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18上海市民的生活记忆》纪录片展映之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导 演：王小龙
主 持：罗薇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李明洁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对谈嘉宾：文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聂欣如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1. 展前语
纪录片展映，暨导演见面会和系列的学术研讨会。此次活动也是我们正在图书馆二楼展厅举行的《1978—2018上海市民的生活记忆》展览的配套教育活动。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实质上在很多层面、很多方面大家都在以各种形式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包括学术界、文化艺术界。这个主题我觉得定的特别好，尽管形式不一样，以音乐的形式、以纪录片的形式或者其他的一些文字来看看从一个个体、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的变化到上海四十年的变化。我们通过一定的形式，无论是口述、照片、书信，或者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现我们对社会的关怀。
2. 展后访谈-导演自述
罗薇：今天第一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原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艺术人文频道首席导演王小龙老师，携作品《一个叫做家的地方》来华东师范大学展映。这部纪录片曾获2000年上海电视节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当时，上海举办这项国际电视节已经16年了，中国纪录片还是第一次赢得大奖，所以对上海纪录片界来说， 这是一件大喜事。作品距今已快20年了，我先后看过三遍，今天看还是觉得很新鲜。想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当时制作的情况？
王小龙：纪录片的价值有相当一个部分是岁月所附加的。它跟其他电影可能不太一样，确实是每过一年，它的价值就增加一点。这部片子的声音其实是后期重做的。我这个片子，刚剪完的时候是两个。这个和《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第一次找内行人看看，然后来了一帮电影导演，看的开心啊，笑啊！看完以后就有意见了。“小龙，你这声音太要命了！算了，算了！让我同学给你重做声音”。于是就让上海最牛的、全国顶尖的做声音的好手詹新老师，到他那个5.1的工作台上。他那个工作台太可怕了，已经是新老交替的、已经数字化的工作台，但是现场听呢，还是过去传统电影。就是有一面墙，大约有四十多个大喇叭箱，我在电视台戴着耳机监听没听出来的声音，在这里全出来了，毛病全出来了！我请他吃饭跟他讲，詹老师我们这个不是故事片，是纪录片，有个底线的——真实，你别把我声音做的太假。大概是花了半个月吧，他说: “小龙你来听听看”。也太神了! 他非常理解纪录片，吃这碗饭就是这样的。他说: “我做的最大贡献就是降噪，因为你现场录音不分远近，哗啦哗啦全进。”，尽管我们是现场带便携调音台去做的，但是仍然跟专业录，不是一回事。
数字存储也要注意备份。制作方式都不一样了，机器设备也不一样了，那时候还是挺传统的。比如说这个片子剪辑，140本带子，全部是线性剪辑。等你编了10分钟，等你想起来5分钟里要插入一个镜头，你死定了，插不进去的。你插了这个以后，全部重编，除非你初编一版，你记住这里边要插一个什么镜头，拿张纸记下来，然后你精编不是要拷一版吗？ 你再加进去。但是这个还是模拟，数字技术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每拷一版，还是有损失。直到今天我还是愿意提醒同学们，理论上说数字的拷贝是无损的，但实际上每拷贝一次，数字信号都在丢失，还是要十分警惕。数字有数字的危险。我们的带子如果损坏、拉毛、发霉斑点什么的，图像大概还在，数字盘要是奔溃了就死定了。所以现在出去拍，最紧张的事情就是异地保存两次。
片子拍出来总跟预设不一样。当时想得很好，以为那片地区第二年会拆掉，但是它现在还在。它那一块儿地方小，人口密度高，哪个开发商都不干。很多人不住在那儿，借给别人了。
拍纪录片有一种原罪感。18年过去了，丑丑应该很大了，他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干这一行，有一种原罪感。人家本来有自己的生活，你去拍，把别人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公众人物。生活不一样了，心态也不一样了。然后你还拿着他的隐私去参展，去获奖。这个行为像偷窃一样，你偷窃了他的生活。我同事李晓（导演）说过，“你知道为什么全国坚持下来做纪录片的人这么少？拍了十来年实在是受不了原罪感，做不下去”。
中国越是底层的老百姓，越是不设防。这个是全世界的，老外都很佩服，尤其是欧洲人，你这个镜头可以冲到他们家去，可以吃喝拉撒，什么都拍。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我们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纪录片在国际各个影展上频频获奖，这个含金量和它的数量远比故事片大得多。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观众就观看娱乐片了，他们不注意纪录片获奖。其实多得多，分量也重得多。
蹲点三年这么纪实地拍下来。老外就是比不过中国人，我们的就是恶狠狠地、纪实地拍下来，争吵打架都记下来了。所以你光拍的漂亮没有用的。纪录片是比较特殊的，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生来第一次拍纪录片就得了一个国际大奖，这已经不是神话，不是什么新闻。特别是像我这种在电视台做了十年片子的人还没得过大奖，这是新闻。
纪录片在90年代是黄金时期。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好像很在乎这个数字。其实要我说人文类的纪录片没有四十年，我不记得八十年代有什么可以叫做纪录片的东西。就从93年算起。上海成立纪录片编辑室。到了93年电视节目才开始讲纪实，写小人物，但是它起步快，像《毛毛告状》这样的，在今天看还是很震撼。
3. 展后访谈-嘉宾导演对谈
罗薇：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率先开始“追踪变革大时代，讲述人生小故事”。文军教授可否从人文社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镌刻着上海人集体记忆的影片，究竟有哪些重要意义？
文军：我也是目睹了上海30年代变化。我们社会学比较关注的是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是空间，90年代的人均住房是2.5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从造桥的历史来看，从跨苏州河、跨黄浦江、跨东海的桥可以看到上海空间的剧烈变化。第二个关键词是关系。丑丑和李阿姨是收养关系，家庭关系包括血缘、婚姻和收养，《一个叫做家的地方》影片中家庭关系是比较完整的，家庭关系越复杂，内部结构越有故事。还有就是邻里关系，社区关系，我们更希望做历史研究，从一个面来看时代的变迁。人物、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内部的教育关系、代际之间的教育观念的变迁。
罗薇：最近聂欣如教授发表了《为上海改革开放留下“倩影” ——上海纪录片40年》的论文， 仿佛是这场活动的前奏，不知道聂老师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要分享的？
聂欣如：影片展现了人情世故。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芥蒂，沟通和情感是没有间距的。丑丑的亲妈在旁边，丑丑做的不对，李阿姨一样抓起拖鞋就打。这种打，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这种亲密感在今天是消失了的。我们仔细看片子，只要带一点仰，后面的一线天，高楼就会出来。随着高楼的拔地而起，这种生活的亲密感逐渐消失。没有身份地位的干扰的平和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少。
罗薇：这个片子是拍了三年，素材应该很多，听说还有不同版本。我想知道您做了哪些取舍，还有哪些片段是您本想放进来和我们分享的？
王小龙：一个是为了减少他们家的压力，一个是确实有需要。连同他们家一共拍了4家，同等分量，原本想剪一个宏大叙事，但是剪出来谁都不认可。然后我只能把这一家抽出来。然后就去玩儿去了，谁知道，反而被领导看上了，说是一部了不得的片子。我其实还蛮用功的。爷爷奶奶辈就跟这个国家一样，他们走的很艰难，每个人都承载着历史意义。你们这些小年轻，应该给他们多拍拍。但是不管你技术多牛，拍三天的不要和三十天的比，一个月的不要跟三个月的比，你就拍了一个假期的，不要和拍了两个假期的比，你肯定比不过他。纪录片讲到底了，就是拿时间和耐心在拼搏。
罗薇： 90年代是上海纪录片的黄金时期，电视台为创作者提供了理想的创作环境，所以我们很好奇，现在电视台做片子的选题和制作跟你们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王小龙：这个问题可太难了，我说实话就有点今不如昔了。今天的小朋友别说三年，就说一年吧，跟我耗在里弄的，没有！就算我们有一伙人愿意，不要钱，领导也不同意。别人做日播节目，每年四、五条，你一条也做不出来，没有效益。
聂欣如：2000年的这个片子其实是在中国纪录片美学转型时期。90年代末已经出来《新闻故事》这样的节目，搬演成了不可遏制的浪潮。改革开放到了2000年，收视率放在第一，成为一股风潮。在这样的关节口，体制内出来了这样的影片，它在美学上坚持了一种纪录片应该有的东西，不会为了娱乐、金钱所左右的理想主义，这是这个片子弥足珍贵的原因。
文军：拍摄之前是主题先定还是在拍摄过程中，由素材决定主题？
王小龙：每一个片子都不一样。历史不可能拍，我只关心我能拍到什么。体制内，每两个月会开会，提出选题，提出问题。我会问“你有多大把握拍下去？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每年都有半途而废的，没有人可以包打天下。家里接电情况、房间光线、朝向、上下有没有装修的，是不是家住飞机场附近的？体制内编导有责任，得考虑摄制组吃饭的情况。你有多大的把握去卸下被摄者的防备去拍摄。
文军：那你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也是？
王小龙：写了很多页，但是没有完整的构想。片子难在人物的判断。我们是四个上岁数的有家庭的男人，更容易获得居民的信任。我们还可以和居民聊聊天，“红烧肉，努力放糖，放酱油”。我比较适合待在底层，你让我拍白领，我没办法的，我不了解。纪录片我不喜欢导演的称呼，我们其实是作者。我们导的是自己，是技术手段，导灯光、大场景。后天女儿出嫁，吃顿饭符合逻辑吧，但是小的细节不导，怎么坐，那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儿。大概有个安排，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只要量够，拍成什么样，我都能给你剪起来。
4. 展后访谈-同学互动
同学：出嫁的部分我很感动，但是如果您来拍我家，我肯定会很不自在。您是怎么拍出这么自然的效果的？
王小龙：时间关系。因为一个人，他老那么端着，很累。15分钟以后就好了。15天，他根本当你假的。我们一进去技术掌握两个月，这两个月的素材，我们后期碰都没碰。一个是各种光照、环境的比较；第二是让里弄的人熟悉这台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