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1日10点，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百场校级学术讲座”在线上举行。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俞凡教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李海波副教授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逾百位专家学者、学生参与讲座。
俞凡教授以近年来关于档案研究的实践经历为基础，通过鲜活案例和切身体验，讲解档案的采集、整理、解读、使用等基本问题。他阐述道，档案作为原始资料、一手资料，具有其他类型的资料所难有的独特价值，因此利用好档案对于史学研究至为重要。
讲座伊始，俞凡教授介绍道，新闻史研究长期以来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史料来源是报刊文本，但仅从报刊文本出发的研究存在很大局限，会造成很多“想当然”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此，俞凡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档案史料来解读报刊文本；二是如何通过档案史料来拓展研究视野、提出新问题；三是如何利用档案史料来突破既有的研究问题。
首先，俞凡教授以新记《大公报》的个案研究为例，阐释档案材料对于解读报刊文本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大公报》是一份非常特殊的报纸，该报在抗日战争当中发表过很多著名的抗日报道，奠定了该报长期以来的“敢言”之名，其“四不主义”的标榜、组织“星期论文”作者群等举措，都使得该报在知识分子当中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国时期舆论领袖的角色。俞凡教授通过批阅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发现该报与国民党上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言论直接来自于蒋的指示。俞凡教授认为，对于《大公报》这样一份特殊的报纸，只有借助档案材料理清复杂的历史背景，才能品读出一些重要社论和报道的言外深意。
其次，俞凡教授先分享了他在世界各地寻找末次政太郎有关资料过程中的轶事，并引出随后的重要问题“如何把报人和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他列举既有对《盛京时报》《顺天时报》及其主持人中岛真雄、龟井陆良等人的研究，认为这些研究关注的是“报刊的历史”而非“历史的报刊”，倾向于认为报人只有通过报刊才能跟社会发生互动，只有与报刊有关的报人活动才能成为新闻史的研究对象。俞凡教授认为这种思路具有局限性，因为报人的办报活动往往会遮蔽报人的其他社会活动，但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如梁启超、张季鸾等报人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由于他的办报活动，而是由于他们对于政治的影响；横向来看，普利策、赫斯特等人之所以成为欧美学界的研究对象，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有着巨大影响，而办报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将报人还原到社会中，而不仅仅是“办报的人”，要将他们的办报活动和社会活动联合、交叉起来研究，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地研究好报人。
随后，俞凡教授以“济南惨案”的舆论战为例，探讨了舆论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舆论对决策的影响。俞凡教授指出，学界从外交史、政治史、军事史角度对济南惨案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从舆论史角度着手的研究过去并不多见。进一步，俞凡教授以外交档案为核心依据，梳理了中日两国政府在这场舆论战中采取的方针与措施、舆论对“济南惨案”交涉的影响。俞凡教授认为，日本当时国际舆情应对体系已建立、运转得相当完善，而蒋介石政府则缺少对国际舆情的重视，因此“济南惨案”爆发之初日方通过各种操作极大争取到了国际舆论支持，而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则被漠视，这一状态直至日本增派第三师团在欧美引发舆情，进而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才得以扭转。
最后，俞凡教授对讲座内容做出了总结概况。他指出，报刊文本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但我们不能只是看报刊，更重要的是去看他为什么这样说，并且说了之后的后果是如何的。若想要解决以上这两个问题，就必须从档案入手。所以在做新闻史研究时，应当尽量跳出以报刊文本为主要对象的窠臼，转向丰富的档案文献当中去寻找新的问题，寻找新的思路，由此推陈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