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学术 | 雷启立 肖敖夏《坐言起行：以融合创新重构卓越出版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叠加产业转型快速发展的时代，出版业作为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大模型和智能算法不仅改变了出版物的形态与传播方式，也重塑了出版流程和产业格局。在这一背景下，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已不再依赖传统的线性生产逻辑，而是日益呈现出跨媒介、多元化和系统化推进的趋势。

新技术变革时代，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原本就难以满足产业需求，出版产业这一深度转型更是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卓越出版人才不再能够依靠单一学科背景或传统技能满足行业需求，而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素养、系统思维和技术驾驭能力。这种需求暴露出现有出版教育模式的局限。一方面，学科分割导致知识碎片化，制约了人才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传统教学过于强调知识点的传授，而忽视了思维训练与产业实践。因此，如何在变革时代的教育体系中重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学界与出版业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非常必要，意义重大，道阻且长。基于对出版产业变化和人才培养现实状况的考量，本文提出以交叉融合、教学重构、产教融合与点线成面的方式，脚踏实地推进出版教育范式变革。交叉融合旨在突破学科藩篱，实现教育与科研范式的重塑；教学重构强调从知识传授转向思维训练，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逻辑、形象、批判与创造思维；产教融合则以教育与产业的系统协作为基础，将出版学科的建设与行业发展紧密结合；而点线成面进一步强调以项目实践为载体，通过“点”的具体项目牵出“线”的成长路径和“面”的育人生态，从而推动产教融合走向全方位的制度化发展。通过协同推进，出版教育不仅能够回应行业发展的现实挑战，也能够为建设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交叉融合：人才培养与科研范式的内涵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而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出版业的深度转型不仅改变了行业生态，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卓越出版人才不再仰赖于单一学科推进，而是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素养和系统能力。为了较好地理解这种需求及其变化，我们不妨回到现代教育体系的历史与逻辑起点。伽利略在其生涯最后力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的开篇，就向威尼斯兵工厂的工匠们致敬。因为在他看来，工匠们的实践知识，已经成为科学知识的重要基础，“如果不考虑实践知识的发展，人们就无法真正领会科学革命的动态性”。

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给我们启迪。以法国教育演进史来说，早期的古典教育以“人”为中心，教育的主题是整体性的，学科尚未分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拉伯雷强调，人应当“全面把握人类的知识”，“不能拿选择出来的知识门类交给他，必须拿作为整体的知识交给他”，其理想是培养“博学之士”。随着17、18世纪技术进步及社会发展，教育逐渐转向以科学为核心，走向专门化与职业化，学科的独立性日益增强。一方面，百科全书派仍强调科学作为整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孔多塞的“专科学校”模式则凸显了职业教育的专门化取向。在近三百年的社会发展进程和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教育体制从整体走向分割，以学科分立走向专门学科研究的深入，进而以学科为单元向纵深发展的理念逐渐制度化，这也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

由此可见，学科分割而发展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推动知识体系化、学科规范化，加快现代学科知识系统快速建立和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识碎片化的问题。知识在不断细分中获得了深度，但学科之间的壁垒也使得人才在认知和能力上出现分割，难以应对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何谓“知识”、知识何为的问题在对知识的追逐中迷失。这正是现代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张力。一方面需要“分”，以保障学科专业的深耕；另一方面又必须“合”，在跨学科的交汇中回应社会系统性问题的挑战。历史总在这样的交互中前进。

基于以上问题，近些年，很多高校也在设置新的交叉学科或者新型研究机构，培育新的学科领域，培养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交叉复合人才。比如，新创办的大学，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不再采用传统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院系架构，而是设计出新型的涵盖“功能、信息、系统、社会”四大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枢纽”和若干“学域”，“以促进融合学科教育、研究及知识转移的发展”。“学域”之间没有传统的学科边界，且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枢纽”，而是随着现实问题不断发展和演变。“枢纽”“学域”概念的强势引入和“学科”“专业”概念显而易见的淡化，彰显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巨大变化。

我们可以再具体一点，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出版学的发展生动体现了现代教育所面临的“分”与“合”的张力。知识传播和出版物在走向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商业属性，使得编辑出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系统、复杂、综合性的工作。它涵盖知识生产、技术应用、审美创造与产业运行等多个环节，这个链条的复杂性决定了出版人才无法局限于单一学科或技能。尤其在今天，出版已跨越纸质图书，广泛延伸至视听媒介、沉浸式体验、数字游戏，甚至空间设计等领域。这种天然的跨界属性，使出版业对人才的要求本质上就是复合型与跨学科的。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enerated Content，AIGC）技术深度介入出版行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出版社、互联网公司和教育机构都在不同程度地将AIGC引入具体的出版工作中。某出版机构的总编辑甚至说，人工智能对于选题的判断和稿件加工能力已经超越我们现在90%以上编辑的水平。也有些出版社认为，出版是创造性行业，靠编辑的直觉和智慧，用不用人工智能问题不大。针对这一分歧，如果继续依赖经验推断，而缺乏基于证据的系统性研究，不仅容易误判技术趋势，也会直接影响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方向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提出必须立即推动一个覆盖出版全流程的行业调研，回答几个问题。行业到底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以何种深度使用AIGC？技术渗透是否已改变出版流程的逻辑结构？出版教育应如何调整培养体系来对应这种变化？2025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出版研究院开展了“AIGC技术对中国出版行业影响及应用情况调研”。团队在前期多次研讨中意识到，单一出版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难以揭示AIGC技术在出版业链条中的构成和影响。出版活动虽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但其技术生态正面临数智化发展，从算法逻辑到模型逻辑，再到平台治理，都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等领域紧密相关。如果研究仍停留在传统出版学科内部，不仅难以把握技术机制，也无法提出可操作的行业治理方案。因此，我们明确提出必须采用跨学科路径——不是象征性的“合作”，而是从问题的提出、方法的选择到研究框架的构建都要打破学科边界。因此，这一调研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一个面向真实行业问题的跨学科项目，研究院也重新组建了跨学科的团队。

研究过程中，不同学科视角的交汇有效增加了研究深度。研究框架由出版专业学者从出版流程的系统逻辑出发进行搭建，随后由人工智能、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者补充，以涵盖算法逻辑、模型应用及数据伦理等维度。问卷题项的设计也坚持“行业问题—技术机制—治理框架”三位一体的思路。行业问题由出版专业学者提出，技术变量由计算机研究者补充，数据结构与测量逻辑由信息管理学者完善。访谈则覆盖编辑、出版机构管理者、技术平台工程师等不同角色，以确保研究者能够从多个维度捕捉技术对出版生态的结构性影响。调研最终形成了《AIGC技术对中国出版行业影响及应用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8月16日在上海发布。

报告揭示，AIGC技术在出版产业链中的渗透程度已相当显著。在1,049名受访者中，超半数（55.5%）表示高频或经常在工作中使用AIGC工具，而从未使用过AIGC工具的受访者仅占9.2%。在出版产业链具体环节中，65.8%的受访者表示其本人或所在机构在审核校对环节使用了AIGC技术，56.2%的受访者将AIGC技术用于内容创作，45.4%的受访者在用户体验与营销环节使用AIGC技术，42.2%的受访者则在选题策划环节引入AIGC工具。专家访谈提示，出版行业应从内容安全、版权控制与技术伦理三个方面建立AIGC应用的共治标准。多位受访行业专家指出，出版单位应培育垂直领域数字平台，以“高质量版权积累、完整知识体系、版权可控”为基础，强化审核机制与伦理治理，从行业生态层面降低风险。政策层面则亟须出台针对出版业人工智能应用的专项规定，明确高质量私有语料的训练权保护机制，防止优质内容资源被滥用。

报告进一步提出，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业，需要持续推动出版业在标准体系、人才结构与创新场景三方面的深度变革。首先，行业需借鉴“数字教材开放平台”等成功经验，构建标准化、可共享的人工智能辅助出版平台，实现资源互通与流程规范化，并为数据安全和版权合规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出版从业者将由传统编辑转向“人工智能+编辑+营销+数据分析”的复合型角色，行业应建立配套的培训与晋升机制，帮助人才掌握创意化、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能力。最后，AIGC将催生多样化的创新场景：教育出版可实现个性化学习推送，大众出版可依托算法精准策划选题，专业出版可借助人工智能进行体例规范与知识校核，进而加速与教育、文旅、影视等领域的融合。在此背景下，出版业应努力构建“可信、共生、可持续”的AIGC生态：通过溯源机制与自动脚注功能保障内容可信；通过技术方与出版机构的资源互补实现共生；通过“创作—训练—输出—收益”闭环机制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AIGC赋能出版已成不可逆趋势，其最终成效取决于行业在标准建设、人才升级与创新落地之间的平衡，以及在技术与人文价值融合中的持续演进能力。

在多学科专家及师生的通力合作下，这一调研案例不仅展示了新技术在出版业的现实状况，更体现了跨学科合作在理解复杂技术变革中的必要性与前瞻价值。跨学科合作机制本身就是产教融合的重要起点。它使研究团队能够在真实项目中形成从问题提出到成果应用的全流程协作，为后续出版学科的教学设计与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随着技术与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出版人才培养必须主动突破传统学科框架，在保持学科纵深知识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课程、项目实践与产业合作推动知识的重组与再造，回应出版教育的现代性使命。教育的现代性使命在于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而出版学作为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正需要在交叉与融合中实现这种超越。2022年5月出版专业博士学位（专业代码：0553）的设立，标志着出版学科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也为产学研结合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在学术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同时，落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区域地方发展为需要推进产学研融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最近三四年，华东师范大学重点发展了包括智能教育、空间人工智能、智能金融、智能药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建设了华东师范大学重庆研究院、海南研究院、贵州研究院等若干地方研究院，这些都不是单一学科和单线条工作的建制，而是以地方区域、问题领域为枢纽来组织的。2022年5月成立的上海出版研究院，团队成员就包括文学、哲学、计算机、图书情报管理等专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主要开展的也不是传统的论文、项目等纯学术研究，而是根据社会需求变化确定研究方向、组建队伍。不同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此开展交叉研究，在解决问题的研究中学习和成长，试图形成“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互动”的新型格局。

交叉融合不仅是一种人才培养策略，更是一种新的科研范式，不仅是出版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科研范式革新的内在动力。它试图回应学科分割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从而为卓越出版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学理依据，探索出了实践路径。

二、教学重构：通识教育与思维训练的双重转向

由于出版学科具有鲜明的应用属性，并与出版产业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其学科使命不仅在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前沿拓展，更在于服务行业实践与社会需求。与基础学科相比，出版学科的科研活动往往与教学目标相互嵌合，科研成果最终需要落脚于人才培养。出版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生成新的知识体系，更在于通过教学过程实现知识的传递、思维的塑造与能力的生成，使科研与教学在育人逻辑上形成闭环。在知识快速膨胀与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大学教育的任务已经从单纯传授知识逐步转向注重思维训练与通识教育的综合培养。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一直强调的，“知识就是力量”已不足以概括当今教育的使命，在信息爆炸与知识更新迅速的背景下，“思维才是力量”。判断何为知识、识别其真伪，并将知识转化为创新和批判的能力，才是卓越人才的核心素养。

华东师范大学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实践范式。首任校长孟宪承早在1934年就提出“大学三理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强调智慧、品性、自由思考与社会使命，成为学校通识教育的重要精神源泉。20世纪90年代，学校率先提出“基本要求+需求选择”的培养模式，探索通识教育改革。进入21世纪后，学校确立了“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低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高年级展开专业教育。此后，学校逐步采取了一系列通识课程建设举措。通过这些探索，华东师范大学逐渐形成文理兼修、重视经典阅读与跨学科融合的鲜明特色。

进入新时代，学校提出“卓越育人”的总体目标，推动教育模式的深刻转型。在通识教育方 面，学校自2018年起研制新版课程方案，2019年形成以“经典阅读课程、模块课程、分布式课程”为主体的课程体系。2020年发布的《卓越育人工作总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建设“少而精、博而通、超越知识点、以思维训练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凸显思维导向与跨界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字塔型”通识教育结构：以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课程群为塔尖，以经典阅读课程群为中层支撑，以模块课程群为基础，逐步构建跨学科、重思维的完整课程体系（见图1）。位于塔尖的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课程群通过回顾数学、历史、文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重大转折与典型案例，揭示思维模式的演进逻辑，培养学生跨学科的自由思维与历史反思力。处于中层的经典阅读课程群通过与人类文明经典的直接对话，引导学生把握改变世界的重要思想，提升科学精神、人文素养、逻辑训练与审美修养。学校重点选取《共产党宣言》《道德经》《几何原本》《量子史话》四部代表性经典作为导读文本。处于基础层的模块课程群则涵盖“理性科学、实践创新、思辨推理、文化审美、价值社会、伦理教育”等六大模块，围绕社会发展重大议题展开研讨，打破学科界限，引导学生跨学科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学校还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课程的可能性，例如通过自主研发的ChemGPT等工具，将大模型与教育场景结合，推动课程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的创新实践。

由此可见，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从知识教育走向思维教育，从学科分割走向跨界融合。它既是回应“钱学森之问”的教育创新路径，也是新时代大学培养卓越出版人才的关键支柱。在这一过程中，思维训练不再是附属环节，而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基因，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综合培养，将为未来出版教育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路径，是新时代大学培养卓越出版人才的关键途径。

三、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与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视角来看，大学与社会之间一直存在“既远又近”的关系。一方面，大学承载着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的使命，具有一定独立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与产业变革又不断推动大学教育模式的调整。

出版业作为典型的应用型学科，其发展始终与社会变革和技术迭代紧密相关。出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综合性的工作，社会阅读习惯的理解和观察，产品终端的材料，技术、审美与出版物表现形式的独特性，策划创意，书稿编辑，出书样式，发行策略，衍生产品……产业链长，涉及的学科和领域广，很难以一个学科或专业划界，也难以脱离社会变化和产业需求闭门造车。所以，在各种人才培养的研讨中，我们都深刻感到，出版是真正要求文、理、工、艺相结合的。但不容讳言的是，高校缺乏具有行业经验的教师，在跟踪产业前沿，对新业态的感知，对社会阅读习惯、市场意识的把握等方面，都有很多不足。就算高校加强实验室的建设，也跟不上产业和技术迭代的变化，这就特别需要来自产业的介入和支持，需要把产学研相结合，形成新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决定了卓越出版人才培养不可能依赖单一学科或封闭的校园环境，而必须在产教融合的机制下，建立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双向互动。行业、产业变化快，一线专家工作忙，相关经验、案例也需要提炼、总结和推广，高校师生正好教学相长。

当今时代，新的技术变化非常快，重塑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重构了这个学科发展的范式，任何单一行业和领域都难以覆盖。出版活动的变革过程本质上是人类借助技术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过程。从手工抄写到智能出版，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深刻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播形态。第一个阶段是手工抄写时期。这一阶段可追溯至西汉末年槐市与书肆的出现，当时书籍的复制完全依赖人工抄写，图书的流通以个体书摊和书肆为主。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使纸张成为廉价、易得且适于书写的知识载体，极大地降低了书籍的复制成本。第二个阶段是雕版与活字印刷时期。7世纪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能够批量复制，出版由此进入印刷时代。唐宋时期雕版印刷盛行，宋版书成为被后世称道的出版典范。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则进一步提升了印刷效率与灵活性，使图书的生产由一次性雕版转向可重复排版的工业逻辑。第三个阶段是机械印刷时期。19世纪中叶，西方蒸汽印刷机与铅字技术传入中国，出版业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生产的跃迁。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出版机构相继崛起，使出版由文化事业逐步转化为现代产业。第四个阶段是电子出版与网络出版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电子出版的兴起标志着出版业由机械化迈向数字化。计算机排版、光盘出版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应用，使出版物脱离了传统的物质载体，进入虚拟化与多媒体化阶段。电子书、网络出版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出版流程实现了从创作到传播的数字化重构。出版的核心由“印刷技术”转向“信息技术”，知识传播的边界因此被极大拓展。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出版的融合与重构。出版从单向传播转向互动共享，从静态文本走向多模态表达。数字平台使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高度融合，出版活动进入“平台化”阶段。然而，信息过载与内容同质化等问题的出现，也迫使出版业寻求新的技术支撑与内容创新。人工智能的崛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到来。

在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浪潮的驱动下，出版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程更是揭示了科技变革对出版业和教育体系的深层影响。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此后，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达特茅斯会议至20世纪70年代的“推理期”，这一时期以符号逻辑与规则推理为核心，强调计算机模拟人类思维的逻辑结构。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至80年代以知识工程为代表的“知识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尝试通过专家系统将人类经验知识结构化，但因知识总结与输入系统存在困难而受限。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学习期”，这一时期由于算法优化、算力提升与数据规模的指数级增长，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得到广泛应用。2010年后，深度学习与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为人工智能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基于数十亿参数和海量语料训练的模型（如OpenAI的GPT系列）已具备理解复杂指令、生成自然语言文本与融入人类偏好的能力。尤其是思维链与推理模型的引入，使人工智能在逻辑推理、内容生成与情境理解方面取得质的突破。2025年，推理模型DeepSeek-R1的问世更引发了对推理模型的高度关注。在出版业中，人工智能工具已覆盖从写作、图像、视频到音频的几乎所有生产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提升了内容创作的效率与效益，也推动了出版物形态的多媒体化与数字化转型。由此可见，技术演进本身已成为出版业创新的关键驱动力，也为出版教育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与教学内容来源。出版教育亟须在理解技术原理与把握产业逻辑之间建立桥梁，使学生既具备技术素养，又能保持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

出版业的产业逻辑正在从“内容导向”转向 “市场导向”，市场机制与技术逻辑正在反向塑造出版教育的课程与人才培养结构。以果麦文化推出的垂类模型“书世界”为例，该项目以数字化编辑系统为核心，将市场营销变量直接引入选题策划与图书编辑的早期阶段。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团队借助大数据分析读者偏好，对标题、封面设计、宣传文案等进行多轮测试优化，从而在出版环节即嵌入市场化思维。在图书上市后，团队通过多平台流媒体矩阵精准营销，结合社会热点与文化议题实现持续传播。这种出版逻辑的演变，意味着出版行业的竞争力不再仅取决于编辑与审美能力，更取决于数据分析、品牌运营与媒介传播等复合型技能。这种从产业实践中产生的“倒逼机制”，要求高校在出版教育中打破原有的学科壁垒，将技术应用、市场研究与文化传播等要素系统融入课程体系。只有通过多学科产教融合的协同培养，才能真正培养出既懂内容又懂市场、既能创新又能实践的新时代出版人才。

然而，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来看，技术并非中性的工具，而是塑造人类感知、思维与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媒介一旦被引入教育与出版，就会改变知识的传播方式和社会的符号系统。因此，出版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文化认知与社会关系的再组织。我们必须意识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会深刻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式，以及知识共同体的建构。但归根结底，机器的价值始终在于为人服务。正如学者刘禾指出的，“人与机器之间存在某种根本的、精神层面的联系”。数字媒介与人机关系不仅是技术问题，更关乎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结构。出版业在引入人工智能时必须强调人的主体性，确保技术不会异化为主导力量，而是通过人的驾驭转化为促进教育与产业共生的工具。

学科的边界本质上是人为建构的，它往往无法真实映射社会与技术的复杂性。“编辑无学”，在人工智能高度渗透的语境下，出版学科与教育实践已经超越传统边界，形成跨学科、跨产业的知识生态。如果仍然固守学科划界，就可能错失对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回应。相反，强调人的主体性，打破固有的学科专业藩篱和“知识”崇拜,在知识流动中主动驾驭技术，才是产教融合的真正要义。

四、点线成面：以项目实践推动产教融合全方位开展

案例教学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也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效方式。教学案例的评选本身就是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奖的重要类型，其背后往往蕴含着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做法。对于出版学科而言，这些经验不仅能够直接反哺人才培养，也能够为文化强国、出版强国战略以及中国出版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示范性路径。换言之，案例不仅是教学的素材，更是学科发展的基石。

然而，长期以来，政产学研用协同常常停留在口号层面，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都在等着对方发球，等着上级出政策。事实上，如果行业与高校能够在项目实践中先行一步，通过真实项目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和机制，相关政策往往也会随之而来。这意味着，高校和行业不应等待，而应主动创造。无论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选题开发，服务教育现代化的出版工程，还是人工智能赋能的出版实验项目，项目本身就是产教融合最有效的抓手。可以让行业专家和高校师生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相互结合，学中做，做中学，在过程中形成产学研团队，形成师生、师徒研学用共同体。一旦好的经验和规则形成，相互之间的边界、身份标签和认同也就打开了，相关工作也就能够真正落实，从而真正实现产学研团队的深度协作。

在这一逻辑下，“点线成面”的模式成为推动产教融合的重要方法。所谓“点”，即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项目，它们来自产业一线最迫切的需求，是产教融合中最具象、最生动的切入点和载体。由这些“点”，可以牵引出多条“线”：一是“人才成长线”，学生在项目中直面真实问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同时培养团队协作、市场洞察和创新思维能力；二是“技术赋能线”，行业最新成果通过项目无缝传递到高校教学与科研中；三是“学科建设线”，项目实践不断拓展出版学科的边界，使之更加紧密地与社会需求结合。当这些纵横交错的“线”通过一个个项目不断地延伸、交织，便形成了覆盖教育、科研与产业的“面”，构建起产教融合的全方位完整生态。

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出版研究院的AIGC行业调研为例，这一跨学科项目不仅回应了出版业的现实痛点，也显现了产教融合的制度潜能。出版教育不能停留在课堂，应当在真实产业问题中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与思维能力。因此，在调研组织过程中，学生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完整流程，参与问卷测试、数据采集、深度访谈与分析撰写，在实际应用中掌握研究设计、产业分析与跨学科沟通的能力。这种模式让学生不是“旁听者”，而是研究共同体的“真正成员”。它在真实产业问题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使教育成果能够反哺行业发展。调研成果最终回流到行业端，帮助机构理解AIGC的渗透结构、风险和治理要求，也为教育端提供调整课程体系、更新培养方案的依据。最终，以跨学科研究推动出版学科的方法革新，以产教融合实现出版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双向促进。

因此，产教融合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制度性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高校应在人才培养中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将教学与科研深度嵌入产业实践；产业则应为教育提供真实案例和实践场景，共同推动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的过程中形成复合型能力。这种模式既能回应社会与行业的现实需求，又能为出版学科建设提供坚实基础。从长远看，产教融合既是卓越出版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也是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不仅为学生提供跨界成长的通道，也为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制度性支撑。

（注释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雷启立,肖敖夏.坐言起行:以融合创新重构卓越出版人才培养[J].现代出版,2025(11):35-43.

CY/T 121-2015 雷启立、肖敖夏：《坐言起行:以融合创新重构卓越出版人才培养》,《现代出版》2025年第11期,第35页至43页。

MLA 雷启立,肖敖夏."坐言起行:以融合创新重构卓越出版人才培养." 现代出版,(11)2025:35-43.

APA 雷启立,肖敖夏.(2025).坐言起行:以融合创新重构卓越出版人才培养.现代出版,(11),35-43.