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下午，博思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第11期在传播学院221教室举行，本期论坛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2017-2018年度访问学者唐小兵老师，围绕“虚实之间——-公共舆论史到文化传播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这一主题进行了分享讨论。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部分硕博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生邹月华主持了活动。
唐小兵老师首先回顾了自身学术历程。他谈到，作为本科新闻系出身后转向历史研究的研究者，导师许纪霖先生对他从事有关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关系领域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引影响，并笑称“虽然肉身上离开了新闻传播学，但在灵魂上还在持续” 。随后，唐小兵老师介绍了他在当年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1930年代<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心的考察》写作中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他从知识分子史与报刊媒介史结合的双重视角出发，通过《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的比较研究，围绕1930年代当时公共舆论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参与主体、议题构成、舆论面向等状况进行了描述。唐小兵老师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在讨论公共议题过程中所运用的思想文化资源来源以及这些思想资源对当时政治意识分化存在着鲜明地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过程又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网络、报刊媒介发展之间产生了复杂图谱关系。从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他指出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的产生与发展不可能是处在“真空”环境中，必然是会在具体的历史、政治与技术复杂关系中呈现出某种抗争、妥协、规避及勾兑。而近代知识分子试图保护某种“理性的舆论空间”，这种过程又使他们必须面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
之后，唐小兵老师论坛主题—— “虚实之间”——予以了破题。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的公共舆论史研究总体上来说比较偏向于思想文化史研究，较为缺少从社会文化史与政治文化史视角的切入研究，即这也是作为研究“观念史”与“社会史”的虚实之别。从这个视角出发，唐小兵老师认为才更增添公共舆论史研究的实在感。近代中国以来新式学校、学会组织、报刊媒介等出现对公共舆论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新式报刊对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提供了转型空间。在近代民族身份、国家政权及文化思想等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之下，新式报刊（大众媒体）其实是作为一种“政治化”产物，这种文化对知识分子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舆论呈现出三种话语指向：（1）舆论是“理性”的产物——舆论是一群有文化有见识的群体基于公开讨论所形成的理性共识；（2）舆论是大众的态度集合与民意指称，这种公共舆论可以形成毒地政治公权力的约束；（3）舆论是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唐小兵老师强调，当下的公共舆论史研究需要加强实在历史的研究，把人找回来，把那段历史找回来。历史的进程是人参与的过程，历史中的人物跟他所在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互动，这当中有悲有喜，有各种弥散性和复杂性。
唐小兵老师还认为，当下以传播史学或者说传播学研究在内的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似乎存在过度保持“学科纯粹性”、“自足性”的某种现象，进而缺乏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知识互动、学科互动。这种现象对传播史学研究来说也并不利于打开“学术研究的想象力”，事实上，传播史研究或媒介史研究是一个互动的、开阔的空间，一旦打开视野就会呈现出丰富研究议题。他认为在探讨左翼文化研究中近代上海是个很有意思的对象：1920-30年代作为上海作为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城市”为何成为中国左翼文化“最为盛行的活动空间”，在这样社会历史背景下，左翼知识分子群体通过何种渠道、受到那些思想观念资源影响，促使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主体”意识；在这过程中，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在上层思想史与民间思想史的关联过程中的角色、作用与影响又是如何呈现的，上层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观念与下层的民众的生活观念是如何勾连的；进而面对这样历史时代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近代知识分子回应社会问题的思想资源的流动以及解决方式是什么。这些研究议题也正是他在近期在做的或已完成的一些思考。
最后，唐小兵老师分享了三方面学术心得：第一，学术研究要沿着历史的脉络和学术的脉络双重脉络展开；第二，精英和民众史研究的价值判断学术上多有讨论，但我们还是要秉持一种温和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不可举一废一；第三，微观研究要和更宏大的历史叙事联系起来，否则微观个案研究的时代和学术意义难以彰显。汇报结束，在场师生意犹未尽，就“史料的搜集”、“底层民众的表达渠道”、“理论与史实结合”等问题与唐小兵老师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
博思论坛学术活动是由传播学院博士生群体发起的，意在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青年学者前来，并以开展讲座、召开论坛，举办沙龙等方式，提升和促进学院研究生科研氛围和学术视野的学术活动。本学期系列论坛将以“新时代下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为议题，夯实方法论理论基础、疏通研究方法路径机制。欢迎各院系师生前来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