常识）的今天，“媒介”何以成为研究问题？英国、德国、丹麦等欧陆诸学者提出的媒介化研究是否是“老调重弹”？他认为，我们处在媒介浸润的社会，这是不争的共识，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在何种程度上去谈论我们处在媒介化社会。
媒介化研究的理论源流
戴宇辰老师指出，欧洲崛起的媒介化研究中的“媒介化”指的是mediatization而非mediation，前者（mediatization）应翻译成媒介化，而后者（mediation）则应翻译为中介化。从这个层面来说，常识意义上的媒介化社会实际上是中介化社会，而媒介化社会(mediatizational society)更应指涉的是一种社会形态。
为了进一步辨明mediatization和mediation之间的区别，戴老师回顾了媒介化的理论源流。他将理论范式考察追溯到“信息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辨析中，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区分了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和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的概念。卡斯特所言的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society)不仅仅指信息成为生产中的关键角色，同时信息自身的动态实践逻辑反向改变了组织与社会的形态。在信息化社会中，以电脑为例，此前的生产工具只针对特定的生产要素，而电脑则是无差别地针对所有的生产要素。电脑会对公司的组织架构和社会形态产生反向的作用，例如公司的组织形态由垂直的科层制转变为扁平化的方式。因此，在卡斯特看来，应该是时候抛弃以托夫勒、韦伯斯特等为代表的“后工业时代”理论家了，因为他们只将信息作为工业时代的另一种关键要素。
换言之，戴老师认为在信息社会理论中，信息成为关键变量，社会形态本身没有变化；而在信息化社会理论中，信息及其动态实践逻辑介入了社会形态的构型过程。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戴宇辰博士在作讲座
研究路径的转向
戴宇辰老师指出，受到卡斯特的影响，列文斯通认为我们的研究路径发生了转变：从媒介研究(media study)转向媒介化研究(metiazation study)。这一转向有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媒介的角色：在主流的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观点中，媒介技术是中立的工具性角色。而在媒介化研究的观点中，如丹麦学者Hjarvard所言“媒介不再仅仅是一种互动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形塑 (mould)互动发生的方式”。
二是关于媒介形式：在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中，内容更加重要，形式是第二性的考虑。而媒介化研究强调媒介形式的优先性，但其所论述的媒介形式与媒介理论学派不同。
戴老师指出，媒介化研究继承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formal sociology)。齐美尔认为不存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社会本体，而是诸社会形式的联结构成了社会。基于此，Altheide和Snow两位学者指出：“形式本身并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过程性的框架(a processual framework)。正是通过它，社会互动得以发生。媒介逻辑就是这样一种形式。”Kent Asp认为“媒介化正是媒介逻辑的现实”，而为了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必须考察“在媒介生产进程之中的系统性规则(systems of norms)，而这正是媒介逻辑研究的领域。”
传播学院研究生参加博思论坛系列活动
两个不同的研究传统
戴老师引述Friedrich Krotz和Andreas Hepp两位学者的观点，他们重新定义了“媒介的四重性质”：社会机构和组织、经验的空间、技术、互动展演的舞台。戴老师认为，基于此形成媒介化研究的两大传统：
1.“制度化传统”(institutionalisttradition)，即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如何入侵其他社会领域，施加媒介化的影响。
借助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理解这一传统，媒介化研究可以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媒介的二重作用：媒介机构本身的运行机制；其余社会机构为了获得媒介的资源，不得不受限于媒介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准则，例如政治候选人需要采取媒介逻辑反向控制自己的政治活动。
2.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情境。这一传统对制度化传统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制度化传统关注社会中观领域，不能解决微观领域中媒介化互动问题。另外，制度化传统对于媒介逻辑的强调忽视媒介逻辑的历史性问题，媒介逻辑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情境传统认为媒介化不能被视为社会机制向媒介逻辑“臣服”的过程，而应被视为一种媒介扩展社会实践者实践可能性的“非决定”过程。
媒介化的反思：关键概念还是理论游戏？
戴老师认为，在与媒介理论学派的比较中，媒介化研究学者认为媒介理论学派更多地导向一种“去情境化”的技术决定论，而媒介化研究则是避免将媒介化约为技术性的本质。在与后现代理论比较中，他引述Hjarvard的观点认为，例如鲍德里亚的“内爆”、“仿真”等超现实概念体现的是现实向虚拟的单一转向，而媒介化研究强调的是可能性的拓展。另外，与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媒介“替代”现实生活相比，媒介化研究更为关注的是媒介“介入”社会生活的构型过程。
媒介化研究与中国场景
戴老师列举了一些中国学者在媒介化研究领域的文献，认为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媒介化研究，值得在做同学们去借鉴学习。例如黄旦老师的《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该文讨论了苏报的报刊实践过程如何塑造新的政治和革命场景；如潘忠党老师的《“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唐士哲老师的《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等等。
最后，戴老师还为在座同学们提供了一些媒介化研究的思路。例如在制度化传统下，是否可以依托更多经验材料研究不同领域的媒介化？在社会情境传统下，是否可以通过民族志等方法，去研究技术的私人使用和日常生活的媒介化的关系等深度议题。他还提醒同学们要多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不要陷入方法中，而忽视了宏观上的思辨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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