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18日，首届“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发轫与传播、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曲折与艰辛等主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简称“亚马所”）正式成立，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亚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传播历史与现状研究，其中特别关注中国台湾问题在整个亚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位置与意义。现阶段亚马所将以台湾人民左翼运动为研究重点，并计划将来逐步扩展到全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
揭牌仪式上，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亚马所所长吕新雨为亚马所特聘研究员沙海林、吴国祯、季平、吕正惠、徐胜、蓝博洲颁发聘书；90岁高龄的台湾老革命家陈明忠也是特聘研究员之一，吕新雨将亲自把聘书送至他手中。
仪式现场，大陆、台湾、国外的三名学者代表分别为亚马所成立致辞。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吴国祯结合自身的成长留学经历，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对他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理性、科学的理论；其次立足于人本、为人而服务，是由实践出发的、真理的力量所在。
台湾嘉宾代表、人间出版社发行人吕正惠表示，亚马所成立对台湾地区学者有重要意义。他提到，历史上台湾社会主义者曾经是最重要的中国抗日力量之一，也曾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把台湾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殖民者、并参与祖国大陆反帝运动的关键；而今天亚马所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台湾乃至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上，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作用。
国外嘉宾代表、韩国又石大学东亚和平研究所所长徐胜则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社会的最新传播和发展状况。他谈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社会已不再是“可怕的对象”，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他提醒大家要正确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帝国主义民族斗争的理论，是实践的方针。他希望亚马所为追求“实现劳动大众、无产阶级解放”的理想而努力，成为一个拥有现实斗争精神的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亚马所所长吕新雨也在揭牌仪式上提到，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而“一战”的结束、“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列宁所提出的和平协议分是不开的，亚洲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由此而生。吕新雨表示，亚马所将努力链接亚洲进步力量，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致力于世界和平，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徐胜：为东亚民族解放斗争而活
揭牌仪式后，韩国又石大学东亚和平研究所所长徐胜发表了长达一小时的主旨演讲，回顾了他“为东亚民族解放斗争而活”的一生。
徐胜1945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当时正值美军登陆冲绳，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旗摇摇欲坠；作为在日朝鲜人的徐胜，在日本社会浓厚的排外氛围中萌生了最初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上高中后，国际国内的种种大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开始阅读大量左翼思想与历史著作，还通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领略了中国革命的震撼，对此产生兴趣。
越南战争打响后，“朝鲜半岛将成为第二战场”的论断甚嚣尘上，徐胜开始相信，在日本饱受歧视的朝鲜同胞问题也需要通过反美自主、民族解放、反独裁斗争来实现的民族统一获得解决。于是立下了学好朝鲜语、深入了解朝鲜社会的目标，1968年，徐胜前往韩国留学，却意外卷入政治斗争，被韩国军方情报机关逮捕，开始了长达19年的监狱生活。在狱中，徐胜结识了大力推动韩国民主化进程并在日后成为总统的金大中、一批正统派朝鲜革命家和其他各种思想政治犯，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更深刻地理解了朝鲜革命史最真实的一面，以及韩国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是监狱，让我对政权、人权和作为暴力机制的国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它虽然夺走了我宝贵的青春，却也让我深深融入到了祖国历史进程的脉络之中。”徐胜说。
1990年，徐胜被释放时，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开始支配世界，在这种形势下，徐胜以美国为根据地，辗转于日本、欧洲、中国台湾等地，以自己在监狱中的所见所闻，呼吁释放入狱三四十年仍未变节的韩国政治犯。在此过程中，他关心的重点逐渐从人权问题转移到了和平问题以及东亚近现代史中的帝国主义问题，从台湾的老革命家那里，他感知到了斗士的真正面貌，赞赏他们在反帝抗日斗争中的不懈努力；通过数十次访问台湾，徐胜了解了美日东亚统治的真实情况，也继续找寻反美反日中东亚联合斗争的线索。
徐胜认为，在“历史终结”的时代里，叫嚣着马克思主义即将毁灭的人不在少数，但在现实的矛盾中，唯物辩证法才永远行之有效。东亚人民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通过在人民和民族解放过程中对帝国主义的否定，逐渐实现了历史的正义，推翻了帝国主义，之后又展开了对解放全人类的展望。“民族解放斗争的核心是自主、自立、主体，”徐胜说，“我为东亚民族解放斗争而活，不知今日能否看到光明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发轫与传播
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东亚的发轫与传播”的主题，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研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大田英昭介绍了“社会主义”概念在日本的传播。
明治学院大学教养教育中心副教授郑荣恒则探讨了在日朝鲜人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他提出，在日朝鲜人的各类社会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式接受始于1920年代。由于日本对朝鲜实行殖民支配，大量朝鲜人被迫离开故土东渡日本；从朝鲜王朝/大韩帝国末期开始已经有前往日本的留学生，“日韩合并”之后在日本主导民族运动的也是留学生们。不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节点劳工开始增加，由此1920年代开始在日朝鲜人的劳工运动也正式启动，马克思主义也就对朝鲜人学生和劳工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重大影响。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邱士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状况。他发现，1920-1940年代在中日两国各自出现并相互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译本都曾在最初期显示出浓厚的政治经济学有限论倾向，但由于苏联在30年代批判有限论并肯定广义政治经济学，加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亟欲对“中国仍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做出论证，终使有限论倾向得到克服，从而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登场清空了障碍。
此外，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周展安讨论了十月革命与192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的转向；而彰化师范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徐秀慧则从鲁迅和叶荣钟的杂文出发，探索了两岸的1930年代。
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曲折与艰辛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为“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曲折与艰辛”。台湾作家、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蓝博洲在现场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展示了台湾青年郭明哲在一个禁忌的年代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他的信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又为这一信仰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蓝博洲认为，郭明哲个人的经历也反映了台湾的一段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向芬则阐释了“双战构造”中“二·二八事件”的媒体记忆和话语转换。她指出，“二·二八”事件是国共内战的延伸，这一解释更符合历史连续性和真实性；而所谓新台湾史书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1949年后的两岸状况与美国直接主导亚洲地区的“冷战”格局有直接关系，因此无论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都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下。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陈伯谦探究了旧“台共”与省工委（全名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战后组织工人运动中的承继与开展。他聚焦于1945-1950年，通过搜集这期间台湾工人与工会运动相关的剪报、政府档案、民间史料与口述访谈等，提出应将这段过去长期遭到忽略的期间，定位为台湾的第二波工人运动高峰，并进一步探讨与初步厘清1928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旧台共）成员，以及1946年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运作，在这一波工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帮强对指导台共建党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彭荣”身份进行了分析，对“彭荣是彭湃”这一说法进行了论证；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张立本则借助《野草》刊物研究了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期间的台湾省邮电工会案。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