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友研讨会】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
【引言】在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如一道惊雷，突然在中国大地上炸裂，并迅速以摧枯拉朽之势由南到北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帝国结构内部的各个阶层，从平民百姓、各级官僚到封建统治者都被这种通过获取他人发辫、衣襟便可盗取他人灵魂精气的妖术恐惧所动员。一个谣言，一份焦虑的情绪，一种全社会的歇斯底里。作者从一个极小的创口切入，揭露出一个在权力和威望近乎巅峰的盛世之下赤裸而真实的历史现实。更荒诞的是，这种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一演再演。这位外籍作者向译者，也向所有中国读者发问：“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时间：2018年11月7日13:30—16:30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人文学术沙龙中心
主讲：白华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
主持：路鹏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特邀嘉宾：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叫魂》的中文版译者之一）
对话嘉宾：
张振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邰浴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研究员）
于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李同兴（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满方（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甘莅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夏冰青（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
邹月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张文洁（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2018年11月7日下午一点半，三友传播学术沙龙第二十二讲——“即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研讨会在闵行人文学术沙龙中心如期举行。当日大雨淋漓，凉意沁骨，但仍有不少师生冒雨前来，聚集在会议室内殷殷等待研讨会的召开。与会师生共同围绕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叫魂》一书展开热烈讨论，到场的师生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当下社会发展现状提出见解，观点碰撞，思想荟萃，畅所欲言。
【开场介绍】
华东师大传播学院副教授路鹏程作开场介绍
【路鹏程】：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刘昶教授。刘老师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白凯和黄宗智（两位著名汉学家）。刘老师也曾先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纽波特大学以及国内的复旦大学任教，对东西方的学术圈都有着比较精深的了解，可以在今天的主讲白华康同学汇报之后进行一定的补充。
有一点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传播学界的人会对这本书有如此大的兴趣？我想可能是因为大家对历史故事的兴趣远远小于对于谣言本身的兴趣。大家希望弄清楚几个问题：谣言为什么产生？如何扩散？对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当我们回过头反思这一历史事件时，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迪？
这是一场发生在康乾盛世之下的谣言，今天的中国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类似于盛世一样的时代。但时至当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和这个故事类似的那些事情，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机制在发生作用？我认为刘昶老师在本书最后译后札记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於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来探讨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主讲人汇报】
华东师大传播学院研究生白华康同学主讲
《叫魂》一书缘起于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的“叫魂”事件。因为这本书的写法并非是将一整个事件和盘托出之后再加以讨论，而是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缓缓推进。因此，白华康同学想先为大家梳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再通过几个问题来具体谈一下孔飞力先生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
“叫魂”发端于江浙地区的四个典型的叫魂事件。平民百姓受恐惧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盗取他人灵魂为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生病或立刻死亡。官僚们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无需将此事上报天子。但天子却通过在民间官僚体系中的眼线得知此事，大为震怒，从此更坚定了彻查“叫魂”案的决心。在这其间，有两点关键——“剪辫”和“江南”似乎触动了乾隆皇帝敏感的神经，使他意识到，叫魂一案很可能会对整个帝国政权的稳固带来威胁，于是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这也间接地助长了叫魂案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恐慌，使得整个帝国都被蒙在了妖术恐惧的阴影之下。随着案情不断推进，真相终于大白。原来此事只是庸人自扰的一场丑恶闹剧，最后只好草草收场。但在这一过程中，无数无辜百姓就此殒命，被诬告的僧侣乞丐病死狱中，官员降级革职流放。没有所谓的阴谋造反，只有“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
Q1 白华康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即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他总结道，原因有四：其一，镀金时代之下的暗流涌动。虽然处于盛世之下，但现实却是人口激增、通货膨胀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人们生活在拥挤而竞争激烈的狭小空间中，大量人口被迫向社会底层移动。其二，魂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自古以来便存在着“灵魂”（魂）与“躯体”（魄）可以经由一定手段分开的观念，这便为妖术恐惧留下了可以操作的空间。其三，“受困扰社会”的典型心态。在父系继承、死亡率高的传统社会中，无权无势的人们天然存在着对生存的焦虑、不安、恐惧的社会心理。其四，天子的推波助澜。乾隆皇帝在案发之初深信，有人意图在背后操纵剪辫妖术来挑起对大清帝国、满族统治的仇恨，意在谋反。此外，官僚机器的腐败积习也使他坚信江南-士大夫文化的毒痈日益耗损着帝国的活力，因此他对叫魂案的清剿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热忱。
Q2 第二个问题是“乾隆皇帝为何如此看重源起江浙的叫魂案？”白华康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作为外族统治者，乾隆皇帝始终存在着对政权合法性的追求和政权被颠覆的忧虑。这其中涉及到“剪辫剃发”的文化隔阂问题。此外，在乾隆皇帝眼中，由汉化带来的腐化问题尤其严重。乾隆的矛盾点在于，他既希望能树立并保持满族的文化典范和民族特性，却又不得不借用汉族的文化制度来协助统治，从而导致满人甚至整个国家不断汉化的事实。而汉化（奢侈腐败风气）的根源直指江南地区。
Q3 第三个问题在于“（叫魂案）为何总是僧道、乞丐（受到指控）？”对统治者而言，这一类人群四处游走，游离于控制之外，是不稳定因素；对百姓而言，他们是社会边缘分子，是闯入社区的外来者。“外来性”几乎可以被认定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索。正如孔飞力在书中指出，“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
Q4 “本是地方性事件，（叫魂）为何会发展成全国大恐慌？”孔飞力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政治罪和官僚君主制。乾隆皇帝想要维护自身利益、巩固政权就需要以“政治罪”为手段不断诉诸专制无常的权力，利用叫魂这一非常事件，以清剿行动中的表现作为标准进行赏罚，以强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清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对妖术的恐惧和被惩处举报的恐慌也随之加深。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昶，《叫魂》中文版本译者之一
【刘昶】刘昶教授作为《叫魂》中文版的译者，同时也是在场唯一一位与孔飞力本人有过交流的学者，对孔飞力的其他作品、研究视角与学术观点进行了普及性介绍，同时对《叫魂》一书也谈及了自己的理解，与主讲白华康同学互为补充。
他向我们介绍，孔飞力一生出版过四本书：分别是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和《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尽管著述不丰，但每一本书都很有影响，引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风气。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孔飞力的博士论文，在这本书中，他作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二代学者，其研究视角直接挑战了以他的老师费正清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所主张的“冲击—反应”、“传统-近代”等主流范式，认为应从社会的外部视角转向透视社会的内在肌理，从中国内部社会和自身的历史现实出发，来寻找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和原因。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认为中国真正的近代转型是从太平天国开始，而非当时学界主流观点——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此外，他也从广泛地研究中国整体的宏观历史转向了地方史，从上层政治转向底层社会。他认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军事化（如团练、团勇和地方军）和权力扩张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动力之一。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实际上接续了第一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孔飞力深刻指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如何才能使得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同加强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目标协调起来？如何才能使政治竞争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如何才能使国家的财政需求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尽管这本书很薄，却反映着孔飞力对中国近代转型、从19世纪到当下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
关于《叫魂》这本书，刘昶老师具体谈了三个故事、一种焦虑和两大主题。他认为孔飞力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普通民众思考着如何防范不可见的威胁，以保住仅有的温饱；官僚们思考着如何控制信息与“维稳”，以保住乌纱帽；君主则思考着如何预防谋反与控制官僚，以保住社稷江山。
不过像叫魂案这样荒诞不经的事情，居然会演化成为一桩波及全国的“大案”和“要案”，是因为乾隆皇帝在背后的推动和操纵。由此折射出来的，是潜藏于乾隆心中对盛世光鲜表象背后的大清帝国统治的合法性焦虑。因此对乾隆来说，清剿叫魂案就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治安问题，它也是一个维持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根本问题。当然，在满清这样的专制社会，合法性是言论的禁忌，无论对君主还是对臣民来说，公开讨论合法性就意味着“合法性有危机”。所以乾隆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把合法性焦虑隐藏在心里，正是这种深藏的焦虑推动着乾隆把对叫魂案的清剿一步步推向高潮。孔飞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挖掘出了乾隆内心的这种深层焦虑。
叫魂故事背后隐藏着两大主题：即官僚君主制下的控制论难题，及“受困扰社会”与叫魂危机的社会根源。刘昶老师谈到，对信息的掌控是任何一个权力体系和组织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结合控制论、信息论的观点，任何组织运作都可能包含两类问题——“急性问题”和“慢性问题”。解决急性问题多半是为了维持现状，在本书中就是指解决突发的“叫魂案”；本书中讲的到官僚的惰性则是体制中的慢性问题，解决慢性问题，必须打破现状，进行制度创新或再造。人们通常只注意解决急性问题而忽视慢性问题，长此以往，会给整个组织带来极大的负担，甚至摧垮组织。
叫魂危机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孔飞力认为，近代前夜的中国是一个“受困扰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广泛弥漫于社会的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相互敌视。每个人都想通过牺牲他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由此，整个社会戾气横生。孔飞力 “受困扰社会”的概念实际上源于莱斯特•瑟罗对“零和社会”的阐释。在叫魂案中，僧道、乞丐成为整个帝国合力攻讦的对象。类似的情况我们在半个世纪前的文革中也看到，不少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私人恩怨的清算。甚至在当今社会，也能看到这样的丑陋现象。前几日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也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他人的悲剧。如何超越零和社会，实现多赢与共享，或许是我们当下建设现代中国与和谐社会所应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
【邹月华】同学首先就《叫魂》一书中，底层社会的流动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困惑。
他梳理了孔飞力书中对这一群体的阐释：一、由于人口激增所导致人地关系紧张，大量人口被排斥于土地之外；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关联日益紧密（人口流动），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三、流民群体成为谣言扩散与传播的重要中介。
他将三个典型时期人口流动的社会动因与意义进行对比，试图说明将僧侣、乞丐等流民归结为妖术祸乱的源头及影响因素或许是存在偏差的。他指出，与叫魂案中的人口流动依附于整个封建大背景不同，有学者（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沙垚、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赵旭东教授）就曾提出在我国六七十年代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时期，稳定的人地关系下的流动人口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在当下社会，民工潮和从乡村到城市游学的群体流动则需要用现代性概念来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正面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传统社会中的流动人口定义为落后或是危险的，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地位的低下就意味着个人品质的低下，流动的社会生命就必须被视为社会的危险或威胁。
更重要的是，我们读 《叫魂》这本书，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去回应或观照当下流动人口的生存问题。
随后，【刘昶】老师对流动人口的问题做出了回应。他提到，帕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中国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并非是我们想象中停滞不前的状态。孔飞力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帕金斯的计算基本上是根据官方统计的人口数目，而真实的情况是，大量的流民脱离了原有的土地，也脱离了官方统计，直至今日，历史学家对他们也缺乏一个准确的估计数字。这一人群处于整个社会中的最底层，贫无立锥之地，没有财产，没有土地，讨不起老婆，只能到处流浪，成帮结伙地去深山里伐木、开矿。最后实在活不下去了，便成为社会的动乱之源，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都是如此。
但这和80年代以来的农民工问题又有很大区别。明清时期的大量流民是为生存所迫，被迫离开家乡去流浪。但今天的农民工离乡进城是因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我们今天亟需关注的，其实是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的生存困境。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一系列（相对于城市人来说更难）的生存难题及政策歧视使很多农民工最终不得不逃离城市。对于农民工二代来说情况更不乐观，他们自小在城市长大却无法在城市生根，他们也无法适应乡村生活。故乡，对他们而言，真正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
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应该为这一群体提供足够的保障，包括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及教育医疗条件等，让他们能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扎下根来，真正产生一种归属感。如果不能让他们也享受到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成果，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讲，就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危险。
【张振华】老师从政治学角度对叫魂事件进行了四点阐释。首先，他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帝制时期（统治者）为什么经常进行 “运动式治理”？他认为，尽管专制权力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个人，但权力却需通过官僚体系行使。皇帝在执政过程中经常伴随着权力旁落的不安全感和对官僚机制（权力真正的施为者）的不信任感。运动式治理或者针对一个案件的小题大做，有其制度性根源。
他还指出，任何权力都需要规则，比如规章制度对常规权力形成一定约束；但另一方面，规则对于规则制定者本身也是一种约束。规则不仅让官僚权力（常规权力）受制，也会让君主权力（专制权力）受损。基于这一原因，专制权力就无法将它的权力基础完全规则化。因此，专制权力必须保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和自主空间，使之有能力在必要时刻突破规则。
张老师还谈到 “大分流”问题，指出不同社会体制对同一问题的回应也不尽相同。他提到，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有讨论“为什么英国能率先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其答案是，除了对表面问题和应急性问题进行回应外，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使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了更大程度的包容性。但正如在叫魂案中表现的一样，我们应对类似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法却不尽如人意。
最后，张老师还谈到一种困惑——尽管有些谣言是如此荒诞不经，为何还总有人愿意去相信？他从书中得到的答案是，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与自己立场偏好相一致的信息去表达，尤其是在经济上不安全、竞争压力过大、生存环境复杂的时刻。
【刘昶】老师就运动式治理与官僚君主制的问题对张振华老师进行了回应。他指出，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观点，专制的君主权力与官僚制度是不能相容的。因为君主要求无限的、不受约束的、超越规则的权力，而官僚制度恰恰是按照行政规则去运作，如曼海姆所言，官僚制最大的特征就是要把所有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因此这两者是一种张力的存在）
但对于君主来讲，在所有日常行政的正常运行面前，他是多余的。任何一个有为的皇帝，他都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摆设。面对这种失落和忧虑，君主希望通过一些手段将权力重新夺回。同样，毛泽东对官僚体制的种种批评，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想通过运动的方式将权力重新掌控在自己手中。
但是运动式治理虽然一时有效，却不能长久，甚至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种不可持续性具体表现三个方面：第一，这种超常规的、非理性的、介入式的权力会得罪很多人，对官僚群体和整个社会都会造成很大冲击。叫魂案中的乾隆、毛在文革时期的所作所为，都是突破规则制度，以非理性的方式动员整个社会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里可以将曼海姆的话反过来讲，专制君主的思维定势就是要把所有的行政问题尽可能地上升为政治问题。第二，这种非理性的专制权力对理性化的常规权力的冲击，会让所有人丧失安全感。这种以政治正确为名的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会为人所利用，成为清理私怨、相互攻讦的武器。这与人们希望对生活有一个合理预期和规划的本能是相矛盾的，任何人都无法忍受长期在一个没有理性、没有安全感，也无法对明天有合理预期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第三，每一次运动式治理的结果都可能会发生一波非常强烈的官僚制的反弹，这种反弹可能会对整个政治体系带来重大的影响。
当然，官僚制本身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社会（如美国）试图通过四年一次的选举完成官僚体系的清洗和更新，也通过机构监督、民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尽可能地避免负面问题的出现。总的来说，如何克服官僚制的弊病，又不用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实际上是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甘莅豪】老师试图去回答两个问题，即谣言扩散与权力来源的问题。他指出谣言传播与社会的信息开放程度（外部）以及谣言的内容本身（内部）密切相关。谣言传播的根源在于闭塞的信息环境。与谣言发源地越近的人越有可能对信息的真假做出准确判断。尤其与西方对比，中国传统社会还是一个信息不开放社会，这就给谣言肆意流传扩散以土壤。另一方面，相比社会性谣言，谣言内容一旦与宗教（或者说意识形态）有关就具有一定煽惑性，容易引起全国性动员。在封建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生儒家意识形态与佛教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果在当下，也可能发生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
而谣言（社会冲突事件）之所以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根本上还是与权力的来源有关。马克思•韦伯提出，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消长互斥的，一种权力的增长膨胀意味着另一种权力的萎缩削弱。 而金克木从另一个视角指出，皇帝的权力来源于运动，也来源于制衡，外戚、宦官和官僚等外部势力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如果没有熟练地制衡）皇帝的实权可能只是一个“虚位的零”，本身并不稳固的。因此皇帝时常需要通过一种运动式的治理和制衡性的权力来实现作为统治者的存在。
【夏冰青】老师指出，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对百姓、君主和官僚体制三个维度的分析是基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着重分析制度背景、政治权力与经济因素对于叫魂事件的决定性作用。但夏老师从学科视角出发，认为叫魂事件作为一种民族、民间信仰，是有着深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基础的。如果仅从他者的外部视角远观，如果忽略事件自身的文化动因，如果无法真正走进民族文化的田野里，势必会造成认知局限。
【刘昶】老师认为夏老师提出的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他指出，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以经济社会史为主，也注重从经济社会的视角去讨论问题。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们才渐渐转向关注大众文化，做新文化史的研究。希望今后我们能看到更多中外学者对中国民俗民间文化的研究。
会议过半时，传播学院18级博士生张文洁向刘昶老师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叫魂》这本书在孔飞力一生的著作（四本书）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在学术界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对此，她也谈到了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孔飞力的前三本书实际是一脉相承的，他的博士论文开启了从外至内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而《叫魂》一书可以看做是对第一本研究视角的沿袭，从一个具体的论据切入，探寻中国社会本身是具有向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因的。
第二，对于一个非政治和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本书的选题内容和研究方法能够带来哪些启发？（这是涉及读书方法的一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刘昶】老师向我们介绍，《叫魂》这本书在孔飞力本人的研究中其实是一个意外。孔飞力一贯关注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问题，尽管这本书与它没有太多直接联系，但是却为我们描述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前夜的真实状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扰有哪些。而这本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这本书的确好读。从一个个案出发，把故事讲得既圆满又精彩，而且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像侦探故事一样，同时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又可以提供深层次的思考。这就是这本书的成功之处。
对于第二个问题，刘昶老师拿士绅阶层举例，指出孔飞力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某些问题，仍以另一种形式在现代国家中存在。（这便可以从历史观照现实，有了从历史研究中挖掘解决现代问题的可能）再比如，孔飞力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政治参与与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的问题、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这些看法对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邰浴日】做历史研究同样可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某种意义上，优秀的历史研究不但可以解释历史，甚至还可以解释现在和未来。因为在某些制度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些事件很可能会不断地重复发生。只有对历史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和追问，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更有建设性的方案来实现改进。
《叫魂》一书追问了专制权力为何总是采用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去进行统治？原因有二，其一是专制君主内心深深的合法性焦虑，其二是专制君主希望以此去动员和控制官僚，使其与自身立场保持一致。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叫魂案得以发生的这种制度性背景是否有可能予以改变？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对专制君主的权力进行限制，另一种是对官僚体系开刀。在此可以举横向和纵向两个真实的历史案例来予以说明。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通过《权利法案》对国王的权力加以限制。概括来说，就是确立了如下两个原则，即“王在议会”（King in the Parliament ）和“王在法下”（King under the law ）。此后，英国议会的权力逐渐从上议院转移至下议院，选举权逐渐扩展至所有成年公民。通过限制君权与制度革新的方式，实现了对政治权力的授予、限制和监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治家与官僚体系如何切实向民众负责的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正如叫魂案末期有军机大臣向乾隆皇帝谏言，五六十年代也不乏有高层官员向最高领导人进言，但后果却是众所周知的。当权力不受限制，就能够轻易消除不同意见，这样国家就失去了基本的纠错机制。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就可能会向着一个更加疯狂、更具伤害性的方向发展。正如孔飞力在书的最后提及的那样，“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中，以阻挡这种疯狂。”
【甘莅豪】老师肯定了邰老师从更广泛地全球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但他同时也提醒大家：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乾隆皇帝所处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并非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除了要看到两者的一致性，也要明确这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别。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其一是统治权的合法性。古代皇帝不仅具有世袭罔替、血缘继承上的制度合法性，同时也具有“受命于天 ”“君权神授”的观念合法性。其二是制衡因素的存在。韦伯认为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张力的存在（这两种权力存在相互制约的可能性，但这种制约是不平等的）；金克木在这组关系中又加入了外戚、宦官等其他势力。（官僚也可以与君主站在一起对抗其他势力）
但回到当下去看，这两类因素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国家中最高掌权者（国家领袖）的悖论在于，他也只是属于官僚机制中的一个官僚，但同时又想要将自己拔高于官僚体系之外。掌权者想要凌驾于官僚体系之上，但一没有血缘合法性（这与现代民主制度相悖）、二没有天命合理性（这与唯物主义思想相悖），因此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式治理来实现政治目标。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情况可能会长期存在。但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去解决？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李同兴】老师则从另一个新颖的角度来解读盛世之下神巫类谣言的传播机制以及底层政治秩序的势力纠缠，这给在座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针对第一个问题，李同兴老师抛出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关键词：危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之下的神巫类谣言。
他认为单从社会—经济视角（经济繁荣、人口激增带来底层焦虑）去解读分析整个叫魂案是有偏差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将一个王朝的兴衰历史划分为初世、盛世和危世三个阶段，那么初世的平民百姓可能存在机会焦虑，危世对应安全焦虑（因而危世的百姓应当对谣言更加敏感，谣言传播也会更加猖獗），而盛世之下的人们又在担心什么？哪些人在担心？李老师认为有三点：健康、未来命运和精神归宿，他认为这三点才是解释盛世危言之下神巫类谣言传播的钥匙。
李同兴老师还指出，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不乏有这样的事情（宗教神巫类谣言）出现，秦始皇寻神药以求长生不老，唐朝迎佛骨，宋朝迎佛牙，文革时期的（68年底）打鸡血的荒谬疗法，甚至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的“气功热”与近些年以王林为代表的气功大师出现。更为荒诞的是，聚集在这一群所谓“大师”背后的人群不是无知的底层民众，而恰恰是一部分有权有势的官僚、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不少部长、局长、教授、明星等人身边都有大师的身影。）
回到叫魂案中，最令乾隆恐惧的、如同鬼魂一般挥之不去但又从未现身的，其实是那两位背后的大师。乾隆所忧虑的同样也是大师们与地方的权贵官僚、知识分子（士绅阶层）的联合。浮现在叫魂事件表面的是僧道丐尼，背后隐藏的是两位“看不见”的大师；被推到事件最前线的是底层民众，但民众背后还矗立着隐身的士绅。（士绅的暧昧正基于此）因此，在这一故事中，没有大师，但有两位隐身的大师；没有士绅，却有隐身的士绅。
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底层官员来说，他们似乎对大师既爱又恨，既有对所谓大师的不屑与轻视，又常怀一种担忧——万一这位大师的本领是真的呢？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促使地方的官僚权贵阶层与这一类神巫、术士、大师之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叫魂案发生之初，各地官僚的第一选择是隐瞒（而不是上报）。
（甘莅豪老师）补充道，在这种复杂的底层政治秩序下，（叫魂案中）既有资本，有政治权力，又有宗教领袖，几种势力交错组合的确可能对皇权造成重大的威胁。
最后，【刘昶】老师对学生提出的“叫魂案或许是乾隆皇帝故意挑起以针对某个人的阴谋论”的说法表示并不认同。但乾隆皇帝的确想利用叫魂案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搞清这一事件背后是否有谋反的意图；二、整肃官僚。乾隆显然认为，无论是谋反者还是官僚，都对他的皇权统治造成了一定威胁。
（李同兴老师还补充道，事件前期还是有一定逻辑的，但当权者发话后，下层官僚却以此为令箭，小题大做，使得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导致很难收场。）
刘昶老师也指出，当权者发动全社会的运动来推进政治目标常常会走向反面。因为社会运动一旦发起，就很容易失控甚至变质。历史上很多类似事件后来的发展都超出了发动者的初始动机，很难说是阴谋论，但就像是把魔鬼从瓶子中放出来，最后却难以控制了。
（文字整理者 华东师大传播学院研究生 刘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