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下午两点半，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在线上如期举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以“乌卡（VUCA）时代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教学与研究的重新定向”为主题，从理论、实践与方法论三个层面阐释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十个议题。本场讲座由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主持，两百余位听众在线参与。
史安斌教授开讲 来源：讲座截图
史安斌教授指出，自2009年以来，中国即开始有意识的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并打造出一支外宣国家队，成绩显著。但2019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美贸易战兴起和新冠疫情的席卷，中国外宣步入困局，进入“乌卡（VUCA，即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时代。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迎来重要转型。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国际舆论的引导力。这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转型的设置了清晰的目标。
随后，史安斌教授对“全球传播”这一关键概念进行知识考古。1848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贸易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的观点，可视作“全球传播”的雏形。1901年梁启超先生提出“有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的理念。不难看出，“世界之报”与《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文化全球化”观念不谋而合。
“全球传播”这一概念中蕴含着“全球化”与“传播”的互动关系，其流动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与英国暴力血腥的殖民掠夺相伴而生的帝国传播带来了英式全球化。其次，二战之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开始推行更为普世且隐蔽的美式全球化。通过在各国培植文化代理人，从而使得美国文化产业及其价值观在各国落地。最后，2016年以后，特朗普的系列举措使美国退回孤立状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新全球化”理念迎来发展契机。“新全球化”指向的是全球文明的交流互鉴、共生共荣，其核心是“赋能”，而非殖民。“全球传播”是对“国际传播”的生机与拓展。同时，基于异质性的“跨文化传播”亦须转型为文化杂糅式的“转文化传播”。
基于以上思考，史安斌教授梳理出了近五年来关于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十个重点议题，包含6个转型3个迁移以及1个目标。
首先，六个“转型”分别为：第一，从“国际传播”向“战略传播”的转型，更注重“目标导向”和“整合导向”。第二，从“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的转型，前者为“国族中心主义”，后者为“世界主义”。第三，从“规范化”向“后规范化”转型，具体体现为虚拟世界主义平台。第四，从“边缘人”向“第三文化人”转型，这一群体可在国际传播的升级中焕发出主体作用。第五，从“单媒体”向“全媒体”转型，从“相加”走向“相融”。第六，从“单向输出”向“反向回流”转型。对此，史安斌教授指出，当前我国在互联网平台出现了显著的反向输出。
其次，三个“迁移”分别为：第一，Z世代的兴起：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受众迁移”。Z世代的代际生产能力为中国元素的跨文化传播赋能。第二，平台的兴起：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渠道迁移”。平台成为当今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其整合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愈发突出。第三，计算社会科学的引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方法论迁移”。近年来，“计算传播”渐成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路，实现了研究方法论的迁移。
最后，一个“目标”为：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为达成这一目标，中国亟需进一步建构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对此，史安斌教授提出打造国家形象的“5D”框架（即创新中国、和合中国、乐活中国、萌酷中国、多彩中国）来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全球中国”形象。
在讲座的最后，史安斌教授带领大家眺望了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发展前景。他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要实现从“照着讲”“顺着讲”“接着将”到“领着讲”的飞跃。在乌卡时代，我们要坚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讲好全人类共同的故事，并最终向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讲座结束后，陈虹教授对讲座进行了评议，她认为史安斌教授清晰梳理了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现状和问题意识，极富启示性。同时，各位听众围绕讲座主题与史安斌教授进行了互动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