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我国走向世界的众多经典古籍中流传广泛、接受度较高的文本之一。目前，《道德经》已传播至世界各地，译本数量超过了《论语》和印度的《薄伽梵歌》。作为一部哲学典籍，《道德经》的海外传播由来已久，当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可以从《道德经》的对外传播历史中汲取许多有益经验。
《道德经》在海外广泛传播
《道德经》的传播，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早在唐朝时，中国与现在的印度东北部邦国阿萨姆就有交往，该邦国王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和道家文化。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选择了懂梵文的玄奘和懂道教的成玄英、蔡晃共同负责翻译《道德经》。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亦对《道德经》产生兴趣，认为其中具有很多中西文化之间的共通点。因此，《道德经》进入西方世界，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密切相关。此后，翻译研究《道德经》的外语语种与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在西方社会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逐渐加大。
随着19世纪东西方文化交往深化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迭代，老子思想的域外传播出现高潮。例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康德、黑格尔，美国哲学家威尔·杜兰，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等都表示过，他们的思想和灵感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他们对老子思想亦做出非常积极的评价。
南开大学哲学院全球老学研究中心主任邰谧侠表示，《道德经》显示了跨文化的智慧和真理，比如托尔斯泰就把其作为普遍智慧的代表。世界著名逻辑学家雷蒙德·M. 斯穆里安认为，《道德经》完美清楚地表达了他要贯彻一生的想法。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也把老子名言“上善若水”作为智慧、灵活性、生命与和平普遍原则的至善表现。
时至今日，《道德经》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华东师范大学“老子思想域外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组汇集了世界主要语种研究老子及其思想的著作论文和学术机构信息。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武志勇介绍，经过梳理与统计，截至2020年5月，《道德经》英语译本553种，法语译本91种，俄语译本69种，德语译本298种，西班牙语译本95种。在新闻报刊和新闻网络上，近40年来关涉老子形象和思想的报道数据有20792条，涵盖美、英、日、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30余国近300家媒体的报道，共涉及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泰语7大语种。
充满深刻哲理和辩证思维
《道德经》以“道”“德”“自然”“无为”为核心概念，论述了宇宙的形成、万物的本源、自然的规律、人生的智慧和治国的方略，对中国和世界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领域影响深远。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中江表示，《道德经》之所以备受世界关注，在于其哲学智慧的深度和高度。第一，《道德经》拥有极高明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比如“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等。第二，拥有独特的复杂性思维和言说方式，比如“正言若反”“柔弱胜刚强”等。第三，拥有高明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原理，如“治大国若烹小鲜”“清静为天下正”等。第四，拥有深度的伦理学、价值观和修炼术，如“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第五，拥有深刻的文明反思、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比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道废，有仁义”等。
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民众带来了深深的精神创伤，但这些迷茫和痛苦无法被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所抚慰，而具有自然特质的《道德经》就拥有了良好的传播窗口。武志勇表示，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给德国带来了深痛打击，浓重的悲伤与消极情绪在社会中蔓延，德国面临价值观与文化的危机。因此，一些德国学者希望在东方文化中找到解决方法，《道德经》中“顺应天道与自然”、崇尚“虚静和谐、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引发了“垮掉的一代”“披头士一代”的共鸣。在这一时期，《道德经》的德译本数量多达46种。同时，老子思想还提醒了现代化的危险，比如环境破坏、人类过于强调和崇拜有为方式等观点。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各种私欲，压迫、伤害甚至屠杀他人的历史事件屡见不鲜。邰谧侠认为，《道德经》指出了这种思维和生活方式违背天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就是说，凡事为自己私欲的方式，其实无法产生真正的幸福，而且最终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天之道才是真正的幸福之道，这需要用柔弱、无为、谦虚的方式来实现。老子的观点与俗世的意识大为不同，却充满着深刻哲理和辩证思维，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各种常见的问题，这正是《道德经》的魅力所在。
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
与儒家学派和希腊哲学不同，老子的哲学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同时又具有普遍性。王中江表示，任何思想、哲理、智慧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老子思想虽诞生于春秋晚期，却具有世界文化的普遍意义。比如老子所倡导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上善若水”等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是极具全球价值的。
《道德经》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体现了“软实力”的作用与价值。“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即表明真正的文化自信应用“不言之教”的方式，通过强调共同点和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就自然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同。
当前，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旗帜下，消解不同国家人民在语言、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上的障碍，推动中国文化持久有效地对外传播，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道德经》在西方的有效传播，为中国文化和智慧特别是经典著作的全球推广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武志勇表示，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首先，要确立重视共通的传播理念，即在平等交流、互鉴互惠基础上，寻求语言风格、叙述方式的友好，寻找传受双方内在精神的契合点。其次，要推动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有意识地开发、培养新的传播主体，如海外华侨和留学生、西方国家的民间文化团体、来华的外国留学生等。再次，要全方位开拓传播渠道。积极拓展线上平台，借力近年来兴起的海外主流视频播放平台和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力量，实现“破圈”跨文化传播。最后，要注重传播形式向“生活文本”转化。在域外传播中，传播形式是否受欢迎，是传播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对经典著作而言，我们可以从“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转向“生活文本”，比如旅游化推介、商品化推介等。
当然，对于中国文化和智慧的对外传播，特别是在经典著作的跨文化传播和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因存在文化差异和误读而产生交流与研究的障碍。这需要促进国内外学界进行有效对话，使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良性互动，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开创新局面，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 卫思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