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大夏传播论坛（2018）“却顾所来径：改革开放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反思”学术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圆满闭幕！

12月2日上午，首届大夏传播论坛（2018）“却顾所来径：改革开放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反思”学术论坛继续上演思想荟萃之交锋论争。

论坛第三场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满方老师主持，主题是“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的反思和想象”。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誉教授钟蔚文以“AI 來了, 传播学的春天/冬天还会远吗？”为题，首先拉开了上午讨论的序幕。钟蔚文教授认为，AI时代是文明演化历程中经常出现的危机，它或将开启物种灭亡的危境，但同时也提供了新人崛起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传播学的危机是知识的危机，传统的传播领域知识体系有过时的可能。因此，传播学院应以创造新知识体系，重建传播学为己任。钟教授由此提出要从“瘦知识（knowledge-lean）”转向“富知识（knowledge-rich）”、从“独夫（person-solo）”转向“赛格人（person-plus）”、从“现在取向（present-minded）”转向“未来取向（future-oriented）”这三个范式转向，重建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赵月枝以“否定之否定？从中西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为题，围绕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西方传播学者到中国访学的故事，反思了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发展历史。赵月枝教授提出，美国冷战“传播学之父”施拉姆1982年对中国的学术访问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播学科发展的奠基之访，并以此为主流。然而，在美国本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主流”可言。此外，早在1970年代加拿大批判传播学者思迈斯曾带着到中国来研究和讨论中国问题的热情两度访华，并且留下了对中国传播和社会发展具有方向性指导意见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调研报告。丹•席勒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延续了思迈斯的问题意识和对中国持续的关注。因此，她认为有必要考虑重写/续写中外传播学术的交流史。此外，她还以美国第一部传播学国际百科全书为例，讨论了应该超越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来看待“主流”还是“批判”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冯应谦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和亚洲传播研究的发展”为题，探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播学发展状况。他提出，因为语言、文化和发展程度方面的近似，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日本在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的发展上有相同之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传播学基本是以西方的理论范式为主导，同时随着西方的发展而发展，基本没有中国或亚洲的独到见解，而理论的研究又多以理解、分析、翻译西方理论读本为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于传播学去西方化的反思出现于西方（包括一些在西方的东方学者），主要观点包括认为西方理论具有意识形态，应该承认西方和中国/亚洲的传播模式具有不同之处，提倡适用中国/亚洲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随着传播学“中国化”和“亚洲化”的出现，过度强调亚洲话语和全盘去西方化的情况开始抬头，同样应当引起重视。所以冯教授认为，中国/亚洲和西方传播学应该走向对话，找出共同的传播理论和模式，应该强调和而不同。

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赵月枝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王晓红以“超越单向度的传播研究范式：试听交互传播的思考与展望”为题，从视听技术的发展和实践来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转移。王晓红教授提出，今天已经是一个“无视频，不生活”的时代，全新的视听传播形态带来的是传播关系的根本变革，传播主体化和个体赋权是这一形态的特征。视听传播形态的全新性体现在“本质性互动”，即“不断追求身体感觉丰富性的还原”和“不断追求交往互动的深化”。对于视听交互传播的未来展望，王教授认为，首先，要能更好地参与，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共构内容生产，让用户成为新的生产力，激活用户参与的动力包括参与社交的功力；其次，要更深地“带入”（互动），内在地促进人的交流情境，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信息；最后，要更好地服务，考虑内容生产、消费、平台、环境之间如何形成有机的互动关联，从而相互依托来成就内容的最大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国松以“中西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常见问题”为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比了中西传播学之间的差异。邵国松教授首先分享了指导博士做研究的基本路径。他认为，真正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地追寻问题答案和理解现象的过程，“确定研究主题，进行文献回顾，选择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报告结果，重复研究”，这是一个系统的、基本的研究路径，各个步骤都不应忽视和遗漏。此外，要明确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差异和基本过程。随后，邵教授对比了中西传播学的研究现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以“历史的消逝与‘生活在别处’：中国传播学建设中的现代化偏见”为题，从米尔斯对帕森斯和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入手，对中国传播学建设进行了反思。吴靖教授认为，当下以及很长一段时间美式传播学对中国媒体研究的学科话语具有主导权；美国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着去历史化的宏大理论和去政治化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趋向，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将导致科研与认知能力的退化。因此，在此基础上的中国传播学建设的问题就显而易见了，对不同学科话语的功利性选择和重新组装；在运用和研究传播学理论时，对具体历史、时空、社会条件的无视；对现代性问题的高度简化与形式主义调用；对公共性、权力、正义等议题的科学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回避，这些问题都将制约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吴教授认为，中国传播学建设应该重回历史化和语境化。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陈炳宏以“苍苍横翠微！望文不生义？两岸传播学术‘书同文’之倡议”为题，由他参阅大陆40年来的传播学相关研究时的困惑，认识到两岸在传播学研究方面存在沟通上的困境甚至歧义，因而对两岸传播学界有“书同文”的倡议。陈炳宏教授首先回顾了两岸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脉络，并介绍了当前两岸新闻传播学术交流的类型，其现状是：以个人的、短期的、机动的、非正式的为主，且变动性大。他倡议从四个方面改善当前两岸传播学术交流的困境：第一是合编“华文新闻传播辞典”；第二是期刊互设“两岸新闻传播专题论坛”；第三是统一“华文新闻传播学术写作格式”；第四是合力推动两岸重要新闻传播议题的研究计划，如“媒体素养教育研究”、“经典名著传播研究”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以“传播、发展与社会变革——改革开放40年来传播与社会发展学科建设的路径、方法论与实践”为题，着重从实践层面对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建议。通过参与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儿童的公益项目，抗击人口拐卖、抗击艾滋病的公益运动，通过发起针对乡村文化的传播工作坊，卜卫教授认为，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是要探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不同的发展参与者如何使用各种传播传统或适宜媒介，通过进行社会对话、社区发声、知识分享来参与发展进程，以改善自身状况并促进社会变革。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紧密地依赖于发展项目的实践，因此，它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实践领域。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回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使研究能成为人民和社会需要的研究，并最终能应用在发展实践领域。

《新闻与传播评论》副主编刘金波对这场论坛进行了一一评议。他对本届论坛有个整体感受，认为此次会议成果非常丰富。刘金波认为，这一组专家的发言与主题非常契合，专家们也从理论、方法、路径上对传播学科建设提出非常好的建议。钟蔚文教授从AI到知识提了三个关键词：危机、再造和转向，就此提出新闻传播学的未来在哪里的反思，在危中发现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赵月枝教授用一贯的汪洋恣肆，将对传播学的反思娓娓道来，发出的“世纪之问”也是前瞻之思；他很认同冯应谦教授强调的传播学的中西平等对话，没有平等，没办法对话，只能是别人教育你怎么做，你学习别人怎么做；王晓红教授从技术层面探讨视听传播的问题，对前沿显题的深入思考，非常具有当下价值；吴靖教授从传播学的知识生产现状、生存危机这个角度，探讨了中国传播学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创意性的路径；陈炳宏教授对两岸新闻传播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几点建议，对两岸学术交流具有实践借鉴价值；卜卫教授从跨学科的角度，对传播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思考，具有学术开拓意义。随后，在座嘉宾还对相关发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对话和讨论。

下午，第四场论坛主题是“媒介话语与公共空间”，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赵路平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胡范铸教授以“‘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从流行语‘万元户’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为题，认为“万元户”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流行语之一，其宣告了旧有的“敌我城乡”的层级式的身份系统的垮塌，“述说”了一个全新身份系统构建的开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以“深化与拓展当代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研究”为题，回顾了信息技术与网络新媒体的兴盛带来的根本变化，认为其通过技术赋权，全面刷新了传媒的公共性，使网络公共领域逐渐成为现实，但由于所谓“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压倒了“网络公共事件”研究、以“网络公共事件”为内核的网络公共领域研究缺乏纵深的学理等原因，目前国内网络公共领域的研究仍较不充分，对此，应拓展网络公共领域研究的范畴，深化网络公共领域研究的学理，从而全面地洞察网络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清泉以“媒介转型扩张与城市文化传播创新”为题，认为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全球化跨区域互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新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公众的民主自由意识普遍觉醒使得我们进入“媒介化生存”时代，公民成为外在于体制内媒体的自媒体主宰，成为引发城市文化传播体系出现生态变动、组织重构及机制调适的有生力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开彬教授以“动员、协商与组织民主：乡镇政府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的组织传播”为题，从“实践的社区”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参与观察，对湖北省京山市新市镇的换届选举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动员与协商有助于凝聚村庄共同体，在培育乡村组织民主中起着重要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以“‘中国’：人类共生传播观的符号表征”为题，将“中国”看作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能中为大”的中道而行的行为范式，从传播观念和交往时空观两个角度对“中国”的意涵进行了阐释，认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的合乎逻辑的当代呈现。澳门大学传播系副系主任刘世鼎教授以“‘小粉红’能给传播学什么启发”为题，通过对“小粉红”的起源、特征、外界对其的看法进行分析，认为其以游戏式的表达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空间，表现出一种对自身“献身”权利的捍卫，而这种权利对于社会公共性十分重要，并提出当前存在将民族主义标签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对此应关注民族主义产生的特定语境，重新思考新媒体与青年一代的内在关系。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魏永征以“媒体融合与舆论主导权——以中国官方政策为视角”为题，解析了中国官方提出媒体融合的传媒生态背景、领导人的阐述以及下达的措施，认为媒体融合仍是维护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舆论主导权的战略部署，官方通过采取了优先发展移动媒体、打造“中央厨房”、促进新闻媒体与非国有网络上合作、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等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未覆盖多数、主流媒体经营下滑的趋势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等不足。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予敏教授对本场论坛进行了点评。在媒介的公共领域方面，吴教授认为，中国的媒介公共领域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基于生存共同体的，共情的，非理性的共同体，而非交往理性所支撑的产物。这样的特点对中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它即有利于社会的融合，也会导致社会的动员；在谈到话语问题时，吴予敏老师说，目前中国的话语依然局限于美式的大众传播系统，扎根于本体的话语体系尚需建设；至于“小粉红”问题，吴教授给出的点评是，在讨论两岸四地青年一代出现认知差异的问题时，应当首先考虑的是问题出现的背景和语境，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历史遮蔽现象或许才是认知差异产生的根源；而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方面，吴教授则认为，当今时代，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以及经济位置应该成为思考中国发展与崛起的三个重要维度。点评结束后，参会专家与学者对发言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首届大夏传播论坛（2018）“却顾所来径：改革开放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与反思”学术论坛议程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主持了闭幕礼，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致辞。

吕新雨教授在闭幕致辞中引述了著名思想家、国学大师梁漱溟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的观点，她指出，中国的执政党、群众路线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关系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议题。中国的新闻事业与西方不同，在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新闻学的核心问题，群众路线是沟通党性和人民性的方式，这是与执政党的性质是相关的。新闻事业是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机制，也是民情的现实反映，群众路线不能贯彻，社会就会出现危机。而中国的传播学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的架构下形成的，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兴领域。面对当今全球化的大格局，传播学的中国模式应该如何理解和定义，是学者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为此，吕新雨教授提出了“社会主义公共传播”的概念，认为虽然目前尚无此概念的官方话语，但社会主义公共传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是当前语境下值得思考的议题。新闻传播学者应该摒弃派别偏见，克服理论盲点，共同构建和发展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

至此，首届大夏传播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