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传播学院504办公室里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和配套座椅，以及一张二人座沙发，没有任何多余的配饰。这间办公室和它的新主人卞冬磊刚刚认识不久，里面的一切都崭新而简单，正如卞冬磊所说的“初来乍到，还在慢慢适应”。他坐在靠窗一侧，身着黑色连帽衫，戴了一副黑色半框眼镜，右手边靠墙放着他的双肩包，我们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下午一点的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打下一层薄薄的阴影。比起正式的“采访”，这次面对面交谈更像一次华师大新人师生间的对话。我们通过这次谈话，得以一窥这位从不活跃在社交网络，却在社交网络拥有不少粉丝的知名学者、人气教授，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
【适应】
和9月份初次来到华师大校园的我们一样，对于卞冬磊来说，华东师范大学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去年11月，他离开南京大学，来到华师大报到入职，今年春天他开始为华师大的学生们上课，6月份才第一次以授课教师的身份进入校园，还处于与新校园“慢慢适应”的阶段。
“适应”这个词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多次出现，因为他不仅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还要适应一年级小朋友上下学的接送生活。“前几个月主要是忙着小孩子报名上学，一年级的家长角色转变挺大的。”谈起这些生活的琐碎，他开始细数他的日常，“我会想着课怎么安排？能不能赶上9:50的课？最初感觉很着急。后来发现没问题，坐地铁挺好的，虽然要坐一个多小时，但是15号线不挤，坐到永德路或者紫竹高新区都可以，下来骑自行车就行。15号线还可以到老校区，长风公园下。”细致熟稔，他对这条通勤线路早已了然于心。
但是面对这些新的状况，他好像并不显得手忙脚乱，“我其实比较羡慕很职业化、每天都可以去办公室的学者和老师，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实现这种情况的条件，于是就是松一阵紧一阵，有时间节奏就比较紧，其余时间就松弛一些。”
卞冬磊坦言他不是一个很轻易变化的人，他的微信昵称从QQ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开始用，一用就用了二十年。哪怕是进入了新的环境，他也很快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状态：接送小孩、备课上课、辅导作业，以及很偶尔的闲暇时间用来浏览论坛和看看篮球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他的描述中窥见一点育儿的小烦恼，“我晚上一般没有自己的时间，孩子还小，她要消耗过剩的能量。而且现在的口头作业比较费神，需要孩子自己流畅表达，有时候还需要编题目，编不好就要哭。心情好就有耐心哄哄孩子，心情不好就……”说到这他拍了一下大腿，大家相视而笑。这一刻似乎有两种看起来相去甚远的东西在他身上交织，让一个在学术领域游刃有余的学者陷入了世俗的小烦恼。
现在的他还是会努力保证上午的自我学习时长，因为下午三点多就要去接孩子。生活在他身上雕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它们在不经意处趋于融合，一切都在“适应”中慢慢落到实处。
【守拙】
卞冬磊的学术论文呈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气。大量的引用信手拈来，半文言的遣词造句方式让我们对“写论文”的认知拓展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他来说，能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些自由的发挥空间，会让这个过程更值得享受。
当我们聊起他文采四溢的论文和超凡记忆力时，他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手抄本，里面满满当当都是他为下一篇论文记录的资料和灵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的材料都是手抄的，有时候是史料，有时候是理论，这么多年下来抄了很多本。如果我要写什么，我就去手抄一些相关的文献，当我抄了有大半个本子的时候大概就能写了。因为抄写不仅可以加深记忆，还在书写过程中实现了构思。”这些软面抄大概就是他的记忆抽屉，在抄写的当下，他就已经给它们安排好了论文中的位置，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也是一种大脑运转的方式。
卞冬磊和学生之间的相处模式遵循着一种古朴的“一对一法则”。与设定了统一评价体系的课程不同，卞冬磊上课时会针对每个学生的自身情况“因材施教”，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考评。因此，他在课后批阅学生作业时常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新闻传播学术写作与发表》是一门开了四五年的课，它也跟着卞冬磊来到华师大。今年，这门课在华师大第一次开课。课堂上，卞冬磊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多年的学术写作经验教授给这些第一批修读课程的学生们：选题要避免政策型和热点追逐式研究；文献阅读要围绕问题和研究对象而非块状来展开；开头可以从学术化与场景化两种方式展开，要从经验材料来确定研究框架，避免受到理论框架的束缚……卞冬磊在课程中向同学们强调，“思维和文字的训练是根本的”，这句话给传播学院2021级新闻学专业的孙新宇同学带来了很多启发，卞冬磊对于作业的细致批改同样令孙新宇印象深刻，“大到如何展开理论对话，小到论文写作中的引用格式与标点问题等，卞老师都会给我们一一指出。”在一学期的学术训练后，“我们的学术写作能力、学术思维和逻辑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然，这门课的魅力不尽于此。学术能力的提升之外，许多同学不约而同提到了这门课的“有温度”。2021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王斯勤同学提到，“卞老师会很细心地考虑到疫情对大家身心带来的影响，课堂上时不时的鼓舞让人能够静下心来潜入学术的世界中。”还有一位同学在得知这门课的开课信息后专门申请了旁听，对她来说，“每周一次的线上课程，既是宝贵的学术训练，也是赛博空间里的陪伴与交流。”
当我们提起同学们对这门课的高度评价时，卞冬磊试图给这些传言祛魅，“我已经形成了批改作业的模式——就是建设性地思考这个选题，想想如果我要做的话应该怎么做，就这样思维飞快运转，然后给同学们写一些修改意见。”这门课的作业要分三四次交，先交选题，再交缘起与问题，然后交文献，最后交全文。每一次卞冬磊都会一份份批改过去，并附上讲解，“就这样，三四轮吧，这课上得好像还行。”他自动给这些夸奖降了个级。
相对来说，卞冬磊对学生的要求并不多，他觉得学生要有自主性和判断力，“我希望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找到自己喜欢的选题。”不论是今年的新生还是他曾经带过的往届学生，都提到了他对于同学们研究方向上极大的包容性和极力提供的支持，一位他曾经带过的硕士生告诉我们，“卞老师能够尊重学生的一些想法，尽量去帮助学生遵循自己的研究兴趣，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读一些有意义的书。”学生在他手里更像不被定义的风，但这并不意味着四处飘荡、不成气候，他也曾因为学生的开题报告没通过，给学术委员会写了两三千字的申诉信。他笑道，“还挺操心的，操了不少心。”
卞冬磊觉得自己从来赶不上潮流，“总是很滞后”。他很晚才接触电脑，现在也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好像在所有人都努力伸长触角感知世界脉搏的时候，他又缩回了自己的壳里。在一个高速变幻的时代踏着稍显滞后的步伐似乎显得有点怪，但是又透着一种质朴与真诚。也许这是他与生活对话的方式，走得慢，却可以走得更远。
【藏锋】
写论文对卞冬磊来说好像一直是件顺风顺水的事。2002年，他20岁，在大部分人还未形成学术概念的年纪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历经二十年的沉淀和打磨，几次的转折和成长，现如今，卞冬磊的论文被学界学者盛赞已成常事。在微博上拥有10w+粉丝、人气颇高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老师曾在微博公开评价卞冬磊发表于《传播与社会学刊》的《路上无风景：城市「移动空间」中的交流》这篇论文，称其为“神作”，“难以模仿的好”。各高校学子也在评论区留下了对这篇文章的赞叹和喜爱，“惊为天人”、“无法超越的经典”成为了上百条评论里的高频词。
谈及很早就有论文发表、“学术天才”等评价，卞冬磊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幽默，“好早之前就有人像这样说，这么多年了，依旧没变，这只能说明近些年没有什么长进。”
对于我们问及的“是否阅读大量书籍”，他也谦虚表示，“我不觉得我读了很多书。其实视野很狭窄，一直在新闻传播学内部，大多是功利性阅读，为了写文章快速恶补，这是不可取的。最近感觉有些停滞不前，对本学科层出不穷的新东西有些跟不上。”卞冬磊的阅读更多是为研究新问题、学习新知识。为学术而学习，为学习而阅读，已成为他的常态。
“神秘而帅气的卞冬磊老师，为何没有社交媒体账号？”一位微博网友托我们转达这个疑惑。
听见这个问题，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行，一是性格使然，二是因为hold不住”。卞冬磊认为，在网络世界，言论的影响力实在太强，在社交软件发表言论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眼界，尤其是对于各种领域的社会热点事件，“我只是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者，研究的东西和现实有不少距离，懂得实在不多”。至于“如何呈现自我”，对卞冬磊而言，文章足矣，互联网世界的自我呈现，已经太不必要。
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在本科发表论文是极难的，而他做到了。“我只是在图书馆看期刊，恰巧发现国内日报的周日发刊异常萧条，顺便写了篇小短文”，提及首篇文章的诞生，他的关键词是“恰巧”、“只是”、“顺便”。
“我上学时还算勤奋，老师对我也很好。当时专业的保研名额只有一个，因为大家都不怎么重视，我就被保送了；进入硕士阶段，我把课程作业改了改，发了两篇不错的论文，学院可能看到我有点科研潜力，就留校了。”
对于生命中所有的重要时刻，他只一笔带过，将一切归于“自然”，即便提起自己在博士阶段的写作瓶颈期，他告诉我们的解决方法也是“火候到了”。在他眼里，自己并未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追寻】
“人文社科研究的价值基本不在于解决应用层面的问题，而在于启迪思维。”卞冬磊对于学术研究意义的回答是果断的，“一篇好的文章，作用在于打开读者的思路，提供思考问题的新视角。”
“做学术的好处在于，你的时间是弹性的，坏处在于，‘问题’无时无刻不占用着你的时间，连睡觉的时候也是。”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学术经历，他身体前倾，将双手搭在桌上，语速略微加快，“我记得我上硕士的时候，对学术的兴奋感是最浓烈的，写论文的时候，我常常突然想到一个点子，然后就一直想啊想啊，再结合阅读和观察，想通了就会写出来。”在他看来，写出一篇“难以模仿”的好论文，必要因素有三：对对象的了解、对理论的感觉和对语言的表达。这三者缺一不可。“在规范性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熟练工以后，可以更加灵活地写作”。
在他看来，“学术是孤独的”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别人都在玩的时候，你却在独自处理很多思维上的问题”。问及学术为他带来了什么，卞冬磊思考片刻，给出了一个特殊的回答：“学术为我带来了什么？我想可能是一份工作？”。我们往往不去刻意思考兴趣之于自己人生的意义，但人们常说，将兴趣作为事业是人生最大的幸事，“学术为我带来了一份工作，让我成为了一位老师，这种不太一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挺好。”学术，一件往往被人贴上“崇高”标签的事物，在卞冬磊这里，被浪漫地化作生命中不可缺少之事，给予了最可爱最珍重的定义。
问及他正在做什么研究，卞冬磊有些兴奋地说，最近正好在写文章，是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工作坊准备，主题是“疫情期间的人与自然”，这个有点“非主流”的主题依旧从他对生活的观察中得来。“空间”、“人与自然”“交流”这种关键词连接了新领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触及这种远离热点的话题，他聊起了彼得斯的《奇云》，聊起了自然的隐喻，聊起了秩序的破坏和野蛮生长。滔滔不绝，兴致盎然，灵感的火花在房间的上空劈啪作响。
对一个问题感兴趣，然后输入、输出，最后交付，这是他生活的钟摆里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
在问及对在读的同学们有何建议时，他停顿片刻说，希望同学们保持对时间的敏感性，不要轻易让时间“滑过去”，“大学阶段特别是硕士，是低成就感的时期，需要沉心静气。虽然说现在有各种‘躺平’、‘佛系’的说法，但无论如何，人生的主旋律还是奋斗，积极向上、超越自我才能获得充实感。”
学术在他身体里成为一种惯性。家庭、新作息、新环境，这些不过是偶然出现的变动因素，怎么把它们和学术这个生活的圆心融合起来，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或许往后漫长年岁里，我们依旧能瞥见一个观察生活、埋头苦想，然后奋笔疾书的身影。那儿有一颗融于躯体、超越时空变幻、永远炙热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